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獎常勝軍張啟疆新近出版了作品結集《導盲者》，特別強調其中《導盲者》、《失聲者》、《失聰者》等幾篇與殘障者有關的獲獎散文。這種在主題上的有意謀劃令人思考“殘障文學”作為一種類型的可能性，并且立刻想到一九九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環(huán)繞智障兒這一中心形象寫出來的一系列作品。

讀過蘇珊·桑塔（Susan Sontag）的《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對關于疾病或殘障的書寫自會多一層戒備的心態(tài)。如果疾病的隱喻性往往為病患者帶來種種不必要的道德和心理包袱，例如十八十九世紀的肺癆、二十世紀的癌癥和晚近的艾滋病，均附帶著毫無必然性的人格暗示，那殘障的隱喻亦極可能會造成種種對殘障者的不公。著名失明作者程文輝女士便在其自傳《失明給我的挑戰(zhàn)》（后隨改編電影改稱《伴我同行》）中指出，上半世紀華人社會把盲人叫做盲公或盲妹，是帶有鄙視成分的，“盲”除了是身體上的缺憾，亦被視為一種人格缺失。

我在這里指的“殘障文學”，并不是針對由殘障者（如程文輝女士）自我述說的書寫，也不單單是指“與殘障有關的題材”的文學，而是指殘障的“文學化”。當殘障這一現(xiàn)實被“文學的手段”轉化為“文學作品”，它便往往不能再符合桑塔的理念，被視為或被“還原”為一種“純物質”的身體機能缺憾，而無可避免地與各種“意義”扯上關系。

《導盲者》在殘障的“文學化”方面有很明顯的示范作用。殘障的“文學化”包含下列幾項特質：首先，無論作者設定的角度是第三身的對殘障者的外在觀察，或是第一身的對殘障者的內在心理模擬，他作為一個健全者的身份往往會把他嘗試對殘障者作出的關注反過來變成對自身自我反照式的探索。所以《導盲者》其實并不是關于失明人士的生理之“盲”，而是關于所謂健全人的心理之“盲”，并進而猶如論者所言，反映出現(xiàn)代人的精神缺憾和迷失。伴隨著健全者借殘障者進行自我反思而來的，是殘障者的典型“文學化”形象的塑造。在“殘障文學”中，殘障者往往會因其缺憾而更見完滿，如盲者因其目盲而洞察人生之磨難，失聲者因其啞默而更超脫于人世之喧嘩，失聰者因其耳聾而更敏感于生命之呼喚。換句話說，“殘障文學”是把殘障者塑造為智者、哲人、洞悉天機者、看透人生者的一廂情愿的文學，其底蘊中的對殘障人的關注往往被健全書寫者的自我中心反思所掩蓋或取代。于是，“殘障文學”亦常常難掩自身的殘障，也就是“文學”這個機制的內部局限——以隱喻把實質的經驗導引向“另外”的意義。如是“導”盲，我們讀者看到的不是漆黑，而是文學有時過于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