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對國民性或民族性格一類的概念感興趣的學者，多為社會唯實論者。正因為他們認為社會或民族等人群共同體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實體，他們才會進一步認為“除個體意識之外，還存在著表征團體心理性質的某種東西，并且個體意識在某種程度上是由這種東西來決定的”（安德烈耶娃，1984：30）。至于“這種東西”究竟是什么？不同的研究者說法各異：黑格爾使用過“民族精神”，迪爾凱姆使用過“集體表象”，韋伯使用過“資本主義精神”……早在19世紀，法國社會學家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就出色地論述過環(huán)境、法律制度（聯(lián)邦制度、鄉(xiāng)鎮(zhèn)制度和司法制度）和習俗，塑造了美國人獨特的國民性格，使得他們“往往不會為政治激情所振奮，他們的胸膛中激蕩的是商業(yè)激情”（周曉虹，2002：126）；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樣論述過那種“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間又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馬克思、恩格斯，1972：245）。與此相似，在國民性研究領域，英格爾斯也是一個社會唯實論者，因此他一方面肯定“國民性是一個真實的現象，可以考量”，另一方面借迪爾凱姆之口強調，“社會事實必須通過社會學來解釋，這是國民或群體心理差異概念的基礎”（Inkeles,1997:1，8）。

與上述社會唯實論者相反，社會唯名論者嚴格說來是不承認社會的實在性的，因此他們也不屑研究群體心理或國民性這類問題。英格爾斯也承認，除了秉承精神分析傳統(tǒng)的那些臨床心理學家，在學院心理學中，“直到最近也鮮有心理學家涉足國民性研究，他們對這項研究的突出態(tài)度如果不是敵視的，起碼也是冷淡的”（參見Inkeles,1997:6）。早在1924年，秉承個體主義立場的心理學家弗洛德·奧爾波特在那本后來流傳廣遠的《社會心理學》中，就借闡明“社會心理學是研究個體的科學”的觀點，將所有涉及人群共同體的社會心理研究一律斥之為“群體謬誤”加以反駁。他不僅強調“除了屬于個體的意識以外，沒有什么別的意識了”，而且專門指出“國民性、共濟會綱領、天主教教義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并不是在某個體成員身上得以表現的所謂群體心理，而是在每個個體心理中不斷重復的一系列觀念、思想和習慣”（Allport,1924:4-13）。換言之，并不存在表征群體心理的所謂國民性或民族性格，它們也不過是一種“群體謬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