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講的“過程論”對研究這段黨史很重要。對于這段黨史會議,此前,我考察過扎西會議和雞鳴三省會議；此后,考察了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和茍壩會議也是在這之后考察的。我到這些地方考察時,在這些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一個共同的思想邏輯,認為如果沒有在他們那里召開的那個會議,中國革命就怎么怎么,毛澤東就怎么怎么。因此,他們那里的那個會議,何等何等地重要?；谶@樣的認識,他們對這段歷史只講遵義會議如何如何,不那么服氣,認為有失歷史的公正,沒有做到實事求是。他們的有些說法不一定合適,但提出一個問題：應當用“過程論”來研究這段黨史。評價黨的歷史事件有一個科學的方法論問題。既然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那么此前此后的一些會議對它起了怎樣的作用,應當給予怎樣的評價？如果說過去的黨史本子對此研究不夠,有這樣那樣的客觀原因可說,現(xiàn)在歷史已進入到新世紀,有關檔案資料公布不少,這是一個再也不能不作研究的問題了。

第二，研究遵義會議與其前后會議之間的關系應堅持科學的方法論原則。

受到“過程論”的啟發(fā),在考察這段歷史過程中,我宣傳了“系列會議”的觀點,認為遵義會議發(fā)生的歷史轉折與其前后的一系列中央會議有密切關系,只有正確地把握這兩者的關系,才能更好地說明遵義會議的歷史轉折作用。為了能夠把這個關系說得比較得體,又提出了認識這些會議關系的方法論原則。在《長征行》一書中,我講了三條：

——一是要把理論的邏輯推論同歷史的具體時空情況結合起來,不宜對歷史問題作抽象的分析。比如,說通道會議“在危亡關頭,挽救了中國紅軍,挽救了中國共產(chǎn)黨,挽救了中國革命。如果沒有通道會議,中央紅軍不在通道轉兵,而是按原定計劃走,那么,中央紅軍所剩的3萬余人將全軍覆沒”。抽象地看,從純邏輯的推理,能得出這個結論。但是,這個立論要有一個前提,即通道會議完全解決了黨內(nèi)高層的激烈路線之爭,直接為遵義會議的召開掃清障礙。而短促緊急的通道會議,沒有解決要不要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爭論。雖然毛澤東應邀到會陳述了反對北上湘西的意見,與會的張聞天、王稼祥和主持會的周恩來都贊同,但博古并沒放棄最終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既定戰(zhàn)略方針,只是這時不再堅持。李德仍頑固地要求立即北上湘西,反對進軍貴州。會議為了爭取仍是“一把手”的博古點頭,只明確了立即西進黔東而不是立即北上湘西,到了貴州再議。這就是說,通道會議只是在進軍路線上作了改變,并未解決戰(zhàn)略方針的分歧；通道“轉兵”,只是遵義會議所發(fā)生的偉大歷史轉折的最初一步,即只是進軍路線的轉折,而沒有也不可能立即完全實現(xiàn)歷史轉折。因而在歷史評價上,不能簡單地將評價遵義會議的用語,移來用于評價通道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