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黨的一大到五大,陳獨秀都是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論當黨的第一把手,毛澤東時間最長,但講屆數(shù)多少,則是陳獨秀,前后五屆。即使到了大革命失敗前夕召開的黨的五大,盡管對他有尖銳批評,但他仍有巨大的影響力,因此,黨的總書記還是非他莫屬。在此期間,他決定實行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回擊國民黨右派進攻,維護了黨的獨立性；重視工人運動,是五卅運動的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者,并直接指揮了這場有巨大影響的反帝愛國運動；在北伐進軍的高潮中,親自領導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黨成立以后至大革命時期的許多重要決策及其取得的成就,無疑都與他的積極領導分不開。同后來的錯誤他應負責一樣,這時的成就也有他的功勞。中國共產黨從一個只有50多人的小組織發(fā)展成擁有近6萬黨員的大政黨,從那時起就具有初步廣泛的群眾基礎。這一點,他也功不可沒。

第六，陳獨秀是探索中國革命基本問題有重要貢獻的思想家。

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后來的許多認識正是以這時期的認識,包括錯誤的認識作為先導而積累形成的。同后繼者是在探索一樣,陳獨秀對中國如何革命也在探索。既然是探索,就會有錯誤,如“二次革命論”；但也有若干積極的、正確和比較正確的認識。如他為黨的二大起草的《宣言》,初步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動力,提出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有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最初思想。黨的二大后,他提出“國民革命”思想,迅即為一切反帝反軍閥的人們所接受,成為國共兩黨共同使用并響遍全國的口號。在黨的三大后,他強調了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認為勞動階級是國民革命中的“最勇敢最急進的先鋒”,若沒有“這最有革命戰(zhàn)斗力的階級起來奮斗”,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為他的認識有了變化,黨的四大才能夠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此外,他還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的基本國情,試圖用階級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并將中國革命放在世界革命大環(huán)境中考察,提出了若干有價值的理論觀點。這對后來黨探索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也有重要參考意義。

第七，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內第一個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敢于說“不”的領導人。

從黨的二大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此后兩者就是上級與下級、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無論正確與否,作為組織紀律都應當服從。共產國際對黨的指導和影響是兩方面的,既有積極的、正確和比較正確的,又有不正確的、乃至嚴重錯誤的。陳獨秀在任時對共產國際的指示有時并不完全贊同,但都是努力服從的。但到1927年6月下旬,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開始明確提出不能同意和執(zhí)行共產國際關于指望武漢國民政府實行土地革命的指示。在大革命失敗后,當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將其責任完全歸咎于陳獨秀時,他更是堅決地表示了反對意見,認為中國的問題,中國同志最了解,不能跑到外國去同外國人研究中國問題。因而,他多次拒絕邀請去莫斯科說明情況。就此而言,在那時都將共產國際指示奉若神明的黨內氛圍中,這種敢于說“不”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第八，陳獨秀是近現(xiàn)代革命史上有高昂民族氣節(jié)的先賢。

陳獨秀從投身反對晚清腐敗政府開始就遭到多次通緝。從領導五四運動開始直至抗戰(zhàn)期間去世,他先后5次蹲監(jiān)獄,既坐過北洋軍閥的班房,也坐過國民黨政府的大牢,共達5年多時間。在他的影響下,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都獻身于中國革命事業(yè),慘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他一生都對反動勢力進行著不屈不撓的斗爭,從不低頭屈服。即使到晚年窮困潦倒,也不乞憐依附國民黨政府當局。這種硬骨頭精神,也會名留青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