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此時，覬覦已久的西方豪強破門闖入，瘋狂掠奪，加重了古典儒教制度垮塌過程的慘烈性。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和數(shù)十億兩黃金白銀的賠款掏空了中國社會的財富，極大阻礙了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人口過剩的歷史細節(jié)，在清代洪亮吉《洪亮吉集》中也有記載。

人滿為患態(tài)勢逼近，耕地緊缺，下層民眾無法守著宗族村落安居，無奈之下只有遠走他鄉(xiāng)，尋求生機。結果，定居生活支撐的社會模式——宗族、宗法、綱常、禮俗開始瓦解，儒教制度逐漸被拋棄。

其實，并非到公元1800年，中國人才開始游離定居生活。早在公元1500年，福建、安徽等省人口就開始闖蕩天下，經(jīng)商、勞務、做海盜、下南洋……往前說，并非公元1500年后中國人才懂得做移民。自商周以來，中國就有一些商人，往返長途販運，他們是中國移民的先驅。商人之外，更多游俠、旅行家、方士、郎中、戲班……往來遷徙，歷朝絡繹不絕。兵荒馬亂時，還有綠林、響馬、胡子、匪盜、秘密結社……所有這些人群，都為后來的中國的移民社會模式——也就是“江湖”，做過“貢獻”。這個自發(fā)的移民模式，逐漸演變?yōu)橹袊慕鐣?。但是，在公?500年前，流動人口占社會總人口比例極低，如果不計戰(zhàn)亂時期流散人口，正常年份不足一成。這些人在人口規(guī)模里比重極小，還不能動搖儒教文化制度，且不時被統(tǒng)治者打壓。

公元1500年后，耕地接近飽和，局部人口過剩導致游民比例開始攀升，至公元1800年全國人口接近飽和，游民如洪水般散開，逃荒求生，全國蔓延，數(shù)量經(jīng)常占總人口半數(shù)以上，嚴重動搖了儒教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tài)。公元1800年以后的整個19世紀，儒教制度逐步地走向破產(chǎn)。從此，中國就不可能走回定耕文明的老路，必須考慮用新模式解決迫切的人口增長問題，重構社會組織體系，提高資源配置水平從而提高生產(chǎn)力。至此時，中國古典性已經(jīng)終結。然而，現(xiàn)代性尚未產(chǎn)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