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魯迅的思想傳統(tǒng)

世界視野中的魯迅與魯迅視域里的世界

張夢陽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摘 要：魯迅是世界中的魯迅。魯迅眼中也自有他的世界。只有從世界視域中審視魯迅，又透視魯迅眼里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樣的，才能從雙向對流中更為全面、準確、深刻地認識魯迅的真正價值及其局限。魯迅是對中國人的精神進行深刻反思的偉大思想家，但由于時代與個人的限制，在歷史與未來之間，魯迅對歷史，特別是中國的歷史具有深透的理解，但對人類如何走向未來的問題并沒有想清楚。

關鍵詞：魯迅；世界；歷史；未來

魯迅是世界中的魯迅。魯迅眼中也自有他的世界。只有從世界視域中審視魯迅，又透視魯迅眼里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樣的，才能從雙向對流中更為全面、準確、深刻地認識魯迅的真正價值及其局限。

一 世界視野中的魯迅

魯迅是誰？他是怎樣出現(xiàn)的？有怎樣的特征和價值以及局限？

要回答這一系列問題，僅僅蜷縮在中國的圈內(nèi)是不行的，需要跳出小圈子，擴大到整個世界視野，即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大觀視角去看中國，看中國近現(xiàn)代出現(xiàn)的魯迅現(xiàn)象。

魯迅出生的1881年，正是1884年中法戰(zhàn)爭前的三年，大清王朝處于崩潰的前夜，世界上由于工業(yè)革命，資本主義日趨發(fā)展，進入帝國主義階段時，爭相侵略和瓜分中國。中國先覺的知識分子痛感國家的衰落、專制的黑暗、列強的兇惡、變革的急迫，十數(shù)年后出現(xiàn)了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變法及其失敗，排斥西方的義和團運動興起和八國聯(lián)軍對中國的入侵。原本自以為居于世界中心、四圍不過是“小蠻夷耳”的大清帝國竟被“洋鬼子”恣意宰割，于是變革之聲愈加強烈，延續(xù)千余年的科舉制度逐漸廢除，知識分子開始赴日本或英美留學，出現(xiàn)了留日派與英美派的分流。但不管哪一流派，宗旨都是“救中國！”“忍將冷眼，睹亡國于生前，剩有雄魂，發(fā)大聲于海上”，這幾乎成為所有愛國志士共同的心聲。

正是在這種歷史環(huán)境和社會心態(tài)促使下，中國出現(xiàn)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清王朝的滅亡，又出現(xiàn)了1917年的文學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

魯迅就是在這種世界和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下出現(xiàn)的。

如果魯迅不生在清末科舉制度廢除、新學興起、開始到外國留學的時期，他可能仍然照走科舉的道路，可能成為士大夫層中的革新者，卻不可能成為現(xiàn)在的魯迅；如果不在1919年前后爆發(fā)五四文學革命，他也不可能寫出《狂人日記》而一發(fā)而不可收，成為現(xiàn)代中國的偉大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概而言之，是當時的世界造就了魯迅。

當然，除了世界的時代環(huán)境外，魯迅的個人的遭遇和性格、天賦也是成就魯迅的重要因素。

若沒有魯迅那樣超凡的思想天才和文學天才，以及祖父下獄、父親病死、在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路途中看見世人的真面目，還有與琴表妹的初戀受挫、被迫喝下朱安這杯婚姻苦酒的話，即便有再好的歷史條件也成不了魯迅。當然，如果沒有個人的刻苦努力，具有再高的天賦，也難有大成。例如魯迅的堂兄周壽恒阿泰比少年魯迅樟壽還聰明，同樣的書，樟壽讀幾遍能背出四十行，他卻能背出八十行。但他沒把聰明用在正處，結果一事無成，變成了癡迷耍牌“游大湖”的嬉客大少爺。

所以，歷史與人之間是互動互促的。魯迅之所以為魯迅，是由于歷史與個人的兩面因素互動互促所造就的。他人亦然。

應該承認天才的存在，特別是文學藝術和原創(chuàng)性科學技術領域，那些創(chuàng)造了突破性成果的大家，必定具有超于常人的天才條件。不承認天才的存在，強說人人都是一樣的，把高出的人一律削平，讓所有的人都歸于平庸，變成沒有思想、沒有才能的奴性十足的“普通勞動者”和“馴服工具”，正是封建專制者的慣用伎倆。如魯迅青年時代就指出的：“性解（天才）一出，必全力死之?！敝荒苁拐麄€社會趨于平庸，停滯不前，這樣下去，只能造成人類文化的停滯和倒退。

我們不僅要承認天才的存在，而且須看到這種天才人物是極其珍貴的，要很多年才能出現(xiàn)一個。而其出現(xiàn)，既有必然性，更有偶然性。

回觀中國文學史，竊以為出現(xiàn)過七大文學天才：屈原、莊子、司馬遷、李白、蘇東坡、曹雪芹、魯迅。

當然，這七大文學天才之外，還出現(xiàn)過很多具有文學才能的人。例如唐代就有與李白齊名的杜甫。他的史詩，是李白寫不出的，中國文學沒有了杜詩，不知會減少多少分量。但杜甫還不是李白那樣的從天而降的大天才，他以卓越的寫實才能磨出了驚天地、泣鬼神之作，卻是在天賦基礎上經(jīng)過后天刻苦努力鑄成，不像李白那樣幾乎是人工所不可能達到的，完全是從天而來的黃河之水，天工妙成的詩的瀑布。寫出《金瓶梅》的蘭陵笑笑生，開創(chuàng)了中國描寫家庭生活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可以說沒有《金瓶梅》就不會有《紅樓夢》。然而，曹雪芹稱得上是七大文學天才之一，蘭陵笑笑生卻算不上，原因之一是他不但缺乏曹雪芹那種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頑石”“仙草”的奇思妙想，而且沉溺于性的露骨描寫，與《紅樓夢》那種“神瑛侍者”與“絳珠仙草”的寶黛愛情無法相比。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郭沫若也是天分甚高的才子、詩人，他的《女神》稱得上是鬼斧神工，但他終歸只有這開篇之作，就沒有繼續(xù)下去?！肚返葰v史劇，不愧為杰作，但可惜滲入了較多的外來成分，難為天然神品了。曹禺是一位天降的鬼才，但氣象不夠浩大，后來又被扭曲，才盡了。張愛玲、蕭紅是天生靈異，但其影響與氣概距七大文學天才尚有較大距離。周氏兄弟之一的周作人，其散文的老熟、數(shù)量的巨大，不可小覷，但缺少的是大哥魯迅那樣的沖天之氣，骨子過軟了。這也是他后來墮落的一個原因。

中國近代文學，自曹雪芹之后二百余年來，出現(xiàn)的文學天才只有魯迅一人！

魯迅的《狂人日記》，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積二十余年的“燜焐”與思考，發(fā)出控訴“吃人”的吶喊，像佛教里的“獅子吼”一般，震撼整個舊中國，非發(fā)自天籟不可得也！一篇《孔乙己》，從容三千字寫盡人間的冷酷，有如神品。信筆揮成《阿Q正傳》，以一個阿Q，凝聚幾千年中國人的品性，折射出人類的普遍弱點，不是大天才何能為之？散文詩集《野草》，是魯迅苦悶時的泄憤，然而一出手就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再也沒有人能夠超越。就是小小雜文《論雷峰塔的倒掉》，悠然為之，也是獨出心裁，獨往獨來，無有來者。三一八慘案后，當時文人幾乎都寫了悼念文章，而唯有《記念劉和珍君》直沖云霄，在群山中獨樹高峰。后期的《“題未定”草（六至九）》顯現(xiàn)思維的天才；《隔膜》《買〈小學大全〉記》直搗士人的奴性，《病后雜談》《病后雜談之余》點中封建統(tǒng)治者的穴位，以“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一語概括歷史惡性循環(huán)的毒惡，透發(fā)超人的悟性；《我的第一個師父》，幽深峭拔，思緒繚繞；《半夏小集》，嘲諷尖刻而筆致輕妙；《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對新奴隸主的預感，何其精準？后來此物不就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嗎？最后未完的絕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末尾寫黃興“日本學監(jiān)，誡學生不可赤膊，他偏光著上身，手挾洋磁臉盆，從浴室經(jīng)過大院子，搖搖擺擺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何其傳神！黃興性格躍然紙上，魯迅給人間留下最后的天才一筆。

魯迅不僅是歷史上稀見的文學天才，而且是少有的思想天才。他是深刻反思中國人精神的偉大思想家，他反思的結晶《阿Q正傳》等不朽作品，至今依然是我們反思自身弱點的鏡子。

作為一個稀有天才，又作為一個真實的人存在的魯迅，和中國歷史上的屈原、莊子、司馬遷、李白、蘇東坡、曹雪芹一樣，是幾百年才出一個的思想天才與文學天才。而且歷史上只可能有一次，不可復制，也不可超越。他們就是黑格爾所說的“這一個”，不可能是“那一個”。以后多少年后，可能出現(xiàn)別一個新時代的思想天才與文學天才，但絕對不會是和魯迅和屈原等一個樣的。他可能汲取了從屈原到魯迅等前人的資源，但絕不會重復前人，也并不是什么超越，而是新時代熔爐重新鑄造出來的新型人物。這一代代的思想天才與文學天才也都是獨立的存在，不可能也不必要互比高低。

這些思想天才與文學天才，往往都有一顆無比痛苦的靈魂，是他們所處時代的“苦魂”。

從存在論哲學觀點看：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政黨，一個民族，都存在一個根本問題——認識自己，認識世界，認識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以作出生存與發(fā)展的正確方略。

這個根本問題，當代文學思想家劉再復先生歸結為“自己如何可能”六個字，也就是“自我確立、自我實現(xiàn)如何可能”，即康德所說的“認識如何可能”、“人類如何可能”的根柢性問題。

其實，人類從誕生，即有了精神之日起，就已經(jīng)開始了這種追問和反思。先祖?zhèn)冊诠畔ＥD神廟上鐫刻著一句對后人的提醒，“認識你自己！”法國大思想家蒙田也說過，“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認識自我。”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名著《人論》的第一段話就是：“認識自我乃是哲學探究的最高目標——這看來是眾所公認的。在各種不同哲學流派之間的一切爭論中，這個目標始終未被改變和動搖過：它已被證明是阿基米德點，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動搖的中心?！币粋€民族的思想家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促使本民族正確地認識自己。中國近代以降，從梁啟超、嚴復到魯迅、胡適、周作人，歷代思想家都在敦促中國人研究自己，反思國民性的弱點。梁漱溟甚至認為：“孔子畢生所研究的，的確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為之名，或可叫做‘自己學’?！倍驼麄€人類來說，認識自己，認識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正是始終不變的科學探求的終極目標。從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說，到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一直到愛因斯坦、霍金等物理學家的現(xiàn)代宇宙觀，實質(zhì)上都是在探索著人類究竟是怎么回事，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人類在宇宙中究竟處于怎樣的位置，德國哲學家舍勒一篇名著的題目就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對這一終極問題的回答，關系到人類的世界觀、人生觀等等許多根本性的哲學理論體系的建構。

像魯迅這樣偉大的思想天才與文學天才，終生思考、日夜揪心的不是他們自己的生活問題，而是整個人類向何處去、應該有怎樣的靈魂這些根柢性的大問題。我在《中國魯迅學通史》中作了這樣的定位：“魯迅是對中國人的精神做了空前深刻的反思的偉大思想家?！闭窃谶@個意義上，他無愧于中華民族的“民族魂”。

魯迅自小充滿仁愛之心。八歲時，剛剛十個月的妹妹端姑生天花去世了。他在屋隅暗泣，母親問他為什么哭，他答：“為妹妹啦！”后來在小說《兔和貓》中對兩只小白兔性命的喪失，“覺得凄涼”。于是記起住在紹興會館時，鴿子“膏于鷹吻”了，“大槐樹下一片散亂的鴿子毛”；西四牌樓一只小狗被馬車軋得快死，使他為生命的斷送感到悲慟。他的摯友許壽裳在《我所認識的魯迅》中引用了這些描述，認為魯迅的創(chuàng)作是“以其仁愛為核心的人格的表現(xiàn)”?？滓壹?、祥林嫂、阿Q等，不就是魯迅付以大愛的被侮辱被損害的弱勢群眾嗎？因為仁愛，所以“重正義”，主張“除惡務盡”，以使此后的青年少花費“氣力和生命”。魯迅之所以一步步傾向“左翼”，也正是因為當權者“對于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保ā洞鹩泻阆壬罚娜话藨K案劉和珍等學生的慘死，到“四一二”大屠殺中畢磊等青年的遇難，再到柔石等“左聯(lián)”五烈士的犧牲、楊杏佛的被暗殺，直到知己瞿秋白的就義，怎能不使他感到被“層層淤積起來”的“青年的血”“埋得不能呼吸”，對殺人者充滿憎恨，對被殺者滿懷同情？又豈能不為這種殺與被殺的殘酷現(xiàn)象深感痛苦？

他企盼既沒有奴隸也沒有奴隸主的“第三樣時代”到來，后期“確切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xiàn)”。但是他在實現(xiàn)目標的道路上也遇到了悖論：當他朝著終極目標真誠地奮斗著的時候，不僅遭遇敵方的殘酷鎮(zhèn)壓和現(xiàn)實的重重阻力，顯現(xiàn)出自己的追求有著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性質(zhì)，還受到自己營壘內(nèi)部“借革命以營私”的人從陰溝里射來的“冷槍”與“暗箭”。這該是何種的“苦境”?！魯迅1935年4月23日在致蕭軍、蕭紅信中說：“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后來的暗箭；受傷之后，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卑堰@種“苦境”入木三分地刻畫出來了。

如果縮在低處，拿著放大鏡去找魯迅的所謂“毛病”，盡可以找出許多。但鷹有時飛得比雞還低，雞卻永遠飛不了鷹那么高，擴大到世界視野去觀察，就會發(fā)現(xiàn)代中國能夠像魯迅那樣，無愧進入世界一流作家行列者，真無第二人。沒有一位作家創(chuàng)造的典型人物能像阿Q那樣成為世界性的文學典型，也沒有一位作家能夠寫那么多而好、影響深廣的散文、雜文，在世界散文家、雜文家中“獨壓群芳”！

總而言之，從世界視野看魯迅，就自然得出這樣的結論：魯迅是20世紀上半葉在特殊的世界環(huán)境中出現(xiàn)的一位具有濃厚中國色彩的舊時代崩潰、新時代將至的轉型期的偉大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一位反抗“質(zhì)化”傾向的“精神界之戰(zhàn)士”。他的歷史使命是對中國人的精神進行深刻的反思，力促中國人反省自我、克服缺點，從“本能的人”升華為“自覺的人”，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然而，由于時代與個人的限制，他并沒有能夠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境瞻望人類的未來。

二 魯迅視域里的世界

我們從世界視野考察了魯迅，下面再看看魯迅視域里究竟有著怎樣的世界。

魯迅視域里的世界可謂廣博。古今中外，文學、歷史、哲學，從經(jīng)典古籍到野史筆記，從古代名畫到漢碑石刻，上下五千年，縱橫幾萬里，幾乎無所不及，無所不談，而且經(jīng)常發(fā)出人未想到、史籍未見的驚世駭俗之語，發(fā)人深省之言。尤其難得的是透視進人類精神深處的種種矛盾、彷徨和苦悶，發(fā)現(xiàn)了人在思維方式上種種弱點和心靈上種種隱秘，可謂是世上稀有。

但大千世界無限廣闊，任何人都不可能窮盡所有角落。魯迅眼里的世界，有別人看不到的地方，也有別人看到而他沒有看到的處所。概括來說，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在中國思想史領域，如林非先生90年代出版又兩次再版、收入《中國文庫》的《魯迅和中國文化》，破天荒地首次指出的：魯迅對于明中葉以后精神解放的巨大思潮未予應有的注意，出發(fā)點還是沒有離開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基地。

二是從世界精神文化的視野來看，魯迅等留日派在日本留學期間通過日文接受了蘇俄的東方思想以至德國的哲學和文學，對英美民主制度缺乏了解，與現(xiàn)代政體和現(xiàn)代管理存在著隔膜。他關注被壓迫民族和弱小國家的命運，也對祥林嫂、孔乙己、阿Q這些受損害的弱勢群眾表示了極大的同情，但是卻不能提出使弱勢者得到保護的較為合理的社會管理方案。翻譯也多注目于被壓迫反抗侵略的論著和作品，對處于世界文學高峰的經(jīng)典之作注意不夠。

三是主要致力于精神文化領域的創(chuàng)造，對政治經(jīng)濟并不熟悉，如他自己1933年11月15日在致姚克信中所說：“即如我自己，何嘗懂得什么經(jīng)濟學或看了什么宣傳文字，《資本論》不但未嘗寓目，連手碰也沒有過。然而啟示我的是事實，而且并非外國的事實，倒是中國的事實，中國的非‘匪區(qū)’的事實，這有什么法子呢？”也如他第二次回北京的時候，1932年11月27日，應北師大文藝研究社邀請，到師大講演時，自己也所聲明的：“我說要改革經(jīng)濟制度，并不是贊成共產(chǎn)。我不是個共產(chǎn)主義者，但亦許在我底主義里有些地方和共產(chǎn)主義相同的。比如對于吃飯，亦許共產(chǎn)主義里頭主張是要吃的，而在我的主張里也主張要吃。我對經(jīng)濟沒有過細的研究，有好多地方全不知道?！?/p>

這樣，魯迅雖然提出了“立人”思想，主張“人立而后凡事舉”，但是并沒有想透人往何處去、應該怎樣建立相對合理的社會的問題。早期他在《文化偏至論》中只說“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于天下，更何有于膚淺凡庸之事物哉？”但究竟怎樣才能建立“人國”呢？并沒有具體的回答，甚至存在錯誤的想法，以至發(fā)展為“絕義務”的無政府主義觀點。

到了中期，魯迅對人往何處去的問題有了較為具體的答案：1919年11月，在《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中提出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魯迅把生存作為“合理的做人”的基本標準。他的生存、溫飽、發(fā)展觀，也就是幸福、合理觀。要想獲得真正的幸福，“單有‘我’，單想‘取彼’”地只是“純粹獸性方面的欲望的滿足”（《熱風·五十九“圣武”》）是不行的，必須“合理的做人”。做到物質(zhì)與精神的統(tǒng)一，正確處理自我與他人的關系，于自他兩利。這應該視為魯迅的本原思想，是他對人往何處去的問題所做出的最樸實也最精準的回答。

而1925年在《燈下漫筆》中，則大呼“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xiàn)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shù)見不鮮的?！彼粲跚嗄隇榱藙?chuàng)造沒有奴隸、也沒有奴隸主的“第三樣時代”而奮斗！

具有這種理想是很對的。呼喚實現(xiàn)“人”的價值也是極為重要的。但是怎樣實現(xiàn)“第三樣時代”的理想和“人”的價值呢？

《燈下漫筆》結尾說道：“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xiàn)在的青年的使命！”

這就未免情緒化了。進步、合理、文明的社會，是不可能通過“掃蕩”、“掀掉”、“毀壞”得來的。

后期魯迅盡管從觀念上接受了階級論，但又對以經(jīng)濟地位衡量人的品質(zhì)表示了懷疑。1931年7月，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的講演中也說：“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兇到絕頂”。他指出：“至今為止的統(tǒng)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二十多年前，都說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實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稱蒙古朝為‘大元’，殺漢人比蒙古人還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币恢痹谔綄ご蚱茪v史惡性循環(huán)路徑。

但到1932年則陷于了誤區(qū)，5月在《我們不再受騙了》一文中說“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不是為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么？”1934年6月又在《答國際文學社問》中說：“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著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chuàng)造者是無產(chǎn)階級，但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對于十月革命還有些冷淡，并且懷疑?，F(xiàn)在蘇聯(lián)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xiàn)，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边@里魯迅存在理論上的失誤。歷史業(yè)已證明，無階級社會固然很好，但是恐怕是很難實現(xiàn)的烏托邦。而且通過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道路，不僅很難實現(xiàn)，反而會適得其反。我以為，任何階級的專政，都不能建立幸福、合理的社會。幸福、合理的社會，只能是現(xiàn)代法治和科學管理的，不能有階級的專政。魯迅像很多的共產(chǎn)主義者那樣，有很美好的理想，卻對實現(xiàn)這一理想的途徑缺乏科學的認識。他根據(jù)事實作出的判斷和引發(fā)的創(chuàng)作是與無產(chǎn)階級專政理論相違的。例如《阿Q正傳》中既寫了阿Q在封建階級壓迫剝削下一定要革命的必然性，又寫了阿Q式革命的悖謬與不合理性：革命成功后只是拿些東西與欺壓小D。阿Q專政與趙太爺專政并無本質(zhì)區(qū)別，甚至有過之無不及。這都說明魯迅的本原思想是與無產(chǎn)階級專政理論不相通的。只是1932年以后在談到蘇聯(lián)問題時，表示了贊同。這除了當時的歷史局限性之外，與他所接受的歐陸性的東方文明背景有關，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兩極思維以及傳入中國的黑格爾哲學也有關。例如在《我們不再受騙了》中還說：“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寶貝，那么，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边@未免絕對化，和“文革”中的“對著干”是同一思維模式，因為敵人反對的不一定就是我們應該擁護的；敵人擁護的也不一定就是我們應該反對的。情況很復雜，不能絕對化。與此相關產(chǎn)生的另一偏執(zhí)是不容許“第三種人”的存在，似乎只能有對立的兩極，不能有廣大的中間地帶。這些觀點和做法是不符合“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一本原思想的。其實，世界上的事物不是一分為二，而是一分為三。一個社會要想長治久安、和諧幸福，就必須擴大中間人群，使中產(chǎn)階級成為整個社會的主導和基礎。魯迅在《“題未定”草（六至九）》這篇以“摘句”“選本”為例全面闡發(fā)科學思維方法的長篇雜文中，提出了一個科學的命題：“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比欢坏綄嶋H問題上，有時就走極端了。

因而在歷史與未來之間，魯迅對歷史，特別是中國的歷史具有深透的理解，但對人類如何走向未來的問題并沒有想清楚。

而魯迅的思想又是復雜的。在肯定蘇聯(lián)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同時，他仍舊在探尋打破歷史惡性循環(huán)的途徑。魯迅后期最珍貴的思想就是對中國封建專制進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在《隔膜》和《買〈小學大全〉記》中以馮起炎和尹嘉銓為例，入木三分地分析了中國知識分子被封建教育所“質(zhì)化”，與統(tǒng)治者皇帝之間存在“隔膜”，懵懂、顢頇地向皇帝求助、“請謚”的歷史悲劇?！恫『箅s談》和《病后雜談之余》，揭示了封建皇帝與農(nóng)民起義領袖的另一種“質(zhì)化”——酷刑的極致“剝皮”，得出“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的結論，令人聯(lián)想到魯迅中期在《阿Q正傳》中對“阿Q式革命”的預感，對如何結束封建專制制度的歷史惡性循環(huán)生發(fā)思索：如果人的精神得不到改變和升華，只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式的以暴易暴，從“剝皮”始到“剝皮”終，不過是一種改朝換代的演變，“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兇到絕頂一樣”，人類社會是不會有實質(zhì)性的進步的。

魯迅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不可能脫離當時的時代環(huán)境，不可能不受到當時一些錯誤思潮的影響。這絕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而具有深刻的歷史與時代的原因。如魯迅那樣始終沿著自己注視的“人”的精神契機的軌跡往前走去，鍥而不舍地深入進某個側面的深層，就已極為了不起了！世上從來沒有天生完美、百分之百正確的神靈，也沒有全知全能、一切擅長的所謂全才，魯迅既不可能先知先覺，不出現(xiàn)矛盾和失誤，也不可能如專業(yè)學術家那樣對所有的問題“作出條分縷析的學術上的闡釋。他的杰出之處是在于宏觀性地揭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極端不合理性的一面，啟迪和鼓舞人們對它進行澄清”。作為一個感悟性的思想家，他“只能從自己對于它進行犀利觀察和深邃感受的角度，作出了不少富有宏觀性和啟迪性的見解”（林非語）。何況，尼采說過：“任何深刻的心靈都需要一副面具”。魯迅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壇最深刻的文人，也會有他的面具。這種面具不是為了欺騙別人，而是處事自保的需要。正如他在《寫在〈墳〉后面》中所說的：“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說，我的文字是說真話的。這其實是過譽，那原因就因為他偏愛。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也未嘗將心里的話照樣說盡，大約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fā)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jīng)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后來的研究者恰恰須揭開魯迅不得不戴的面具，露出他真的血肉，并分析出他掩飾的緣由，才能達到研究的深度，淘到魯迅的真金。

不僅對魯迅，對古今中外所有的歷史人物都應該采取這種科學的態(tài)度。

三 魯迅與世界的雙向比較

從世界視域中審視魯迅，又透視魯迅眼里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樣的，這樣從雙向對流中就會更為全面、準確、深刻地認識魯迅。

魯迅確實有他的局限——深深扎根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未能離開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基地，更廣大地放開眼界看世界。例如他在《文化偏至論》中，指出西方的議會民主是“借眾以陵寡，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于暴君”，被后來許多研究者看成是反對民主制。但宇宙間的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魯迅這一所謂“反對民主”的話，卻一針見血地點透了西方民主的弊端和局限性。民主雖然有反對專制的一面，但并不是全好的，“人手一票”“全民公投”的結果也并不是全對的。很可能是管理者一種省事和推卸責任的手段，所謂公眾的意志往往是一種違背客觀規(guī)律的錯誤的決定，尤其在中國這樣人口眾多、意見紛紜的大國，往往并不適合這種所謂的民主。倘若硬性實行，結局完全可能是：“借眾以陵寡，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于暴君?！笨磥硎囚斞阜磳γ裰鞯挠^點，固然有他對西方政治制度缺乏足夠了解的一面，但也來自他的優(yōu)勢——懂得中國也看透了中國大多數(shù)人沒有離開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基地、庸眾占據(jù)上風的弊端，產(chǎn)生了只有魯迅才有的一套對付的法子。

回顧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魯迅學史，有三個人對此看得最準——

一個是聶紺弩。他1940年就在《魯迅——思想革命與民族革命的倡導者》（1940年10月25日重慶《中蘇文化》半月刊7卷5期）一文中，對魯迅精神做了極為深刻的闡釋：“魯迅先生根本思想就是人的覺醒”,“民權的覺醒”。因為無論是否打倒了皇帝，經(jīng)濟有了多大發(fā)展，有了多強的軍事實力和多高的科學教育，“如果人民的腦子不從封建文化的束縛之下解放出來，人民不獲得人的知識，人的思想，無論什么改革，無論那改革得到怎樣的勝利，也將是表面的，形式的，換湯不換藥的?！濒斞父哂诮懈母镎叩牡胤?，就在于他比任何人都自覺、徹底、一貫地為“人”而吶喊，戰(zhàn)斗。聶紺弩這篇文章是對魯迅精神本質(zhì)作出深透理解與充分闡發(fā)的力作，多少年后少有人超越。只有緊緊抓住魯迅的這個精神本質(zhì)，才可能真正理解魯迅，理解魯迅為什么在青年時代就提出了“立人”的主張？為什么在五四時期的第一聲吶喊——《狂人日記》中把五千年的歷史概括為“吃人”二字？為什么在《阿Q正傳》中鞭辟入里地批判阿Q精神勝利法這種奴才主義哲學？為什么在前期雜文中一再重復這樣的思想：“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為什么后期在《隔膜》《買〈小學大全〉記》《病后雜談》《病后雜談之余》等最精辟的雜文中一再剖析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不悟自己之為奴”的社會心理，并窮究“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為什么說“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為摒棄暴力、打破歷史的惡性循環(huán)而進行著不懈的探索？從而也就理解魯迅究竟是在什么環(huán)境中與層面上、出于什么樣的動因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他畢生為之奮斗不息的宗旨究竟是什么？他對于中國的、獨特的、別人不可替代的精神價值究竟在哪里？

另一個是邵荃麟。堅實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邵荃麟早在1945年9月10日《國文雜志》3卷4期發(fā)表的《魯迅的〈野草〉》中，就明確指出：

魯迅先生不是什么主義者，他的思想是從血淋淋的歷史現(xiàn)實中間搏斗出來，鍛煉出來的。他并無別的特點，只是永遠和歷史的發(fā)展緊緊結合著，永遠和人民的心緊緊擁抱著，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聽到歷史的聲音，最真切的感到歷史和人民的痛苦。

后來的許多論者給魯迅加上了一些“主義者”的帽子，贊譽者稱他為“共產(chǎn)主義者”“反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等等，詆毀者又稱他為“激進主義者”“復仇主義者”“虛無主義者”等等。其實，這都是并不符合魯迅實際，也不會被他本人認可的。最恰當?shù)奶岱ǎ€是如邵荃麟所說，“是從血淋淋的歷史現(xiàn)實中間搏斗出來，鍛煉出來的。他并無別的特點，只是永遠和歷史的發(fā)展緊緊結合著，永遠和人民的心緊緊擁抱著，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聽到歷史的聲音，最真切的感到歷史和人民的痛苦?！濒斞傅乃枷牒妥髌?，是從中國近代被壓迫被侵略的屈辱的歷史與現(xiàn)實中產(chǎn)生的，沒有必要加上任何外在標簽。

邵荃麟還在《關于〈阿Q正傳〉》（1942年《青年文藝》第1卷第1期）一文中提出“魯迅先生并不是政治家”。這一句往往會被讀者忽略的話，意義卻很大。由于后來把魯迅推向“神壇”，人們在潛意識中把魯迅當作了“全知全能的‘神’”，似乎他說的話應該句句正確，每句話都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在政治上，也應該事事正確，富有預見，能夠提出正確的解決方案。這樣產(chǎn)生的后果，一是把魯迅的話當作政治家的指示，一律照辦，結果可能并不如意；二是用政治家的標準要求魯迅，一旦發(fā)現(xiàn)魯迅的某些話在現(xiàn)實政治中并不全對，就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以此全盤否定魯迅。應該像邵荃麟那樣，認識到“魯迅先生并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在中國社會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轉型時期，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有著深刻認識的天才文學家與本土思想家。更準確一些，是用魯迅自己的話說，就是一位“精神界之戰(zhàn)士”，一位從20世紀初葉就反對世界的“質(zhì)化”趨勢、主張“尊個性而張精神”、主持正義、反對不平等現(xiàn)象的精神斗士。他是一個生活在人間的活活生生的人，但絕對不是一般的俗人，而是一位幾百年才出現(xiàn)的極為特殊的文學天才和思想天才。因之，也可能既有一般人不具備的天賦，又有一般人都有的各種各樣的缺點、弱點，甚至超過一般人的怪脾氣和激越的狂氣。我們不能因為這些所謂“毛病”，否定他的全人；更不必要為賢者諱，把本是他缺點以至失誤的地方，美化成優(yōu)點或“偉業(yè)”。以魯迅的是非為是非，以魯迅的好惡為好惡。而應該照他自己所曾經(jīng)說過的批評原則去做：“好處說好，壞處說壞”。但無論如何，他的文字與人格是絕對偉大的，是多少位其他賢人或巨人無法比擬的。在啟發(fā)中國人“悟自己之為奴”，從而克服奴性、提高悟性、實現(xiàn)人的自覺方面，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但他并不是一個對社會革命實踐進行具體指導和管理的政治家，他雖然提出了對“無階級社會”的向往，呼吁既沒有奴隸也沒有奴隸主的“第三樣時代”的到來，但他不可能像政治家那樣為這種社會的到來設計比較合理的政治方案，摸索出比較科學的政治途徑。不但不能，有的時候，還可能有所失誤，例如對前蘇聯(lián)的情況就有誤讀之處等等。文學家需要激情，甚至“偏至”，以至于須保留“童真”；政治家則不然，最當緊的是冷靜、客觀、務實。不要以政治家的標準苛求魯迅吧！一個人，即使是非常偉大的人物，也不可能全知全能、十全十美。如魯迅那樣，在中華民族認識自己、“反省”自己的過程中起到如此超凡的文學和思想的效應，就已經(jīng)極其難得，肯定長存于精神文化史上了！對歷史上偉大人物的認知，決非評價得越高越好，而是需要恰如其分，需要中肯、準確，需要有理性的眼光。

第三個是舒蕪。1946年10月18日上?！断Ｍ?卷4期，發(fā)表了舒蕪的《魯迅的中國與魯迅的道路》，認為魯迅是生活在一個充滿了“做戲的虛無黨”的有著特殊國情的國家里。而魯迅是從不相信“做戲的虛無黨”所宣揚的什么“光明”的。因而，“可以這么簡單的說：不斷鏟除著這樣的‘光明’，顯現(xiàn)出‘黑暗與虛無’之為‘實有’的道路，就是魯迅的道路”?！罢缇八嗡f，是‘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向前的走去’（《兩地書·四》）的”?！棒斞傅闹袊枰斞傅牡缆?，魯迅的中國不能不需要魯迅的道路”?！霸隰斞傅闹袊?，堅持魯迅的道路”，堅持韌性的戰(zhàn)斗。

看了舒蕪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這篇論文，不禁令人聯(lián)想到20世紀90年代出現(xiàn)的汪暉所提出的魯迅“反抗絕望”論。80年代新發(fā)現(xiàn)的1925年4月11日魯迅致趙其文的信中有言：

《過客》的意思不過如來信所說那樣，即是雖然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絕望，因為我以為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zhàn)斗者更勇猛，更悲壯。

由此而引發(fā)出了汪暉的《反抗絕望——魯迅的精神結構與〈吶喊〉〈彷徨〉研究》一書，成為20世紀末魯迅研究一大新論。然而，舒蕪在并未見到這封致趙其文信的時候，就把握住了魯迅反抗絕望的精神特征，盡管他尚不可能如汪暉那樣拈出“歷史的中間物”這一概念，予以更高理論層面的闡發(fā)，也不能不說是顯現(xiàn)出了很高的悟性。其實，從舒蕪到汪暉貫串著的一條精神線索，這就是強調(diào)魯迅主觀內(nèi)在的復雜的精神結構，從個性入手研究魯迅獨特的精神特征，這應該說是魯迅研究的一個新的視域，是解讀魯迅研究中一些矛盾和困惑的新的切入口。舒蕪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40年代就能有此悟性，是與他在《論主觀》一文中所闡發(fā)的“個性解放”“發(fā)揚主觀”的哲學思想密切相連的。然而，也正因為如此，在他的《論主觀》遭到批判的時候，他的這篇《魯迅的中國與魯迅的道路》也同樣受到了批評。

胡繩的《魯迅思想發(fā)展的道路》（見1948年9月香港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魯迅的道路》一書）正是對舒蕪此文的一種反駁，重申瞿秋白關于魯迅思想發(fā)展道路論述的同時，又對魯迅后期思想的轉變、特別是“上升到無產(chǎn)階級的集體主義思想”這一方面作了較前更為充分的闡發(fā)，但也進一步加固了從“個性主義”到“集體主義”的魯迅思想發(fā)展道路框架。其實，這也是魯迅研究中的一種“質(zhì)化”和“固化”，使研究失去了精神活力，只能在預設的框架內(nèi)死板地進行詮釋。胡繩無愧為一位難得的富有天賦、造詣深厚的學者，但由于種種緣由自覺或不自覺地“在預設的框架內(nèi)”進行研究，妨礙了他一生的學術成就。

而到1956年10月19日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大會上，茅盾的《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chǎn)主義》的主題報告，把魯迅思想發(fā)展道路完全納入了政治公式，離真正的魯迅越來越遠了。

概而論之，聶紺弩所說的：“魯迅先生根本思想就是人的覺醒”,“民權的覺醒”。魯迅高于近代所有改革者的地方，就在于他比任何人都自覺、徹底、一貫地為“人”而吶喊、戰(zhàn)斗。邵荃麟所講的：“魯迅先生不是什么主義者”，也不是什么“政治家”,“他的思想是從血淋淋的歷史現(xiàn)實中間搏斗出來，鍛煉出來的?！薄坝肋h和人民的心緊緊擁抱著，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聽到歷史的聲音，最真切的感到歷史和人民的痛苦?！笔媸徦摰摹棒斞甘巧钤谝粋€充滿了‘做戲的虛無黨’的有著特殊國情的國家里。而魯迅是從不相信‘做戲的虛無黨’所宣揚的什么‘光明’的?！币蚨?，可以這么簡單說：“不斷鏟除著這樣的‘光明’，顯現(xiàn)出‘黑暗與虛無’之為‘實有’的道路，就是魯迅的道路”。

這也可以說是魯迅的不完美之處，即沒有離開小農(nóng)經(jīng)濟基地，然而正是這樣不完美的魯迅才看透了大多數(shù)人沒有離開小農(nóng)經(jīng)濟基地的中國。這才是真正的魯迅，至今以至很長一個歷史時期內(nèi)對我們都有著深刻啟示的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