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兩三年前，羅宏來家里聊天，在院中一棵花事繁盛的老桂樹下，說起好些羅氏先人的故事，我聽著很是著迷。那時他剛剛出了一本討論湖湘文化的書，很自然地將這些掌故擺進了近世湖南政治、軍事和文化激蕩的大背景中。

顯然，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歷史話題。慣常說，“幾代湖湘讀書人，半部中國近代史”。將一個家族的繁衍與一個國家的興衰直接扭結在一起，是一個有趣也有挑戰(zhàn)性的書寫角度。羅宏無疑已被這一挑戰(zhàn)撩發(fā)，并為此做了相當?shù)臏蕚洹Ｎ翼槃輵Z恿，向他約稿，并交給岳麓書社付梓；羅宏則囑我為序，作為交我出版的條件。

我明白，我的支持最多只是應和了羅宏的這一意愿，以他的學術個性和行事風格，即使我反對，他也會將這一選題做下去。除卻激昂豐沛的才情與酣暢淋漓的文字，羅宏還有一種真正的騾子精神，什么事一旦上路，再苦再難，他都會堅定堅韌地走下去，絕不半途止步，無功折返。

大抵也只有羅宏這頭騾子，才可以完成那么艱難的史料搜尋和求證工作。在經(jīng)歷了“五四”和“文革”之后，要想將羅氏家族長達500余年的譜系厘清，已絕非一件易事。一個家族無論多么顯赫，能被正史記載的事件總在少數(shù)，大量的素材得到族譜、野史和個人文稿中挖掘，甚至要去做田野考察和后人訪談。從近五六年羅宏天南地北行走的路線圖，我略知這類考察和訪談所費的時功。

如果只是為了給羅氏修一部族史，用以厘清宗脈、頌德先祖、激勵后裔，這些素材幾乎可以直接錄入。然而，羅宏寄望于這部書的，不是僅供羅氏后人勵志，而是要讓所有的湖湘后裔閱讀；他所要頌揚的羅氏功德，不僅是基于羅氏家族的興衰繁衍，而且關涉湖湘社會的變革維新。說透了，羅宏要將一部私史寫成公史，將一部野史寫成正史。懷了這樣一份意圖，再來檢查這些千辛萬苦搜羅來的素材，它們便有了一個天生的缺陷：可信度上的自證性差。羅宏得揣著這些素材，去比對相關人物的家譜、文稿，特別是方志，以求證實或證偽。清末以曾文正公為領袖的湘軍崛起，之后形成湖湘各大豪門，并順理成章地留下各顯赫家族的私史，這些史料在可信度上同樣存疑。這樣一來，每一重大史事，除去可以被方志等官方史料證實的，其余羅宏都得到同時代人物的族譜、文稿等私存史料中去拼接比對。這項工作可謂不勝其煩，而且每每難遂其愿。

我的朋友中，能下這種苦功夫、笨功夫的人很少，推而廣之，我們這個時代也并不多。羅宏除了懷有對先人的那一份景仰，作為后裔的那一份榮耀，還存了一份從家族史入手，深度探究湖南文化源流的學術意愿。大抵源出湖湘的當代作家或學人，都存有一份這樣的文化意愿，只是羅宏是個行動派，想做便做，一做便仿佛著了魔。他的第一部關于湖湘文化的書，我以為還只是基于既成史料及其研究的個人體悟，雖思想火花濺射，但說不上是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學術大著?；蛟S羅宏自己也感受到了這種寫作只是隔靴搔癢和淺嘗輒止，所以干脆橫下一條心，從史料和源流的基礎框架做起。這算得上一份宏愿。以羅宏之前做學問、弄電視、寫小說的功底，加上那一種騾子精神，他是擔得起這份宏愿的。讀過這部近50萬字的書稿，我覺得他的這份愿望已基本在書中實現(xiàn)。

首先，這部書為湘學和湘軍的研究提供了許多一手的鮮活史料。不少從羅家或相關家族中挖出的文稿和具有可信度的文物，佐證了湘學研究中的很多觀點，豐滿了湘軍的歷史形象，同時勘正了一些重要的歷史文獻，重新審視了一些既成研究結論或廣泛傳播的掌故。比如多種有關湘軍的著作中，都有曾國藩聽聲識羅萱的故事，以此彰顯文正公近乎神奇的識人本領。羅宏則從羅汝懷的文稿中發(fā)現(xiàn)，曾國藩起初想招羅汝懷入帳，羅汝懷因事人在先而婉拒，曾國藩便退而求其子羅萱，之后才有羅萱入帳拜見曾國藩的故事。曾國藩若此前對羅萱一無所知，怎會提出由羅萱代父入帳的請求呢？不管與羅萱相會時是先聞其聲還是先睹其貌，對曾國藩而言只是一次“如約重逢”。顯然，聽聲識羅萱的故事，只是民間神化文正公的一種藝術想象。

其次，羅宏進一步厘清了湘學各門派、湘軍各派系之間的關系，使湘學傳承的譜系、湘軍宗派的脈絡更加明晰。羅氏繁衍至清中晚期，在學理與事功上影響漸顯，尤其在湘軍的發(fā)展上，有直接的參與和影響。湘軍在政治結構上有一重要特點，那就是存在錯綜復雜的家族聯(lián)姻。這種通過人為的血緣嫁接而締結的利益同盟，使這支缺少正規(guī)訓練和朝廷俸祿的地方兵勇，表現(xiàn)出了良好的統(tǒng)一意志和戰(zhàn)斗作風。羅宏對這些姻親關系的描述，不僅昭示了羅家在各家族之間地位的顯要，而且揭示了每一次聯(lián)姻政治上的微妙，以及這種姻親政治在一個綱紀崩壞、國運衰微的時代所發(fā)揮的獨特的社會組織作用。

最后，羅宏以500余年羅氏家學傳承為范例，論證了湘學在構成繁復的湖湘文化中的靈魂地位，推演了湖湘人才養(yǎng)成的精神圖譜，標舉了湘學道術一統(tǒng)的實踐本質。近世關于湖湘文化，尤其是湘軍的研究，偏執(zhí)于術的層面，包括30年來“高燒不退”的曾國藩熱，亦多聚焦于文正公的處世之術、擁兵之術、治家之術。對于這位上仰孔孟、中尊周子、近承船山的“圣人”，學界幾乎忽略了他鍥而不舍地對道的追求。我一直認為，孔子最大的貢獻，是在天道與人術之間找到了禮制這一最佳的黏合劑，從而使其學說實現(xiàn)了道術一統(tǒng)。羅家作為湘學一脈，堅定地秉承了道術一統(tǒng)的儒學精髓。這也在一定意義上解釋了湖湘何以地理雖偏，在文化精神上卻遠續(xù)孔孟正脈。比如岳麓書院影響最大的山長之一羅典，就曾以道術一統(tǒng)的學說影響了湘軍多位將帥，使其中很多人不僅掌兵牧民事功顯赫，而且修身治學堪稱碩儒。羅宏以其代際相傳的羅氏家學，佐證并論述了湘學道術一統(tǒng)的思維邏輯和處世哲學，用這種守于道而用于術，用于術而求于道的思想傳統(tǒng)，揭橥了近代中國為何挽狂瀾于既倒、支撐清廷的是湖湘讀書人，揭竿而起、改朝換代的也是湖湘讀書人的文化根源。

羅宏在書中提供的素材與思想，當然不止這三點，但僅此三點，已足以讓這部書超越一般家族史的范疇，具備了公共閱讀的價值。在文化傳承的意義上，羅宏的先人，也是近世所有湖湘子弟的先人；羅宏在這500余年的史事敘述中所感受的榮耀，我們也可以通過閱讀或多或少地分享。這大概也是羅宏寫作本書最隱秘的動機。

羅宏是可以不靠先人吃飯的，但既然先人留下了這么豐盛的一桌飯食，不吃白不吃。我估計羅宏還會一碗一碗地吃下去。我倒也希望，湘學及湘軍各大豪門望族的后裔，都能像羅宏一樣來吃吃這碗祖宗飯，奉獻一些私家的史料和掌故，這對湘學和湘軍的研究，會是一份不可多得亦不可替代的補充。

且為序。

龔曙光

于抱樸廬息壤齋

2019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