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戈輝：所以會有《謫仙記》里李彤那樣的命運，就是最后投水自盡？

白先勇：我想李彤可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海外華人一種心靈上的漂泊感，離開了祖國、離開了這塊土地以后，就好象斷了線的風箏一樣。很有意思的是，現(xiàn)在有很多從大陸出去的新移民，一開始可能為了生活或是什么而奮斗，還沒有感覺到這種情緒，但我想日子久了以后，可能那種對文化跟故國的鄉(xiāng)愁，慢慢也就會深的。

許戈輝：您小時候生在大陸，又因為戰(zhàn)亂到過很多地方，那您現(xiàn)在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是怎樣的？您覺得您的根在哪兒？  

白先勇：我的認同，我想不以地理為限；我的認同很多是文化上的，是幾千年的中國古文化，這對我來講是最重要的。

我認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對中國文化，我抱有的是一種擁抱跟認同的態(tài)度。

其實對于很多人來說，認識白先勇，是從知道《孽子》開始的，當然，很大程度上也是拜電視劇的成功所賜。這部他唯一的長篇小說，絕對是很多人心目中“白先勇”的一塊招牌。

盡管它剛剛于1977年發(fā)表時，對臺灣社會來說實在是一本“怪書”，因為它所講述的是一群有著特殊性取向的臺灣年輕人的故事，講述他們的親情、愛情和生活中經歷的悲歡離合。整個臺灣社會對這本書“先是一陣沉默，后來雖然有些零星的言論，但也沒能真正講中題意”。直到上世紀90年代，關于這部小說的評論才多了起來。

對于白先勇來說這也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并不僅僅因為它所取得的成績，也因為他自己，恰也有一段特殊的戀情。

其實《孽子》更大的意義并不在于它的同性題材，而在于它的倫理價值和社會價值，但就白先勇自己來說，同性愛卻是他生命中極為重要的一個話題。有一個人，始終在他的生命里，即使已離開了很久，但那段感情，卻始終沒有結束。

許戈輝：我讀到過您寫自己的一生摯友王國祥的文章。讀那篇文章的時候我非常感動，因為我知道你們在一起38年了，比我活到現(xiàn)在的年紀還要大。我一直在想像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感情。

我看到您的文章里寫小時候兩個人相遇，就是那么簡單而且充滿童趣的一個過程，兩個人都遲到了，都往樓上趕就撞到了一起，就那樣相遇了。  

白先勇：所以我越來越覺得，可能人與人之間的相遇完全是憑著緣分；我想能夠在一起——天下這么大，有這么多人，為什么這兩個人會碰在一起，而且還會變成朋友？可能冥冥中有一種命運，我相信。

那篇文章叫《樹猶如此》，就是我剛剛搬進買的房子，在院子里種了三棵意大利柏樹。后來它們長得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然后突然間，中間那棵就枯萎死掉了。

也巧的是，那時候我的朋友就生病了，后來就過世了。那是我們一塊兒種的樹，所以我那篇文章叫《樹猶如此》，也是在紀念他。

1989年，王國祥的白血病復發(fā)了。他們開始艱難求治。

王國祥曾在大學的時候得過白血病，那一次好運地憑著一份中醫(yī)藥方而治好。然而這一次卻不見效，王國祥只能依靠輸血維持生命。白先勇次次開車接送他去醫(yī)院，陪他在醫(yī)院里熬過艱難的八小時，也心疼著摯友堅韌地與極大的痛苦對抗。

為了求到救治之法，白先勇可謂“上窮碧落下黃泉”。他一面在美國為王國祥尋求良好的西醫(yī)治療法，一面也積極尋求中醫(yī)治療，先到臺灣又到大陸，奔波于上海、杭州、北京、石家莊，求助于各種離奇玄妙的中醫(yī)理論，也打過氣功治療的主意，幾乎可謂“急病亂投醫(yī)”。而在白先勇，卻是“當時如果有人告訴我喜馬拉雅山頂上有神醫(yī)，我也會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其情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