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是一個106歲的老人了，歲月的流逝，很多事情已記得不是很清楚了，但在一些零星的記憶中，我能肯定的是當年我結(jié)識和相交的那些人，尤其是我今天要談到的這些民主人士（當時被稱作社會人士），無論是他們的學識，還是他們的思想、胸襟和責任感都是值得我敬佩的。與這些民主人士交往的幾件事中，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救國會”和“星五聚餐會”。

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愛國救亡運動的種子在每個有識之士的心中萌動，“救國會”應(yīng)運而生。在當時滬上銀行界幾位有影響的人物的發(fā)動下，社會地位較高、思想較為進步的各行各業(yè)人士便時常相約在中國銀行的小客廳聚會，商談國家大事。隨著參加人數(shù)的增多，后來還形成了以行業(yè)劃分的小組。我當時在上海的江蘇銀行工作，參加的是以章乃器為首的小組，其中比較重要的還有蔡承新、趙君邁等人，此外還有文化小組、科技小組、教育小組等。我當時一人住在江蘇銀行五層樓的一間小臥室里，旁人進不去，因此“救國會”的一些文件都是存放在我那里。其實“救國會”完全是松散的民間組織，所謂的小組僅是為了聯(lián)絡(luò)的方便，沒有設(shè)立專門的辦事機構(gòu)，沒有專職人員，政府、各政黨也沒有參與其中，但是活動中的許多積極分子后來都成了中國民主同盟的骨干成員。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章乃器、沙千里等人當時就與中國共產(chǎn)黨有聯(lián)系，沙千里還是秘密黨員，他曾借給我一本《聯(lián)共黨史》，在當時的中國還鮮有人讀過它，對此我印象很深刻。當時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有自己的電報機，這些民主人士就利用這臺電報機與中共保持聯(lián)系，獲取信息。因為警察不敢搜查銀行，所以他們的活動一直得以進行。

后來被稱作“七君子”的7位民主人士均是“救國會”的重要成員，他們被捕后被關(guān)押在蘇州。那時，我的夫人和孩子住在蘇州，他們?nèi)笔裁次业姆蛉司蜏蕚涫裁此腿?。七君子的家人去探監(jiān)時也住在我家，有很多重要文件就利用帶小孩探監(jiān)之便夾帶進去。

除了“救國會”，我還參與了“星五聚餐會”，因為聚餐基本都是在每周五晚舉行，所以大家便約定俗成地稱之為“星五聚餐會”。起初也就幾位發(fā)起人圍坐一桌商談?wù)謬拢髞韰⒓拥娜嗽絹碓蕉?，兩張桌子都坐不下，不過參加聚餐的主要還是以工商界人士為主。我因為工作的關(guān)系沒有一直參加，但這個聚餐會卻延續(xù)了很久?！靶俏寰鄄蜁逼鸪踉谏虾?。重慶成為陪都后，“星五聚餐會”的很多成員也隨各類機構(gòu)的西遷來到重慶，聚餐活動不僅沒有間斷，抗日戰(zhàn)爭更激化了每位民主人士的愛國情緒，聚餐會的政治性開始加強，大家在活動上經(jīng)常情緒激昂，互相交換對國家命運的看法，我也在活動中結(jié)識了更多富有愛國熱情的有識之士，他們運用自己的聲望和個人能力，為推動當時的民主運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