匯報會上，除匯報各方面之情報，了解戰(zhàn)備有關事宜，商討和執(zhí)行各部隊之調遣外，在平、津失陷前，主要研究如何處置盧溝橋事變及部署華北的抵抗；平、津失陷后，才轉而研究全面抗戰(zhàn)的方針、謀略及部署。

何應欽等人研究來討論去，總下不了奮起反擊的決心，而日軍參謀本部卻在“不擴大”的煙幕下，制定了《對華作戰(zhàn)計劃大綱》，華北駐屯軍也于7月15日擬定了對華北的作戰(zhàn)計劃，隨即開始實施。這就迫使國民政府把對日宣戰(zhàn)提到了議事日程。在何應欽主持軍政以來，這是他處理中日關系的重大轉折。在處理國共關系上，由于聯(lián)共抗日大趨勢的不可逆轉，他也從過去一味反共、“剿”共，轉變?yōu)槔弥泄布捌湮溲b力量。在7月13日的報會上，他首次提出了利用中共武力的建議：“必要時令‘第三者’出綏進內蒙，以擾敵之側背”，公開承認在抗日問題上與中共有了共同的利害。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fā)表了對盧溝橋事變的強硬講話，提出了“弱國外交最低限度”的四點立場。盡管仍幻想以妥協(xié)求和平，但這畢竟是人民盼望的中國政府的正式表態(tài)，全國人心為蔣介石承認中華民族已到了犧牲的“最后關頭”而受到鼓舞。此前，周恩來已向蔣遞交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但蔣的講話中只字未提國共合作之事。何應欽從中看到蔣介石對中共的態(tài)度，不過是借聯(lián)共抗日之承諾，假日軍之手削弱共產黨而已。

19日，何應欽一反此前拒絕接見任何日方代表的做法，在軍政部接見了日本駐華武官喜多誠一，如朋友敘舊般與居心叵測的喜多“交換”關于盧溝橋事件的意見。喜多聲稱：“中日局勢，已至最后階段，希望撤退軍隊；否則局勢有擴大之虞?！焙螒獨J答道：“目前緊張情形，全系日方派遣大批陸軍、空軍所造成，我方自始希望和平解決，并無擴大之意。但鑒于日方調派大軍于河北省，不能不有所準備；此種準備，全系出于自衛(wèi)，并無挑戰(zhàn)之意。中國軍隊均是國軍，無所謂中央軍與其他軍。中國軍隊在中國領土內調動軍隊，系屬當然之事；但如日本能將新增之軍隊撤退，中國方面亦可考慮作同樣之行動。總而言之，事態(tài)之擴大與否，在日方而不在中國也?！崩^則又說：“如果不幸發(fā)生戰(zhàn)爭，則戰(zhàn)爭的結果，中國與日本必兩敗俱傷，日本也絕無好處，終將使蘇聯(lián)和中國共產黨坐收漁人之利?！焙螒獨J還叮囑喜多將他上述預言記在日記上，“以待嗣后之驗證”。

為了國共合作抗日正式確立，中共中央的代表周恩來等人與蔣介石反復會談，希望立即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但蔣認為似乎未到“必要時”，不愿公布。但他卻頗樂意接受何應欽的建議，在平、津淪入敵手后，于8月初下達手令，“令朱、毛秘密由察北向熱河挺進”，仍拒絕給予中共和紅軍以合法地位。

8月12日，何應欽與白崇禧、黃紹竑就紅軍參加抗日問題，曾商討過一個分解紅軍，乘機瓦解陜甘寧邊區(qū)的計劃。何認為，紅軍之全部“最好集結長安，用火車輸送至前方，或以一部使用于山東泰山山地，一部使用于平漢路以西山地，一部使用于察省”，以便分而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