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傳統(tǒng)道德一向強調“誠信為本”。所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論語?為政》)，講的是守信在立身處世中的重要性；所謂“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講的是治國理政中建立政治公信力的重要性。把這二者結合起來，凝聚成兩句箴言，叫做“人無信不立，政無信不威”。

這樣一種傳統(tǒng)倫理觀念，在清代仍然在人們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產生著巨大的影響。

鄭端所撰的《政學錄》中有這樣一段話：“信者居官立事之本。與民信，則不疑而事可集矣。期會必如其約，無因冗暫違；告諭必如其言，無因事暫改。行之始必要之終，責諸人必先責己?！薄拔忝嬷Z而背違，毋陽非而陰是。處同僚亦然。有言必踐，久久自然孚洽。茍一時欺誑，則終身見疑矣。”（卷3）汪輝祖的《佐治藥言》也說：“官能予人以信，人自帖服?！笨梢姡徽撌菍τ诎傩者€是同僚，都必須“有言必踐”，說到做到。約定的事情不要隨意違反，講過的話不要隨意改變。更不能當面一套，背后一套，“面諾而背違”，“陽非而陰是”。只要對百姓承諾守信，民眾就會信任你，就能做到政通人和，什么事情也都可以做好了。相反，如果你任意欺騙，失信于人，別人也就永遠對你心存疑慮，懷揣戒備。

可惜，在封建時代，官場風氣卻渾濁污穢，真正能夠將信作為“立政之本”的官員，幾乎是鳳毛麟角?；蛘呖梢哉f，人們對于官員誠信的呼喚與企盼，恰恰根源于官場誠信的缺失。

政治生活中無信、失信、寡信的現(xiàn)象，有哪些主要表現(xiàn)呢？

一是決策輕率，朝令夕改。一些官員自以為大權在握，一令百從，因此一切以自我為中心，憑個人意志定進止。行一政，舉一事，既不作調查研究，也不經集思廣益，獨斷專行，剛愎自用?！扒闆r不明決心大，心中無數辦法多。”一旦遇到阻力，碰見困難，或者發(fā)現(xiàn)有捍格難行之處，就立即改變主意，另搞一套。如此朝令夕改，下面自然就無所適從，人們也就對之失去了信任。所以陳宏謀在《從政遺規(guī)》中說：“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后，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之所畏，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于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后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卷上）文中所謂守信是為了讓民有“所畏”而“不敢犯”，自然是封建統(tǒng)治立場的本質流露，但其中講到為政守信應該從慎于立法、謹于守法做起的道理，卻很值得我們深思。

二是見風使舵，左右逢源。在封建時代，相當一部分官員的處世準則，不是如何朝乾夕惕，勤于公務，而是怎樣固寵保位，飛黃騰達。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對皇權的奴顏婢膝，對上司的曲意逢迎，就成為混跡官場的不二法門。當時有這樣一種說法：各級官吏是“十分精神，三分辦政事，七分奉上官”（《清世祖實錄》，卷118）。也就是說官員的主要精力不在于辦理政事，而在于伺奉上司。要討得上官的歡心，就得善于揣摩，工于迎合，所謂“望風希旨”，“先意承志”，一切看上司的臉色行事。不但平日里對上司唯唯諾諾，亦步亦趨，即使集會議事，很多官員也是窺測觀望，俯仰隨人?？滴趸实墼浾f，大臣們“凡遇會議”，“乃一二人倡率持議于前，眾遂附和于后，又其甚者，雖在會議之班，茫無知識，隨眾畫題，更有于集議時緘默自容，及至僨事，巧行推卸”（《大清十朝圣訓》，康熙朝）。對于這樣一些人來說，他的主張和議論都是按政治風向的變動而隨風搖擺，要么隨聲附和，要么緘默不語，一旦情況有變，立即翻云覆雨，把自己洗刷和推卸得一干二凈。在這種人身上，當然找不到任何“信”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