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決議使毛澤東在黨內與軍內完全占了上風。黎平會議后，毛澤東又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真是“國難思良將”，毛澤東的韜略奇謀，在最關鍵的時刻終于顯現(xiàn)了。

在黎平休整的幾天內，還對兩支部隊進行了改編：紅八軍團的殘部并入后衛(wèi)五軍團；取消“特別軍團”，即大部分附屬于中央縱隊的后備隊和后勤隊伍，其士兵被派去補充減員嚴重的部隊，包括三軍團。

會議結束后，中共中央向二軍團、六軍團和四方面軍發(fā)去電報，向他們通報了兩項決議（改變行軍路線，向貴州挺進以及準備另開一次會議，即決定乾坤的遵義會議）。各軍團奉命作相應配合。二軍團和六軍團應向湘南挺進，意在牽制湘軍對主力紅軍的壓力。紅四方面軍則要向四川出擊，吸引川軍向北，使其放棄在黔西北作戰(zhàn)的計劃。此外還給在瑞金附近老根據(jù)地作戰(zhàn)的陳毅發(fā)去了通報：

12月19日凌晨6時，紅軍按照新的指示開始行動了。全軍向烏江前進。一路順風，未遇多少抵抗。

12月的最后一天，即1934年歲尾，紅軍迎著刺骨的寒風，一路快進，抵達距烏江約至三十英里的集鎮(zhèn)——猴場。

這時，博古、李德又提出不過烏江，他們對湘江之敗記憶猶新，而且又聽說烏江比湘江更加險峻，因此主張仍然去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兩人竟然在這節(jié)骨眼上還固執(zhí)其錯誤的作戰(zhàn)方針。

古今中外的軍事家都懂得這個起碼的道理避實擊虛，靈活用兵。他們兩人卻連一般軍事指揮員起碼的靈活性也沒有。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路，明明已經(jīng)被蔣介石堵死，卻偏偏還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拿著雞蛋碰石頭。

由于風波突起，中央又于1934年12月31日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反駁了博古、李德的意見，重申了黎平會議的決定，并堅持部隊應繼續(xù)全速向遵義進發(fā)，然后在川黔邊地區(qū)迂回戰(zhàn)斗，以便粉碎蔣介石已經(jīng)在黔東重新部署兵力的“追剿”計劃。毛澤東的意見再次得到大多數(shù)人的贊同。

毛澤東棋高一著，乘勝前進，當即建議中央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決定指出：中央紅軍應當立刻準備在川、黔邊廣大地區(qū)轉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蔣介石的主力部隊作戰(zhàn)，首先消滅他一部，粉碎其“圍剿”，建立川黔新根據(jù)地。當前的中心任務是，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活動，然后向川南發(fā)展。

新決定中還有一條十分重要，同時對毛澤東用兵也十分有利：“關于作戰(zhàn)方針，以及作戰(zhàn)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边@一條實際上就是打破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他們的軍事壟斷到此結束了！這樣一來，毛澤東作為政治局委員就有權過問軍事上一切問題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完全由博古、李德說了算，從不與他人商量。尤其是不與真正的兵法天才毛澤東商量。這時的毛澤東雖還沒有掌握兵權，但紅軍下一步所有的作戰(zhàn)意圖及方案正在按他的兵法行動。首先是渡烏江，然后是奪遵義。

薄雪和陰云襯托出烏江的天險，紅軍前鋒如風之子迅速殺到烏江岸邊。

政治局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又在徹夜伏案工作了。凌晨四點，當他得知先頭部隊的一支縱隊已經(jīng)到達烏江時，不顧一夜的疲勞，立即同司令部的人員一起動身直奔烏江，部署渡江任務。

新的一年開始向毛澤東以及他率領的紅軍顯示出吉祥之兆了。

毛澤東親臨前線，沉著地指揮強渡烏江的戰(zhàn)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