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在談?wù)撡R歲大片《金陵十三釵》之前，不妨先簡單回顧一下張藝謀電影的進化路線圖。從民族尋根的《紅高粱》，經(jīng)過民族劣根性批判之《菊豆》，到表達底層痛苦的《活著》、《秋菊打官司》和《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我們看到了一個被張藝謀遺棄的早期自我，它不僅表達出導演的杰出才華，更展示了電影人的基本良知。而從《搖啊搖，搖到外婆橋》開始，張藝謀開始深化源于《紅高粱》的流氓敘事，將其變成一種庸俗的商業(yè)文本。

這是一個戲劇性的轉(zhuǎn)折，意味著中國主流電影的價值轉(zhuǎn)向。而后，在《英雄》、《十面埋伏》和《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張藝謀推行赤裸裸的低俗主義，并于花花綠綠的《三槍拍案驚奇》中達到惡俗的高度。張藝謀就此完成了他向“三俗”領(lǐng)域（庸俗、低俗和惡俗）的華麗飛躍。

張藝謀、陳凱歌和馮小剛的三位一體，構(gòu)成由大片主宰的庸眾市場。張藝謀公式=情色+暴力+民族苦難題材+愛國主義，制造了政治和商業(yè)的雙贏格局，由此成為意識形態(tài)和電影市場的最大救星。但與此同時，張藝謀電影的技術(shù)指標和媚俗指數(shù)都在與日俱增，而《金陵十三釵》的上映，即將迎來新一輪身體敘事的狂歡。

金陵的六朝金粉和秦淮風月，最易引發(fā)世人的情色想象。它是中國情色地理的中心。作為本土最著名的紅燈區(qū)，秦淮河搖籃催生了名妓董小宛、李香君、陳圓圓、柳如是、馬香蘭、顧眉生、卞玉京、寇白門等等，而這個妓女團體的作為，顛覆了唐朝詩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國恨”的著名論斷。李香君頭撞墻壁而血濺扇面，成為《桃花扇》中獻出政治貞操的著名隱喻；柳如是因史學家陳寅恪立傳而身價倍增；董小宛則因金庸的武俠小說而名噪一時。所有這些高尚妓女的事跡，構(gòu)成了《金陵十三釵》的香艷布景。

而在二百八十多年后的1937年，日軍在南京展開曠世大屠殺，據(jù)說有三十萬人被血腥殺害，其中八萬女性遭到奸殺。這原本是一個嚴厲的史實和指控。它要成為人類反思戰(zhàn)爭暴行的重大契機。但在《金陵十三釵》里，情色地理和戰(zhàn)爭地理，秦淮河的歷史風塵和南京大屠殺的血腥現(xiàn)場，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場景，卻發(fā)生了戲劇性的疊合，由此構(gòu)成罕見的電影題材，幾乎所有人都會為這種講述而涕泗橫流——

一座由西方“神父”主持的南京教堂，于1937年收藏了一群金陵女大學生與十三個躲避戰(zhàn)火的秦淮河上的風塵女子，以及六位國軍傷兵。而在大屠殺的背景下，青樓女子們身穿唱詩禮服，暗揣刀剪，代替女學生奔赴日軍的圣誕晚會和死亡之約。這是明末愛國妓女故事的壯烈再現(xiàn)。

最后的赴死場面，是一次向愛國倫理的神圣超越。敘事的高潮降臨了，妓女從普通的性工作者，經(jīng)過赴死的洗禮，轉(zhuǎn)而成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圣女?！笆O”雖有經(jīng)營肉體的歷史，卻堅定捍衛(wèi)了民族國家的精神貞操。這是電影的基本主題和價值核心。金陵妓女們面對兩次精神性獻身：第一次向基督的代表英格曼神父（西方的符號）獻身，第二次向民族國家（東方的符號）獻身，進而成為向好萊塢和廣電總局獻身的奇妙轉(zhuǎn)喻?？梢灶A料，美國人和中國人都將為這種獻身而大聲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