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金燦

一個人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親近與否，取決于其性情，有深情者自能近之，無深情者即使雅好傳統(tǒng)文化，亦難體察個中幽微之處。

許石林先生深情。在他絕大多數(shù)的文章里，尤其是談?wù)摴湃搜孕兄?，他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進德彰賢。這聽起來很冬烘，似乎頭巾氣十足，然而里面所涉及的德行，是人之大端，不可糊涂?，F(xiàn)在很多人看不得正襟危坐地說道理的文章，時勢如此，許先生在寫作時也不得不進行權(quán)變，他將“進德彰賢”這一用心，溶在平易近人的文字里，如鹽入水，人受其味而不覺有東西進入腹中。

讀許石林先生的文章，容易被各種生動的比喻吸引，又或是對其嬉笑怒罵的姿態(tài)印象深刻。在我看來，這些東西都不是最應(yīng)注目之處。“天下文章出桐城”，桐城文章強調(diào)義法。所謂“義”，是《周易》說的“言有物”；所謂法，是《周易》說的“言有序”。今人寫東西，于義于法都顯得茫昧。要而言之，許先生書中的各種比喻也好，嬉笑怒罵的姿態(tài)也罷，都屬于“言有序”，而他的“進德彰賢”之心，才是言中之物，就像水里的鹽一樣。古人寫作技巧極高，但并不以“言有序”為能事，他們不去高談什么寫作技巧，寫作是“辭達而已”。言有物，才是古人最看重的，因為無論你是反對還是贊成作者，都要基于作者的“鹽”來發(fā)論。

在古人看來，要窺得作者用意，是講究眼光的一件事。譬如讀《莊子》，入眼就不得不慎重。清末大儒王先謙在《莊子集解》的自序里，這樣評價《莊子》里的各種狂言怪語：“此豈欲后人之行其言者哉，嫉時焉爾。”意思是說，莊子的狂怪，皆因憂世而發(fā)，并不希望后人模仿。王先謙可謂是莊子的異代知音?！肚f子》成書于衰世，里面的言論多因憂憤而生，因此往往正言反說。后人讀《莊子》，若不能體察其憂世深情，就容易對那些非賢非圣的言論不得要領(lǐng)，甚至走火入魔。

當然了，許先生的書并非像《莊子》那樣走激詭之路。但他在文章里大談古人的好，篇幅之大，舉目皆是。這似乎給人“食古不化”的印象。其實，許先生自有深情。他服膺顧亭林，亭林先生主張“文須有益于天下”。許先生躬行顧氏之言，將憂世之心，化為崇古之文、笑罵之筆，實際上是希望對今日的人心出一分匡扶之力。

在現(xiàn)實生活中，許先生并不泥古，比如他與一群朋友相聚，當大家都將某人批駁得一無是處時，他會直言不諱地說出那個人的可貴之處；當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贊揚某人時，他則會告訴大家那個人有哪些不足之處。他無意標新立異，只是論人衡事自有進退的標尺，不會被大流裹挾，這個標尺就是人的德行。李白有言：“古人今人若流水。”若將時間線拉長看，今天的人也會成為古人。然而人分今古，美德卻不分今古，前人的嘉言懿行，在任何時候都值得后人心慕手追。這就是先賢崇古的精神所在。

有人說：“古代專制、黑暗，你談這些有什么意義？”幾乎每一個崇古之人，都會面臨類似的詰難，許先生應(yīng)該也不例外。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diào)。首先，古代是否真如你想象中的那么專制、黑暗，本身就是一個嚴肅的學術(shù)問題。其次，正如錢穆先生所說，天下“無數(shù)百年不敗之政治，亦無數(shù)百年不壞之制度”，再好的制度也會有壞的時候，所謂久必生弊，需要不斷損益，不可能一勞永逸。最后，今人所沾沾自喜的現(xiàn)代政治制度，若不是由賢人君子施行，非但弊端叢生，而且更加“吃人”。

先儒論人，以美德與學問為高，目的是培育士君子，而士君子是良政美俗的基石。這是一種極其深邃的眼光，因為它直接指向人本身。許先生顯然領(lǐng)會了古人這一深意，他那些貌似為古代招魂的文字，其實是為玉成與勉勵今日的士君子而發(fā)。讀許氏書，如果認為他只是在緬懷古代，顯然將他讀淺了，至于將他的書當談助看，則更是辜負了他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