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東的一個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過的。在上海的工人運動中和藝術(shù)界的外圍，康生認識了江青。當共產(chǎn)黨中央機關(guān)在1933年離開上海時，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警察和情報工作方面的訓練。盡管在1934～1956年期間，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員，但很少在公共場合露面。其緣由或許是由于他按照蘇聯(lián)的模式，首先在黨內(nèi)然后在全國建立起了一個警察機構(gòu)。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他與毛發(fā)生了沖突，他希望對受到批評的“教條主義者”和其他人進行肉體上的懲罰。在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員的資格。①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為鄧小平領(lǐng)導的書記處的一名成員，而且還是毛喜歡與之談論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哲學的小圈子里的成員，他身材瘦小且善于察言觀色，在“文革”期間以“冷酷無情”著稱。

肥胖、圓臉的陳伯達曾是一位大學講師。在延安時期，他成了毛的政治秘書，并學會按毛的文風來寫作。他確實是毛澤東的人，除了幾個激進的新聞記者之外，他沒有政治上的擁護者。他曾在《紅旗》雜志社工作，這是一份理論刊物，他任主編。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樣心狠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喪失了自己的地位。因為，當他應當從一些跡象中看出林彪已經(jīng)過了其政治生涯的巔峰期時，仍把寶押在林彪身上。

目前，根據(jù)中共官方記載，“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日期是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但事實上，早在前一年秋天，毛澤東就開始準備反對中央書記處。這實際上就已經(jīng)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毛澤東是在遭遇一次政治挫敗后，開始精心策劃這件事的。連續(xù)兩年，他一直急于在文藝界發(fā)動革命，希望革除掉文學藝術(shù)界傳統(tǒng)的主題和“封建”價值觀念，并徹底改變?nèi)珖母叩冉逃w系。他同時還要求譴責被他認為是在暗地里攻擊他本人的一些戲劇和報刊文章。他尤其反對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所寫的《海瑞罷官》的劇本。這個劇本的主角海瑞，是明代一名縣官，他因為糾正地方上的不公平事件，而得罪地方權(quán)貴，被告到皇上面前，而被皇帝免掉官職。毛澤東認為這個劇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罷免彭德懷一事。

毛澤東發(fā)表一連串的聲明，猛烈抨擊以宣傳部、文化部和教育部為代表黨的文化和教育機構(gòu)。1964年年初，他宣稱：

在文化界，特別是在戲劇領(lǐng)域，封建落后的東西占了統(tǒng)治地位，而社會主義的東西則微乎其微……如果坐視不管，那么文化部就要改名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國死人部”。

但有關(guān)單位并沒有采取太多行動。吳晗的作品是被禁演了，但吳晗本人和他的劇本，都沒有受到公開批判。有幾位作家和藝術(shù)家確實被送到農(nóng)村地區(qū)從事短暫的勞動，但對于那些發(fā)表文章說中國的歷史不能純從階級斗爭觀點來解釋的歷史學家，以及那些把中國農(nóng)村地區(qū)的社會與經(jīng)濟問題歸咎于“大躍進”的新聞記者，卻還是沒有采取什么行動。

毛澤東愈來愈覺得不耐煩，最后決定把文化革命的全部問題擺到政治局委員與地方黨委書記會議的議程上。

這次會議是在1965年秋舉行的，開了將近兩個月。有關(guān)這次會議的文件并不多，卻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彭真在會上當面反對毛澤東。彭真是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因此是吳晗的頂頭上司，他同時也是已經(jīng)成立了一年的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負責人。他明確表示，“在真理面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即使是毛澤東，犯了錯誤，也應該受到批評。鄧小平在一次報告中明確指出，他反對進行徹底改革。毛澤東含蓄地問道：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怎么辦？他所得到的答復是，如果發(fā)生這種情況，就讓各省采取行動，反對修正主義。這次會議沒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決定。自從長征以來他還從未受到過如此嚴重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