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平民知識分子“激進性”中的僧侶因素

如所周知，“激進主義”便意味著摒棄漸進改革，反對妥協(xié)讓步，強調(diào)與過去“決裂”，對現(xiàn)存秩序和現(xiàn)存社會制度持強烈否定態(tài)度，急切地希望對社會進行根本性的變革。最常見的就是以革命暴力方式徹底顛覆舊的國家體制而重建一個新社會。俄國激進主義（Радикализм）在19世紀60年代涌起，那時思想界認為俄國文化已經(jīng)和統(tǒng)治階級話語霸權綁在一起，只能以批判否定作為武器，于是激進地提出“不要調(diào)和！”“不要改革！”，在社會領域里要堅持“斧頭”原則，隨后在俄國興起了一股平民階層掃蕩一切的“旋風效應”，他們相信只要激進地用革命推翻了舊制度，再以理性規(guī)劃社會生活，人類就會有一種“空前燦爛，基礎全新而且堅不可摧”的美妙生活。[ 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上冊10頁，譯林出版社2009年。]被稱為“一元論先驅(qū)”的皮薩列夫（1840-1868）就說過：“能打碎的就打碎，經(jīng)得起打碎的就是好的，打碎了的則是一堆廢物，不管怎樣要大打一場，這不會有害處，也不可能有害處”。[ ПисаревД.И.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1.М.,1955.с.135.]別林斯基則說：“否定就是我的上帝！”[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М.,1990.с.34

]。

激進主義導致了俄國知識界的大分裂，催生了民粹主義，此后它“又換了一種形式進入到列寧主義中來”。[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М.,1990.с.100-120.]列寧直接把皮薩列夫、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與杜勃羅留波夫奉為“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先驅(qū)”。[ 《列寧全集》第2版，第6卷，24頁。]托洛茨基說：“我們的先輩沒有注重創(chuàng)造……可以使我們的革命變得溫和一些的民族條件，于是新俄國、新生活就在痛苦、磨難和血腥中誕生了?！盵 劉淑春等主編：《十月的選擇》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241-242頁。]在激進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蘇聯(lián)模式最后在國家主導的快速追趕潮流中斷送了70多年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反思“激進主義”成為近年來俄羅斯學術界談論最多的話題之一。[ См.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9.; РудницккйЕ.Л.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ⅩⅨ век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убликация.М.,1997.

]比如撰寫《俄羅斯文化史》的格奧爾基耶娃就認為：“革命解放運動所固有的這種極端主義思想，是俄羅斯整個民主運動遭到失敗的主要原因”。[ 格奧爾基耶娃：《俄羅斯文化是——歷史與現(xiàn)代》商務印書館2006年，414頁。]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俄國19世紀60年代的“平民知識分子”與政治“激進主義”之間的關聯(lián)。這批在1860年代登上歷史舞臺的“新生代”，幾乎顛覆了40年代貴族知識分子的一切方面，他們表現(xiàn)出來的橫掃一切的虛無主義、好斗的社會革命熱情、道德為目的服務、“人民”崇拜、提倡“灌輸論”、實用主義的功利化傾向都與此前溫文爾雅的、“書卷化”的、“傷感主義”和“純思辨”的貴族知識分子有很大的不同。這些被稱為“著了魔”的“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新一代人”，對上一個階段即19世紀40年代貴族知識分子的“矯枉過正”，跨越幅度之大幾乎顛覆掉了他們前輩所有的積累，這兩個群體之間的價值觀、思維模式差別之大，可以說達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不但如此，平民知識分子還對19世紀40年代的貴族知識分子抱有強烈的義憤。他們不是把貴族知識分子稱為“啟蒙運動的朋友”、“同一戰(zhàn)壕的戰(zhàn)友”，而是叫他們“不祥的烏鴉”、“空談家、吹牛家和傻瓜”[ 參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20卷，176頁。]、“上層利益的維護者”、[ 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中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523、639頁。]“哲學懦夫”，“是在書籍中尋找出路的人”，并自稱與貴族知識分子毫無共同之處，是兩個相互敵對的思想圈子，有時經(jīng)常發(fā)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流派劃清界限的時候。[ 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340頁。]在俄國“子”與“父”的相仇視，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表現(xiàn)得都要強烈，尤其是他們的群體認同突出、出身意識強烈超乎常規(guī)，就像在彼此之間設置了一道天然障礙。為什么俄國知識界會有這種時間斷裂和階層仇恨呢？我們還需要從頭談起。

“平民”并非平凡的人民：

要知道“什么是平民知識分子”，就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俄國的“平民階層”。

對這個詞不能從漢語的角度來望文生義。俄國意義上的“平民（разночинец）”既不是指城市的第三等級，也不是家境貧寒者，而是指納稅等級和特權等級之間的過渡階層，是在人口統(tǒng)計時還沒有加入其他等級的人，也就是從法律上講是處在過渡狀態(tài)的人。他們暫時不屬于俄國傳統(tǒng)等級社會四大等級（貴族、僧侶、市民、農(nóng)民）中的任何一個等級，具體指那些在人口調(diào)查時既不是農(nóng)民也不是貴族、也不是商人或神職的人，所以在人口統(tǒng)計上這類人的比重和數(shù)量有時很大，有時很小，并不固定。可以說他們是下等階層的后備軍。有些譯文直接把統(tǒng)計資料上的“平民”干脆譯為“平民知識分子”就更不準確了。這可能是由于“平民”中原來出身于僧侶階層的人較多，而僧侶一般是有文化的，才會出現(xiàn)這樣的翻譯。實際上，那些不符合已有的等級框框的人都可以暫時稱為“平民”，這其中絕大多數(shù)是從上一個等級滑落到下一個等級的人，因此他們也就是社會上最不穩(wěn)定、心理最不平衡的階層。

在傳統(tǒng)俄國，等級權利只有貴族和農(nóng)民是可以世襲的，僧侶等級和商人等級與上述二者不同，他們基本上是一個只可以向下流動階層。商人的后裔只有在能夠買到同業(yè)公會證書的時候才可以繼續(xù)被稱為商人[ 俄國的商人有三個亞等級，擁有1萬盧布以上的人可加入一等商會，擁有1千到1萬盧布的人可以加入二等商會，500到1千盧布的商人則加入三等商會。]，否則就被列入平民等級，僧侶也是如此，不愿意走父輩老路或者無法謀到神職的僧侶子弟基本上是“平民階層”的主力軍。

與1840年代“貴族知識分子”的一個很大的區(qū)別是“平民知識分子”的“不同成分”[ 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6頁。]和家庭背景。前者幾乎是清一色的服役貴族（“貴族解放”后就是退役貴族），后者則都是非貴族的“平民”出身，而在這些“平民”中，神職人員家庭出身又占了絕大部分。平民知識分子的三個代表人物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都是神職家庭出身，被特卡喬夫稱為“典型的我們現(xiàn)代青年的代表”的涅恰耶夫也是宗教學校教員，皮薩列夫也曾因宗教狂熱而參加“獨身主義宗教小組”。而誰都知道，這些僧侶后代“對19世紀平民知識分子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БурдяковаЛ.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1825-1850гг.Л.,1983.с.53-60.]以至于我們可以在社會主義的言論中處處感覺到“正統(tǒng)之宗教”的氣息，“出身于神職人員大量補充進‘左翼’隊伍”這個事實一定不能忽略。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的，在平民知識分子中，“正教中學出身的人”曾經(jīng)起了最卓越最激進的作用。[ 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4卷，三聯(lián)書店1974年，14頁。]關于俄國知識界的階層劃分特點，別林斯基就曾指出過，“在我們知識界的鼻祖當中，卻完全沒有看到有人出生于商人和小市民，在其后的兩個世紀里，商人和小市民雖曾有代表躋身與知識界的行列，但直到19世紀60年代出現(xiàn)非貴族知識分子時，他們在知識界只占少數(shù)，這就是俄國知識界同法國知識界的差別，我們以后就會看到，俄國知識界社會成分的相對特殊性，怎樣影響了俄國社會思想以后的發(fā)展過程”。[ 普列漢諾夫：《俄國社會思想史》第1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302-303頁。]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僧侶家庭出身與激進的平民知識分子之間是有某種聯(lián)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