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關于打算訪問北平的請示報告，放在總統(tǒng)辦公桌上。

杜魯門早就閱過，但仍然放著，沒有及時予以處理。

這些天，司徒雷登關于打算訪問北平，報告中稱還有可能會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首腦人物，杜魯門原是很感興趣的。解放軍在大陸正像秋風掃落葉似的追擊國民黨軍，中共統(tǒng)治中國大陸已是不能不正視的現(xiàn)實；從政前，杜魯門曾在堪薩斯城擔任過八年首席法官，懂得需要正視不愿意看到的現(xiàn)實。但是，這份報告遞到白宮正不是時候。不敢自己拍板的艾奇遜國務卿將此報告呈遞給總統(tǒng)之時，杜魯門正在白宮里為所謂“丟掉了中國”的問題整日苦惱著，并費盡了心思。艾奇遜國務卿之所以不敢拍板，是覺得司徒雷登將北平之行的報告寫得過于詳細透徹了。

司徒雷登在真要實施去北平計劃時，又變得小心、謹慎，甚至變得因有顧慮而猶豫起來。當時，美國國內(nèi)籠罩著反共的陰云，許多人都有恐共癥，他也有些擔心萬一北平之行惹出事來，他可以借口得到上級批準而無須承擔責任。

司徒雷登在通過黃華的渠道得知中共當局準許他去之后，就詳盡地起草了一個請示報告發(fā)給艾奇遜國務卿，把去北平之事提交給艾奇遜作最后決定。司徒雷登在給華盛頓的報告中也耍了花招，先撒了一個不小的謊，謊報說中共方面做了邀請，卻隱瞞了自己主動與中共聯(lián)絡并私下做好了北上旅行準備的實情，詭稱是傅涇波無意中向黃華提起，中共方面顯然當回事了，巴不得請他到北平去。

在電報中，司徒雷登用很長的篇幅陳述了他這次北平之行的利弊。此行的積極意義，是使他有機會親自向毛澤東、周恩來陳述美國的政策，表明美國對共產(chǎn)主義和世界革命的擔憂，對中國前途的希望。通過和中共領導人交換意見，他就可以給華盛頓帶回關于中共意圖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司徒雷登還認為，這種接觸還可以增進中共黨內(nèi)自由主義分子和反蘇分子的力量。簡而言之，此行“將是富于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膽的行動，表示美國對改變中國的政治趨勢持坦率的態(tài)度，可能對今后的中美關系產(chǎn)生有利的影響”。

司徒雷登在報告中還說，但也有不利的一面，此行可能在美國國內(nèi)引起批評而使國務院為難。而在南京的外交使團中的同行們也可能誤解，認為美國使節(jié)出爾反爾：先是提出一致對付共產(chǎn)黨，現(xiàn)在又率先與它接觸，并有可能成為外交使團團長們以這樣那樣的借口紛紛前往北平的開端。此時，美國大使前往北平會極大地提高中國共產(chǎn)黨和毛澤東本人在國內(nèi)外的威望。而這恰恰又是司徒雷登所極不愿看到的。為了抵消這種“消極后果”，司徒雷登還征詢國務卿要不要同樣做一次廣州之行。但他又擔心這樣兩面奔走，會顯得美國在擅自干涉中國的內(nèi)部事務，很可能激怒中共，這樣將抵消訪問北平的任何成果。

司徒雷登將北平之行的利弊瞻前顧后地分析，使艾奇遜的助手們意見也不一致，眾說紛紜，弄得艾奇遜也沒法最后決定，只好“提交最高一級”決定。

這“最高一級”就是哈里?杜魯門總統(tǒng)。

這時候，國會里的共和黨人近來正連續(xù)狂加指責民主黨總統(tǒng)杜魯門“丟掉了中國”。麥卡錫揮著反共的砍刀大開殺戒，年輕的尼克松議員之反共調(diào)門也鋒芒畢露，讓執(zhí)政處理實事的杜魯門為此煞是苦惱。

當時，從1948年底至1949年初，杜魯門聽到從太平洋西邊不斷傳來的消息說，共軍部隊占據(jù)東北后，很快就席卷了華北大片地區(qū)，國會里的共和黨人指責他“丟掉了中國”的論調(diào)就越說越響了。最近共軍又輕而易舉地渡過長江，幾乎都沒有遇到什么像樣的抵抗。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即將全面垮臺了，委員長準備挾同殘余的黨羽和存在上海金庫里的貨幣逃往臺灣。毛澤東、朱德的軍隊很快就要控制這個廣袤國家的各個角落。共軍渡江之后，共和黨人更是說他要對“中國大陸的淪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他的指責更是加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