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行動派"右翼團體和"任俠系"黑社會組織，這兩個中國人聽起來可能覺得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東西其實有很多共同點："行動派"右翼鼓勵個人"敢想敢干"，通過暴力實現(xiàn)極端國家主義的政治訴求，其邏輯非常簡單血腥——"不喜歡支持孫中山的首相犬養(yǎng)毅沒問題，殺上門去砍了那個老頭，然后大喊幾聲天皇萬歲，你就是日本的英雄"；而后者則同樣崇拜天皇，將其視為黑社會組織的最高精神領袖。在"任俠系"黑社會組織內部的重要儀式上，那些作為見證人的黑社會大佬的背后或者頭上，總是會掛上寫著"天照皇大神"的條幅，頗有"天照皇大神（天皇）"才是這些宗教儀式的最終見證者的意味。在贊成使用暴力、鼓吹日本民族優(yōu)越論等方面，"任俠系"黑社會與"行動派"右翼更是如出一轍。如果說兩者有什么區(qū)別的話，那就是"行動派"右翼不屑于干一些"任俠系"黑社會組織所從事的開賭場妓院等事情，他們謀求的首先是國家權力，其次才是財富。一般來說，"行動派"右翼的財富來源相對更為"體面"，社交圈中政要名流多一些。而"任俠系"黑社會組織對于兒玉譽士夫這樣的右翼"行動派"，往往還心懷一種復雜而奇特的敬意，遇有黑社會組織發(fā)生內部沖突的時候，右翼大佬們常常以調停者的身份出現(xiàn)。這實際上也是二戰(zhàn)后右翼政治勢力滲透、統(tǒng)合黑社會組織的基礎。

二戰(zhàn)結束后，兒玉譽士夫一度被美國人作為甲級戰(zhàn)犯關進了監(jiān)獄，他從上海搜刮回來的財富也面臨被沒收的危險。但和岸信介等其他日本甲級戰(zhàn)犯一樣，面對美國一方面不廢除天皇，另一方面強力彈壓右翼政治團體的兩手，都來了一個大變臉，轉而鼓吹"日美同盟"，聲稱只有和美國合作才是日本未來的出路，表現(xiàn)出日本右翼徹頭徹尾"欺軟怕硬"的功利和現(xiàn)實。據說，從監(jiān)獄放出來時，兒玉就已經在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了，專門負責幫助盟軍查獲被其他人隱匿的戰(zhàn)前日本軍用物資。然而，2007年3月12日，美國解禁的一份中央情報局對日機密文件中對于兒玉的評價很低——"幾乎不具備什么收集情報的能力，是一個專業(yè)的騙子，唯一感興趣的就是撈錢"。

兒玉譽士夫將政治化"任俠系"黑社會團體與撈錢幾乎完美地結合了起來。例如，1959年（昭和34年），日本國內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斗爭，3月，134個進步社會團體召開大會，自發(fā)組成"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國民會議"，當時日本國內幾乎所有的左翼進步力量全部參與進來。另外，日本右翼政治勢力也意識到了危機，成立"全日本愛國團體會議（下文稱全愛會）"，將當時比較活躍的日本右翼政治組織幾乎都統(tǒng)合起來，試圖與前者對抗。4月26日，"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國民會議"展開第十五次全國統(tǒng)一行動，發(fā)動群眾請愿、集會和示威。日本國會收到請愿書17萬封，參加請愿的人數(shù)達到330萬人次，成為日本歷史上"空前的大請愿"。就在這樣的形勢下，美國方面卻提出總統(tǒng)艾森豪威爾將于6月19日訪日。由于日本警力已經完全用于應對游行、抗議和示威，如何確保艾森豪威爾的安全就成為讓岸信介政府非常棘手的難題。按照當時接待艾森豪威爾工作總負責人橋本登美三郎的計算，為確保艾森豪威爾的安全，需動員8萬人，以當時的警力狀況，缺口大約在4萬人。因此必須借助民間右翼團體和"任俠系"黑社會組織的力量。具體負責與"任俠系"黑社會組織各位大佬交涉、協(xié)調的，正是兒玉譽士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