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的腳步跨進新世紀門檻的時候，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情不自禁地對于親歷的二十世紀作一番回顧，不管是就個人的經(jīng)歷、學術的歷程甚或社會的歷史，無不如此。就中，單從紅學來講，在這過去不久的一百年間，不但歷久不衰，且早已成了國際性的顯學，這真是一個“引無數(shù)英雄競折腰”的學術領域。也就因此，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回眸，即使是短短瞬間的回眸。

在這一百年間，紅學研究的文章和專著，其數(shù)量之多，用“汗牛充棟”來形容，那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過分的。其間，具有真知卓識而足以超越前賢、啟迪后學的著述也不勝枚舉，所以，要對上個世紀的紅學作全面回眸，對于腹笥貧乏的我輩來講，那真的只能是望洋興嘆了。這雖然不能看作“挾太山以超北?！?，卻也絕對不是“為長者折枝”。怎么辦？那就只能就個人感知所及，拉雜寫點感想，自然屬于回眸范圍的感想。

二十世紀的紅學，大體經(jīng)歷了三個明顯的發(fā)展階段。起初，是以蔡元培、王際真等為代表的索隱階段。他們出于民族革命的要求，以索隱為手段，顯幽鉤微出排滿反清的民族大義，此即所謂“舊紅學”。洋博士的胡適，在白話文學的熱潮中，卻以固有的考證方法去追尋《紅樓夢》的作者和版本，并進而提出了創(chuàng)作緣起的自傳說，于是便有了新紅學的興起。與此同時，王國維以西方的悲劇理論來衡論《紅樓夢》的思想文學意義，這實在開了紅學理論評論的先河；俞平伯則以其深厚的文學涵養(yǎng)，著重從鑒賞的角度對《紅樓夢》的文本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賞析，從而完成了紅學鑒賞的開山之作。在此之后，就是二十世紀的下半葉了，雖然經(jīng)歷了一九五四年的紅學論爭和“文化大革命”的短暫平靜，但卻遮擋不住諸家蜂起、群雋爭秀的繁榮局面，因而形成了一個名家輩出、新說并起的時代。正是這個時代，有點讓人邁上了紅學的山陰古道，確實令人目不暇接，不要說細致回眸，早已經(jīng)目迷五色了。

反思二十世紀的紅學史，有許多值得人們深長思之的現(xiàn)象。索隱派的蔡元培既已被胡適譏為猜笨謎，以確鑿的史料證明索隱派的荒謬，索隱派似乎應該壽終正寢了，但是不，在以后的相當時期里，乃至今天，索隱派卻時隱時現(xiàn)，有時甚至相當活躍，索皇族內(nèi)爭、索顯宦穢事、索曹家家史，簡直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首創(chuàng)文學評論的王國維，大概由于他的過早離世，后人來不及進行駁難，且由他開啟的這一學術道路，繼起者大加發(fā)揚，新觀點、新方法的不斷引入，從而對《紅樓夢》做出了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評價。而對胡適，則由于其政治態(tài)度的向背，在奠定了新紅學的基石之后，則經(jīng)受了嚴厲的批判，可是一旦時過境遷，特別是近年以來，胡適的考證紅學重又獲得了推崇，即使早已同他劃清了學術界線的學界精英，也一往情深地續(xù)接了學術前緣，而不少紅學新進，更將考證方法運用到文本的勾索，所得成果真是淋漓盡致。俞平伯偏于鑒賞的紅學研究，雖曾一度受到指責，卻也并未改變他對《紅樓夢》繼續(xù)作出獨出心裁的鑒賞評析。回顧這一段紅學史，總會令人想到：學術發(fā)展的歷程大概也像其他事物的發(fā)展一樣，不會是直線式的，它也總是曲折前進的，不管是層層疊升式還是迂回曲折式，或者竟是新陳代謝式，不斷催生著一代又一代的學術，但它總是不斷發(fā)展前進的，而且新舊之間也并不就是截然不同、涇渭分明的。對此，人們可以比作后人踏著前人的肩膀前進，也可以說成是否定之否定，都離不開繼承與創(chuàng)新這一總題目的。

如今，不但王國維早已沉入了寧靜的昆明湖，胡適也猝然倒在了他為之馳騁一生的學術講壇之上，連俞平伯也于十六年前的一九九〇年安然長眠了?，F(xiàn)在所留給我們的只是他們在孜孜矻矻中所取得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既是供我們作學術回眸的景點，更足以開拓我們的學術視野，并進而由此孕育新的學術新見，將其視作良好的學術種子和豐腴土壤是毫無疑義的。而這就有必要選印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了。

俞平伯曾自言，在《紅樓夢研究》印行的二十七年之前，他有過一本《紅樓夢辨》，由于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的深入，他有一些看法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所以才有《紅樓夢研究》的誕生，這自然可以看作后者是對前者的修訂版，不過，這已經(jīng)是一九五〇年的事了。到俞平伯去世的一九九〇年，時間又過去了四十個年頭，其間他又有大量《紅樓夢》研究著作問世，其中自然也發(fā)生過不少見解的變化，這是可以意料并值得人們注意和研究的。所以，在選印他的代表作《紅樓夢研究》的時候，我們不應忽視其在此之后特別是晚年的著作。

“文革”結(jié)束后，俞平伯已經(jīng)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雖然幾經(jīng)滄桑，但對他所摯愛的紅學卻仍不能忘情，仍然關注著、思考著紅學動態(tài)和研究狀況，情不自禁地發(fā)而為文，這就是《樂知兒語說<紅樓>》、《舊時月色》和《索隱與自傳說閑評》等篇什的出現(xiàn)。只不過，他的年事畢竟已高，似乎已經(jīng)力不從心，因而從他的這些文章中，我們雖然依舊能夠感受到他思維的細密和見解的卓絕，學術的智慧之光不時地閃耀，但這些卻只蘊含在他那一則則、一段段的文學隨筆之中了，再想閱讀他早年那些分析周全、論述完整的洋洋大文已經(jīng)不可能了。

俞平伯晚年的幾篇文章，產(chǎn)生于思想復蘇、學術復蘇的大時代，同時也是他個人紅學研究復蘇的新時期，其中有些是對舊時觀點的重述，有些是對新見解的表露，這都可看作他紅學研究的最后訂定。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有：他以為續(xù)書有不少地方脫離了曹雪芹的構(gòu)想原意，黛、釵的悲劇命運應該是黛先死、釵后嫁，他還以為索隱和自傳說有殊途同歸的趨勢等等，所有這些都能給予我們不少新的啟迪。

一部十卷本的《俞平伯全集》，除第一、二卷的詩歌、散文創(chuàng)作和第七、八、九卷的書信、日記外，其余五卷的研究著作中關于《紅樓夢》的就占了三卷，可見分量之重，而且從時間段上看，始于一九二一年，止于一九八一年，幾乎貫穿于他學術活動的全過程。而這里所能印的，僅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愿這一小部分著作能夠給予人們在紅學回眸和重新起航方面稍有貢獻。

魏同賢于雙山

2005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