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艾奇遜而言，他所需要的是一位實用的幕僚，以協(xié)助他進行政策的制定，所以艾奇遜的東亞政策所依賴的幕僚群逐漸轉向于魯斯克（Dean Rusk）以及杰普塞。同時由于艾奇遜越來越無法忍受肯楠的抱怨，最后導致肯楠在1950 年6 月離開國務院的政策計劃處。

綜合本章可以得知，當參謀首長聯(lián)席會議與政策計劃處相繼于1947 年正式成立之際，恰好也是國府面臨軍事嚴重考驗的關鍵時期。而這兩個單位又恰好在對華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若比較1947 ～ 1948年，參謀首長聯(lián)席會議與政策計劃處對于中國議題的看法，可歸納出以下幾點異同：

（一）兩個單位對華主張最大的差異性，在于參謀首長聯(lián)席會議比較著重以軍事戰(zhàn)略的角度，思考美國的對華政策。而政策計劃處則以政治、外交為主。

（二）參謀首長聯(lián)席會議主張，如果美國認為若繼續(xù)給予中國是有其必要性，則必須要配合相對的軍事援助，例如軍事顧問團等相關的配套措施。但政策計劃處則強烈質疑，現(xiàn)階段是否有必要對國府采取進一步的軍事與經濟援助。政策計劃處認為國民政府已經是勢不可為，美國要采取更為“彈性”的中國政策，以因應未來中共可能的鐵托化。

（三）參謀首長聯(lián)席會議認定蘇聯(lián)與中共是存在著緊密的關系，故一旦中共在中國取得政權，則蘇聯(lián)勢力必將擴充到東亞地區(qū)，進而造成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重大危機。但政策計劃處則認為，中蘇共之間彼此存在著不少的歧異，即使中共統(tǒng)一中國，雙方仍存有分裂的可能性。

（四）兩個單位皆認為，若沒有美國的援助，國民政府必定無法戰(zhàn)勝中共。不過兩者也同意中國事務并不是美國現(xiàn)階段最主要的關注所在。所以，美國不必將國家主力置于中國。

（五）關于1948 年的中國局勢，參謀首長聯(lián)席會議主張如果能夠對國府實施有效的援助，則可以穩(wěn)定國府的局勢。但政策計劃處則認為任何的援助恐已無濟于事，國府的失敗只是時間的問題。

（六）參謀首長聯(lián)席會議認為在目前在亞洲只有國民政府可以對抗共產勢力的擴張，但政策計劃處已傾向于把中共視為是美國的“次要敵人”。例如政策計劃處試圖就中國的內部如人口、經濟與政治上的諸多限制評估，而主張即使中共最后得以統(tǒng)治中國，未必會對美國的安全，產生嚴重的威脅。

（七）無論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或者是在臺灣階段，參謀首長聯(lián)席會議皆擁有一定的發(fā)言地位。但是肯楠的政策計劃處對華影響力，卻可分為兩個階段，可以1949 年艾奇遜取代馬歇爾為國務卿為分界點。在馬歇爾之任內，政策計劃處享有獨立而充分的建議權，但艾奇遜上任之后，政策計劃處的影響力驟然遞減。

（八）杜魯門在對華政策的取舍上，對于國務院的信任會凌駕軍方之上。所以會導致此一結果，除了美國的外交原本即是以國務院為主外，就是在此一階段的對華政策評估上，國務院是以政治考量面對中國；相反的，軍方則從軍事立場考慮。最后，總是以國務院的意見為主流，取代軍方的論點。

（九）事實上，以中國的戰(zhàn)略地位而言，無論是國務院或者是軍方皆不主張，美國必須對中國做出直接的軍事援助承諾，以防止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擴張。不過在此不直接介入的大原則下，國務院與軍方仍有分歧。國務院認為援助國民政府主要在促成一個統(tǒng)一、自由且民主的中國。所以援助中國應該要作務實的評估，而不是盲目的對華承諾。簡言之，國務院認為美國的軍事援助，只會鼓勵蔣介石強化鎮(zhèn)壓中共的欲望，并妨礙他去解決中國的其他重要問題。但是以佛洛斯特、派特森以及參謀首長聯(lián)席會議為首的軍方領導人是站在反對的立場。軍方建議總統(tǒng)應該不要只著眼于發(fā)展一個自由與民主的中國。軍方警告美國只固守此一目標，對于美國援助國府以便應付蘇聯(lián)在華的擴張會產生延誤。軍方建議杜魯門總統(tǒng)對華政策要放棄改革先于援助的訴求，并且要給予國民政府有限的軍事與經濟援助。

最后、若是比較參謀首長聯(lián)席會議與政策計劃處，這兩個單位在此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力，則顯然后者是較受到杜魯門與馬歇爾決策人士的重視與青睞。例如，佛特斯（Lester J. Foltos）所言，肯楠在1948 年初所作的對華政策評估，已成為往后十八個月內，華府對華政策的基礎。不過佛特斯也指出，杜魯門總統(tǒng)因有來自國內的壓力，所以無法完全采用肯楠的建議。但比較上杜魯門采納許多政策計劃處的建議，并拒絕了參謀首長聯(lián)席會議積極軍援國府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