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演出本《杜十娘》里，李干先與杜十娘一見鐘情后，柳遇春到教坊司為杜十娘贖身，因為和老鴇談不攏贖身的價格，老鴇喚出杜十娘來詢問。杜十娘表面上回絕贖身嫁李干先之事。當夜卻就帶了百寶箱私奔到李干先住所，兩人在柳遇春掩護下徑直上船，前往李干先家鄉(xiāng)。

從故事本身來看，私奔當然具有更大的戲劇性，更適合于戲劇演出的效果。但是從法律史的嚴格意義上來說，這樣的情節(jié)設(shè)計就很荒唐，是不符合當時的法律以及一般的社會觀念的。明清法律嚴格限定人民的戶籍制度，就是為了將百姓固定于戶籍，為朝廷提供各類無償?shù)馁x役。像杜十娘這樣隸屬于官辦妓院“教坊司”的妓女，在當時法律上都被定性為“樂戶”，必須承擔為朝廷提供色情服務的“特種差役”，擅自逃離，就構(gòu)成犯罪，按照法律，出逃一日就要處笞（竹板抽打）十下的刑罰，每五日加一等，最高刑罰為笞五十；如果是像杜十娘這樣逃往他鄉(xiāng)并出嫁他人不再承擔賦役的，就要處杖一百，逮捕后發(fā)還原籍。李干先作為包庇隱藏者，也要處以同樣的刑罰。

尤其是杜十娘是官辦妓院的妓女，李干先帶她私奔，還有可能觸及另一條更為嚴厲的刑事條例，即作為“窩娼”罪處罰。清代條例專門規(guī)定，……李干先恰巧就是條例例舉的“監(jiān)”（國子監(jiān)學生），與孫富商量賣杜十娘，就可以認定為“引誘局騙”。而且“得受娼妓財物者”，要按照官吏“受財枉法”計贓從重論，那個百寶箱價值無數(shù)，足夠李干先一個死罪。因此古代的作者是絕不會犯這樣的低級錯誤，來宣揚“挾妓私奔”的愛情的，即便不是“明媒正娶”，至少也要“贖身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