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會：東西方撞擊

座談會在10月間舉行了兩次，這兩次的重點是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fā)展現(xiàn)狀，探討資本主義為什么“垂而不死”。與會并發(fā)言的有12人。

財新獲得的座談會發(fā)言整理顯示，與會專家們在發(fā)言中分別談到了資本主義在“二戰(zhàn)”后繼續(xù)發(fā)展的多重原因，其中不少人談及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調整，并觸及了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以及經濟的計劃性，以說明“計劃”絕非社會主義所獨有。專家們還對競爭和股份制做了較為充分的介紹。當時擔任國務院經濟發(fā)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的林毅夫提出，“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就是“比較優(yōu)勢戰(zhàn)略”。

人們在討論中認識到，資本主義沒有滅亡，甚至更強大而有競爭力，市場經濟體制有生命力，且一些原始市場經濟的弊病在后來得到了改良和改進，其中就包括宏觀經濟管理。

10月會后，過了近兩個月，座談會在12月6日重啟。這一天和此后的12月9日，專家學者與中央領導再度在中南海同一個會議室聚首，以四個半天的會期討論第二個議題，即蘇聯(lián)、東歐劇變的原因和教訓。

有參會者回憶說，大家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比較一致，認為蘇聯(lián)、東歐共產黨垮臺，最重要的是經濟因素，是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競爭中慘敗了，敗給了以美國為首的市場經濟國家。

參會的郭樹清會后公開發(fā)表了其發(fā)言稿，分為《戰(zhàn)后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結構變化》、《原蘇聯(lián)東歐經濟停滯的歷史教訓》和《一個高效率有特色的新體制就在前面》三篇文章，較為完整地記述了這位時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的觀點。

作為會上活躍的“少壯派”，郭樹清的發(fā)言全面而犀利，直指蘇東國家經濟體制的弊端：黨和政府對經濟活動“抓”、“搞”太多，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起來，把二者看作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的社會經濟制度；教條主義地理解公有制，認為越公越好、越大越好。

時年71歲的蔣一葦10月間接到參會通知時，已經查出晚期肺癌，不得不住院治療。他不知自己能不能親自出席會議，先寫了一份書面發(fā)言稿。后得到醫(yī)生允許，抱病參加了會議。其時，這位當年編輯過《挺進報》的老地下黨員身體已相當虛弱，發(fā)言卻率直尖銳。

他直指，不應在分析重大歷史現(xiàn)象時，夸大“和平演變”、“自由化”等意識形態(tài)原因，經濟改革開放絕不容許倒退。

講完后，蔣一葦即趕回空軍總醫(yī)院準備次日的手術。臨行，江澤民和所有參會者起身為他送行……

座談會：目標已明

討論從12月10日進入第三階段，討論中國改革自身的問題，題為“如何搞好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當天用了半天時間，接著，12、13日連續(xù)兩個半天，至14日則有一整天。五個半天的時間，足以使討論比較深入。

2012年8月7日，張卓元向財新記者憶及21年前的往事。他清楚地記得：“我聽完發(fā)言回來就跟我老伴說，‘哎呀，今天老吳非常解放！’”

當時，很多人的發(fā)言都要跟馬克思主義掛鉤，而吳敬璉則直截了當引用新古典經濟學。他很鮮明地提出，應當采納新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以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來解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他還在會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傾向性提法，將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描述為在宏觀調控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

周小川則指出，市場有兩項基本的功能，即實現(xiàn)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提供兼容的激勵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