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魯迅的第三個因素，是紹興的地域文化優(yōu)勢和周家的崇文傳統(tǒng)。明清時期，浙江文風極盛，而紹興在浙江又居上乘。敦儒重教，崇文尊師之風深入人心。而科舉時代，“點翰林”的夢想，絕非一代人可以完成，往往須數(shù)代人讀書應舉方可實現(xiàn)。紹興周氏詩書傳家，對子孫教育十分重視。魯迅六時，入周家自設私塾讀書，由叔祖周玉田開蒙。遵祖父旨意，除習字、對課之外，還要讀《鑒略》（按：《鑒略》又名《五字鑒》，明代李廷機所撰。廷機，字爾張，福建晉江人。他根據我國古史資料，編成《鑒略》，流傳數(shù)百年，是影響深遠的蒙學讀物。據清人翻刻者鄒梧桐所云：“有明李廷機先生，胸羅全史，手著《鑒略》，自皇古以乞宋元事跡，舉其大綱，略其小目，俾讀者開卷了然，儼與歷世受命之主，賡揚一堂；更可喜者，句調葉律，有類詩歌，與人可誦可讀，一部二十一史之要領也。”此書特點已見一斑。此書大略是以五言詩句韻文的形式，按時代順序將我國上自遠古傳說，下至元明的社會歷史，進行了簡單扼要的總述和概括。全書僅萬余字，行文言簡意賅，敘事條理分明，甚得舊時讀書人喜愛，成為蒙館中與《三字經》、《增廣賢文》、《幼學瓊林》并列的蒙學讀物），這無疑為魯迅打下了堅實的史學基礎。玉田師家中藏書豐富，使魯迅眼界大開，興致盎然。年十一，入紹興城內最為嚴格的私塾“三味書屋”，從壽鏡吾讀書。三味書屋原稱“三余書屋”，取義于《三國志》裴松之注，即董遇所云“為學當以三余，冬者之余，夜者日之余，陰雨者晴之余”。意即要人們利用一切空余時間，發(fā)憤為學。后壽鏡吾祖父壽峰嵐將“三余”改為“三味”，意為“讀經味如稻粱，讀史味如肴饌，諸子百家，味如醯醢”。其意乃讀書如美味佳肴，必不可少。書屋不大，但極古雅。正中上方所懸“三味書屋”匾額，為清朝著名書法家梁同書所題。與之相呼應者有楹聯(lián)—副：“至樂無聲唯孝弟，太羹有味是詩書。”書屋正中，八仙桌一張，高背椅一把，那是壽鏡吾先生的講臺。四周沿墻擺放著書桌七八張，為學生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