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三十而立?！薄拔覀冞@一代人”大都屬“而立”之年。照我對孔子的理解，這個“立”的含義，并非時人所謂的“建功立業(yè)”，而是指確立責任、訂立規(guī)矩，這也是儒家視野里的“成人”標志?！拔覀冞@一代人”的責任和規(guī)矩是什么？與上一個“學術代”相比，“我們這一代”又有什么特點？

上一個“學術代”指的是80年代文化熱中的風云人物，他們不一定是生于50年代學人，也可能是生于40年代學人。他們的成長經(jīng)歷大抵相同，即十年“文革”正好是他們勃動的青春期，與挫折磨難相伴隨的對社會問題的一系列深沉思考，需要表述與抒發(fā)。1977年恢復高考之后，他們中的精英，是帶著上述思考跨進大學校門的，他們的學術活動帶有明顯的“經(jīng)世致用”的烙印。80年代的中國社會，涌動著不斷高漲的改革熱潮，知識精英們大都選擇文化激進主義的策略，把激情訴諸傳統(tǒng)文化的批判，在此，學術活動的背后寄寓著救世熱情。他們借助于學術，試圖對各種社會問題都發(fā)表看法。

生于60年代學人的成長經(jīng)歷簡單，更傾向于把學術活動確立為一種中性的職業(yè)活動，由生于60年代學人操辦的《原學》，即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另外，與上一代學人積極引進西學相比，生于60年代學人愿意更多地關注中國自身的問題，關注國學，企圖與1949年以前的國學大師們接上聯(lián)系，緬懷“舊人舊事”。所以，與現(xiàn)當代西方思想家傳記在80年代紅極一時相對的是國學大師的傳記在90年代爭相傳閱的盛況。我把生于60年代學人的這一進取方向視為他們欲在90年代尋找自身角色位置的努力。在大批同齡人“下海”經(jīng)商并非想象中順利的遭遇下，在中國社會的分工日益細密發(fā)達的趨勢下，生于60年代學人自然必須考慮“我應該做什么”和“我能做什么”的問題。加上中國社會的逐步正常發(fā)展，那些被狂熱政治運動的油彩所遮蔽的、被重大社會變故的波瀾所淹沒的而在正常的社會運作過程中又必然要顯示出來的社會問題，便紛紛凸現(xiàn)于這一年代學人面前，這是“我們這一代人”不由自主地回到中國、關注中國自身社會問題的客觀原因。所以，生于60年代學人并非“兩耳不聞窗外事”，準確地說，生于60年代學人是把“窗外事”拿到“窗內(nèi)”來，以社會科學的立場、知識，對中國社會問題進行分析、揭示，既無筆底波瀾，亦非語中驚雷，但其意見或觀點，可能更具建設性。

生于60年代學人可能一直在充當著“邊緣人”的角色，這也許是“我們”的共同經(jīng)驗。

影響中國一代人命運的十年“文革”，“我們”與之擦肩而過，至多只保留些許依稀印象，談不上是“見證者”，更無資格參與，屬于“門外”瞧熱鬧的看客。

盛極一時的80年代“文化熱”期間，“我們”可能還在讀書或剛剛跨出校門。憑“我們”當時的學識，無力成為“文化熱”中的核心人物，但受當時風氣的感染，亦曾如孩童般加入這場盛大的思想狂歡運動，大而無當、毫無學理根據(jù)地把中西文化比較一番。上前臺，“我們”輪不到，只好在幕后隨著鼓點起哄，私下的熱烈辯論，事實上是一種集體性的自我肯定和相互砥礪，確立“我們”的信念和對社會現(xiàn)實的責任意識?！拔覀儭笔聦嵣鲜且粠蜕硖庍吘壎植桓蔬吘壍娜?。

生于60年代學人并無明顯的受挫經(jīng)歷，“我們”并無索回青春的要求，從而多了一種“從我做起”的決心；并無抨擊不公的憤慨，從而多了一份“回報”的信念。

許多人以為生于60年代學人是幸運的一代，因為我們都是從校門到校門，學業(yè)沒有被人為地中斷過，接受了完整的學術訓練。但在我看來，生于60年代學人在大學期間所接受的教育，依然屬于“先天不足”。

生于60年代學人基本上都在80年代里完成大學學業(yè)(本科)，而80年代大學的課程設置、師資、教科書，都存在許多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