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輕學校而重科舉，取士用“明經”“進士”二科（明經科討論經典，進士科策論應試），學者對于孔氏的學說不許違背，因此拘束的弊病，和漢代立十四博士不相上下，并且思想不能自由，成就很少；孔、賈而外，竟沒有卓異的經學家了。

《儀禮·喪服》是當時所實用的，從漢末至唐，研究的人很多并且很精，立說也非賈《疏》所能包；這是特例。

宋代典章制度，多仍唐時之舊，宋人拘守唐人的注疏，更甚于唐人，就是詩賦以經命名的，也不許抵觸孔、賈的主張；當時有人作“當仁不讓于師賦”，將“師”訓作“眾”，就落第了。邢昺作《論語》《孝經》疏，拘守孔、賈所已引用的，已是簡陋，那些追隨他們的后塵的，更是陋極。宋代改“明經科”為“學究科”，這“學究”兩字是他們無上的諢號。

在思想不能自由發(fā)展的環(huán)境之下，時勢所趨，不能不有大變動，因此宋代學者的主張就和以前趨于相反的方向了。揭反向旗幟的人，首推孫復：他山居讀書，治《春秋》以為三傳都不可靠；這種主張，在唐人已有趙匡、啖助創(chuàng)議于先，孫不過推衍成之。繼孫復而起，是歐陽修，他改竄《詩經》的地方很多，并疑《易》的《系辭》非出自孔氏；立說之中很多荒謬，因為他本是文人，非能說經的。同時有劉敞（字原甫）說經頗多，著有《七經小記》，原本今雖不存，但從別書考見他的主張，雖和注疏背馳，卻不是妄想臆測。神宗時王安石治經，著有《三經新義》，當時以為狂妄；原書已難考見，但從集中所引用的看來，也不見得比歐陽修更荒謬；想是宋人對于王安石行為上生怨惡，因此嫌棄他的學說。王的學說，傳至弟子呂惠卿輩，真是荒謬絕倫，后來黃氏（宋人黃朝英）有《緗素雜記》，把《詩經》看作男女引誘的談論，和《詩經》的本旨就相去千里了。

宋儒治經以意推測的很多。南宋朱文公（朱熹）憑他的臆測釀成很多謬誤。朱氏治經，有些地方原有功于經，但是功不能掩過；現且分別指明：

一、《易經》本為十二篇，鄭、王合《彖辭》于經，已非本來面目，朱氏分而出之，是他的功；他取陳摶的《河圖》《洛書》并入《易經》——《河圖》《洛書》由陳摶傳至邵康節(jié)（邵雍），再傳至朱文公，他就列入《易經》；有清王懋竑為朱文公強辯，謂《河圖》《洛書》非朱文公所列，那就太無謂了；因為朱文公對于道士煉丹之術，很有些相信，他曾替《參同契》（漢時道家書）作注釋，在書上署名“空同道士鄒炘”，“鄒”“朱”雙聲，“炘”“熹”通訓，他的本名已隱在里面了——這是他的過。分《易》是還原，為功很??；增《河圖》《洛書》是益迷信，過很大；可以說是功不掩過。

二、朱文公從文章上，懷疑為《古文尚書》，開后人考據的端緒，是他的功，他懷疑《書序》（今文所無、古文所有）也是偽托，他的弟子蔡沈作《集傳》，就不信《書序》，是他的過；這可說是功過相當。

三、古人作詩托男女以寓君臣，《離騷》以美人香草比擬，也同此意。朱文公對于《詩序》（唐時《本事詩》相類）解詩指為國事而作，很不滿意；他徑以為是男女酬答之詩，這是不可掩的過。當時陳傅良反對朱文公，有“城闕為偷期之所，彤管為行淫之具”等語。（不見于今《詩傳》，想已刪去）清人亦有指斥朱文公釋《丘中有麻》詩為女人含妒意為不通者。

與朱文公同時有呂東萊（呂祖謙）治《毛詩》很精當，卻不為時人所重。元代朱子學說大行，明代更甚；在這二代中，經學一無足觀，士子受拘束也達極點，就激成清代的大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