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的根本問題是,晚年毛澤東,就對社會主義和黨的不正確認識而言,深深地陷入了“兩個崇信”之中,即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后還繼續(xù)崇信階級斗爭和黨內路線斗爭，作為推動黨和社會發(fā)展的動力。毛澤東崇信階級斗爭既有理論根源,又有長期實踐活動形成的思維定勢。從理論根源說,他在1955年講馬克思主義有幾門學問時說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濟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階級斗爭學說?！边@里,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僅僅視為階級斗爭學說,顯然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原意。這就導致了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后將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重新歸結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是他長期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指導思想之根?！拔幕蟾锩本褪窃谶@種理論認識下開展的空前的階級斗爭并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崇信黨內路線斗爭,在理論上是受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長期認定的無產階級政黨在不斷開展反對“左”右傾斗爭發(fā)展的理論的影響,將黨內路線斗爭看做是社會階級斗爭的反映；在實踐上是受了斯大林不斷開展黨內路線斗爭,打倒一個又一個反對派的影響。大革命失敗后,我們黨也一直在開展路線斗爭。遵義會議前,毛澤東是路線斗爭的受害者。遵義會議后,他雖然反對“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黨內斗爭做法,但沒有摒棄路線斗爭的模式。到了晚年,他愈來愈欣賞這種自我內耗的路線斗爭。發(fā)動“文化大革命”,正是這種崇信路線斗爭思想發(fā)展到極端的結果。

大搞社會階級斗爭和黨內路線斗爭,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它不僅不能根本解決社會上和黨內的貪腐現(xiàn)象、危害國家安全和反社會的破壞活動,而且對黨和國家的發(fā)展會造成巨大的傷害和嚴重的損失。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建立之后,雖然一定范圍內還存在階級斗爭,但不再是主要矛盾,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要大力發(fā)展生產力，進行經(jīng)濟建設,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黨和國家的工作人員中間,由于各種原因不可避免地會存在這樣那樣的腐敗現(xiàn)象和其他消極現(xiàn)象,但這不能靠像發(fā)動“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階級斗爭和黨內路線斗爭來解決,而必須依靠民主和法制建設來解決,即毛澤東本人提出的“民主新路”。盡管他自以為“文化大革命”是“大民主”,但這并不是與法制相伴隨的真正的民主,實際上是崇拜群眾自發(fā)性的無政府主義。因此,如1981年《歷史決議》所指出的：毛澤東同志是經(jīng)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撥亂反正,一方面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指導方針,另一方面又對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正確理論包括上述四大創(chuàng)造加以繼承,在創(chuàng)立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不但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系列根本問題,而且創(chuàng)造性地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和怎樣建設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的許多重大問題,從而豐富和發(fā)展了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理論。這是我們黨90多年來對黨的建設理論的科學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