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從海德格爾的整個人學結構來看，他的人學之思更是鮮明地表現出了以往人類思想文化的發(fā)展背景。從海德格爾前后期人學思想的整體來看，可以把海德格爾的整個人學思想理解為以確定人的生存由何決定為主線而包括大化、人、存在、時間在內的整體結構。不管海德格爾前期是怎樣理解人、存在與時間的，也不管他后期把時間與存在理解為大化的禮物，不管他前期去分析個體此在的人而后期去分析人類的人（Mensch），不管他在30年代至40年代還一般把支配一切運行的事情叫做“存在”而在50年代到60年代把它明確命名為“大化”，概括他的整個人學思想，其內在結構就是在思考人在時間的前提下和在與存在的相互要求中，對大化的關系。十分顯然，人、存在、時間和根本的大化這四個概念及其意義并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從西方乃至東方的人類思想的發(fā)展中得來的。“存在”這一概念及海德格爾所剖析的那個意義——“自身涌現”，源于古希臘早期的思想家們（見本書“從此在與存在到人與大化”一章），后來的形而上學則把存在理解為存在者的根據。時間這概念也至少從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經以“現在”為核心進行理解了，中世紀的奧古斯丁、近代唯物主義哲學、康德哲學也不斷對時間進行了探索。雖然海德格爾前后期對時間的理解都與傳統(tǒng)的理解根本不同，但他對時間的探索是建立在對傳統(tǒng)時間觀的批判思考的基礎之上的，并且他的時間觀歸根到底屬于西方時間觀的歷史。無疑，對“人”這一概念，海德格爾也賦予了全新的含義：前期的“此在”是“生存”的此在；后期的人是源始地被大化所決定的人。盡管海德格爾前期的“此在”（Dasein）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是海德格爾自己的創(chuàng)造，但他的這個“此在”也顯然受到了克爾凱郭爾的“這個我”的啟發(fā)。他后期所說的“人”不僅在形式上來自西方哲學思想的土壤和西方基督教，而且在內容上也在西方的哲學思想（如黑格爾哲學中人是被絕對理念支配的人）和西方的基督教（上帝支配人）中有其根源。這從對他關于“大化”的思想的分析中可以斷定。大化的確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海德格爾對大化的思考也的確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內容，如大化給予存在、時間，給予人與存在的共屬，大化的不可言說等。但是“大化”的根本意義——支配一切發(fā)生、使一切發(fā)生成為可能并要求和決定人的生存，也深深地扎根在西方乃至東方的思想文化的歷史之中。從西方思想文化的歷史來看，赫拉克利特的Logos、巴門尼德的Moira（命運）所說的正是這種決定一切因而也決定人的生存的根本性的東西，基督教的上帝以表象的形式所表達的也是這一意義，中國古代老子所言說的支配一切而又無形無蹤的“道”在實質上與大化也是相同的。根據海德格爾后期對Logos、Moira的闡釋，根據他后期對老子“道”的鐘情，根據他的思想一直處于其中的基督教文化氛圍而在70年代他也的確“真實”地表達出“只還有一個上帝能拯救我們”的基督教觀念，所以可以肯定地說，他關于大化和人對大化的從屬的人學思想是以一種特殊性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東西方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運動的產物?？梢哉f，海德格爾的“大化”是西方的“Logos”、“Moira”、“上帝”和東方的“道”的一種獨特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