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使國門初開，春寒乍暖。極少數(shù)國人幸運地被選派出訪西方國家。他們心懷欣喜和緊張，懷著報國的無限希望，酷似“劉姥姥”進了五彩繽紛、眼花繚亂的國外現(xiàn)代文明“大觀園”，驚奇、羨慕與感受頗多!現(xiàn)在看來也許可笑、可悲或無趣，然而一些真實的歷史側面告訴我們：國家正是從那種狀況，一步一步走到現(xiàn)在!

六十年代的外事活動——參加外國展覽會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對很多青年人來說已經很陌生遙遠，但對五十歲以上的多數(shù)老年人卻是記憶猶新的。那時的祖國剛從那場“七分天災，三分人禍”的饑餓年代復蘇過來。全國實行的“調整 鞏固充實 提高”的政策使全國六億多人民的心靈有了希望，感到春天快要到來了。特別是中央批準在廣州召開的座談會更給被禁錮了很久的知識分子的心靈打開了解放之門。連從事業(yè)務的時間也有了規(guī)定，一周業(yè)務工作允許搞四天，兩天政治學習，一天休息，即“六分之四”的業(yè)務時間得到了許可。那時在全國，至少在大多數(shù)城市和地方已經不挨餓，全國各地的工業(yè)生產高潮開始出現(xiàn)。城市的市場供應也在很低的水平上得到了基本保證，人們的心思還都能高興地集中在“政治掛帥”為先導的經濟發(fā)展和業(yè)務工作上來。國家似乎也正在尋找向外部世界打開的門路。我參加的一次所謂的“外事活動”折射了那時的一些社會狀況和“開放”側面。

1964年是我參加工作的第二年。作為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除了要求進步和有一份滿意的業(yè)務工作外，心里幾乎別無他求。嚴冬的一天早晨，白發(fā)蒼蒼的老支部書記突然找我談話，嚴肅地告訴我：“你這個年輕人剛參加工作，表現(xiàn)還不錯。我代表組織找你談話。組織上決定交給你和另一位同志一項政治任務，去參加將要在北京展覽館舉行的英國工業(yè)展覽會。你的任務是為英國外賓做翻譯，認真學習英國的先進技術，按照展覽會組織的要求，一定要‘政治掛帥’，做好工作?！崩蠒涍€特意叮囑我，“那可是外國人舉辦的活動啊，是重要的外事活動，是政治任務，這是對你們的考驗!”

回想起那時的嚴肅、神秘情景，我真的是如同領了“圣旨”一般，既感激，又暗暗地下決心, 一定好好地完成任務。這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國比比皆是的做法和真實情景。那時對外關系形勢是嚴峻的。蘇聯(lián)專家撤退后，中蘇關系破裂，中國只剩下了阿爾巴尼亞、越南、朝鮮等幾個“堅如磐石”“永恒友誼”的“偉大朋友”，不但沒有了原來的真正社會主義陣營，而且由于西方對我國的敵視和封鎖，更沒有與西方國家的真正來往，我們基本處于與世界很少交往的封閉狀態(tài)中。如此情形的六十年代初，國家的門扉隙開，來了一個尚沒有與我國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的老牌“帝國主義”。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英帝國”來辦展覽會，在當時影響很大很大，人們驚訝新奇，喜悅萬分。因此，在那個政治掛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領導與下屬干部有那樣的談話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也就是為什么六十年代把為外國展覽會做翻譯也稱為“外事活動”和“政治任務”的原因。

我懷著欣喜、嚴肅和盡守職責的心情和態(tài)度參加了那次似應記入我國對外交往歷史上一筆的英國展覽會，那恐怕是在中國舉辦的第一個西方國家展覽會。其實，后來我才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英國工業(yè)展覽會，而應是對中國持友好態(tài)度的英國中小企業(yè)集團，即“48家集團”在中國首次舉辦的工業(yè)展覽會。它主要為中國展示了一部分工業(yè)機械產品和辦公室用品。我負責做翻譯的展臺就是一家展示農用拖拉機的英國公司。那時的對外展覽會工作是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CCPIT，簡稱貿促會)負責的。它所組織的商品貿易活動是由對外貿易部負責的。而被視為最好學習機會的技術交流座談會是由貿促會和當時的國家科委以及北京市政府聯(lián)合組織和負責的。我們做翻譯大體有幾項任務：一是認真做好翻譯工作；二是積極促進中英友好；三是積極收集英國展方所發(fā)放的各種樣本資料；四是現(xiàn)場把好關，防止泄密與破壞活動。現(xiàn)在想來，這些交代與任務既“不可笑”也無可非議。那就是六十年代初中國的現(xiàn)實和需要。

在英國工業(yè)展覽會和后來陸續(xù)舉辦的一系列外國展覽會和技術座談中，曾發(fā)生過數(shù)不清的，對中國發(fā)展有很多教益的大事，也曾發(fā)生過不少當時令人尷尬、后來又感覺“丟臉”的事情。現(xiàn)在意識到，那是發(fā)展中的必然。我國為改革開放和社會發(fā)展，曾付出了重大代價，每一個接觸國外的基層和個人也都付出了不同的代價。有關這些的回憶，有些是美好的，有些引起自嘲而又悟后欣慰，有些甚至是令人痛心的。很多歷史情景和例子使我們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們終生難忘，深切地銘記在心。

當時參觀外國展覽會，天天人涌如潮，排隊進入的人比肩繼踵。排成四五路縱隊的男女老少參觀者，從當時中蘇友誼展覽館(北京展覽館)大門，西到動物園大門，東到接近西直門的一個路口，擠滿了西外大街的北側人行便道。人們急切地盼望著開門早進，去參觀，去索取資料，去領取國內稀少或沒有見過的小小的紀念品。

參加技術交流和座談的人們，更是嚴肅和緊張。他們都是各單位、工廠、公司經過報名、挑選，從北京和全國各地趕來的優(yōu)秀技術人員。他們如饑似渴地聽著外國技術人員講解有關展品的基本知識和技術，經常看到的情景是羨慕不已和竊竊私語，或是詫異萬分，如聽天書。

收集資料和樣本是人們的重要任務和追求。獲得資料較多的人們十分驕傲和欣喜，因為他們自認有了收獲。為了搶取有限的資料和樣本，特別是一些小樣品和小紀念品，常常在展臺周圍前擠后擁，有時還發(fā)生爭執(zhí)。那種純樸、天真的責任心和對知識的追求心態(tài)，是現(xiàn)在信息開放時代的年輕國人難以想象的。國人從外國展覽會不但參觀或留購了無數(shù)的產品，而且學習了，或受其啟發(fā)而后掌握了不知多少適用技術；國外捷足先登的友好商人們，也從中國這一利潤豐厚的“土著”市場獲得了難以估量的回報。

那時國家經濟不發(fā)達，老百姓生活水平很低，物質極為匱乏。一般說來，大多數(shù)老百姓不了解國外的工業(yè)產品和一般生活日用品。從發(fā)型各異、“奇裝異服”、白臉面、藍眼睛、大鼻子的“外賓朋友”，到展出的一什一物和發(fā)放的一紙一品，看到什么都新鮮，都好奇，都在議論和琢磨：你看人家外國的東西多好啊，什么時候咱們中國也能制造、也能享用啊!？就是在那樣的時代，很多現(xiàn)在不可思議的事情都曾發(fā)生過。例如，那些被邀請和被批準出席一次外國人舉辦的招待會、酒會、特別是小型宴會的工作人員感到特別榮幸，至少感到領導很信任，本人更是很重視。別的不說，至少是“改善生活”美餐一頓的機會。要知道，在那個年代，連首都北京的每家每戶的吃穿都是“定量、計劃供應”的，去飯館吃飯都是極少數(shù)人難得的“外事機會”。因此，飛來一次外國人的宴請，是十分吸引人的!那個年代，參加“外事活動”，穿衣服也是大問題。別說穿西服，就是一套嶄新的制服也沒有，筆者的這次活動，一套舊的呢料青色中山制服，就是從一位有海外親戚的好友處悄悄借來的。

還曾發(fā)生過不少令外賓恥笑、國人也感到丟臉的事情。在一次外國展覽會的招待會上，竟有不小心的人把沒見過的一盤咖啡色雪茄當成了巧克力或者什么可吃的食品!但是，這些都是心照不宣了。除了吃飯，外國人發(fā)放的材料袋、圓珠筆、打火機和其他小紀念品也都是受歡迎的“搶手貨”，因為大多數(shù)人沒見過，想開開眼，留個紀念，因此一見就爭搶便成了常見的現(xiàn)象!

六十年代參加展覽會，除了人們接觸外國新鮮事物，充滿新奇和享受的一面，誰也想不到，這個被稱為“政治任務”的“外事活動”，也曾為不少人帶來過政治麻煩或災難，那就是在“四人幫”橫行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曾被批判斗爭，扣上了“崇洋媚外”甚至“里通外國”的反動帽子，折磨了不少人，甚至毀了不少干部的美好前途!一場最可笑最殘酷的政治迫害和鬧劇就是江青歇斯底里地一手導演的。他們把荷蘭工業(yè)展覽會發(fā)放的反映傳統(tǒng)歷史文化的“小木船鞋”看作是誣蔑中國“小腳女人穿小鞋走路!”接受這一禮物的中國參觀者特別是干部，都被追查，做檢查，甚至戴上了“里通外國”的帽子。

想想這些，可笑嗎？不。那是中國人當時艱苦經歷和生活的歷史點滴；那是經歷了上百年半封建、半殖民地外壓和內緊的生活的人們獲得解放后的初期對外接觸；那是不應忘記的真實過去；那也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們所收獲的寶貴人生經歷和精神財富?？纯船F(xiàn)在的小康生活和越來越多的開放和自由，盡管尚不能善盡人意，但新中國六十年來，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舊貌換新顏，真是得來艱難，一路走來著實地不易!這應是不要忘記的以史為鑒!因此我們知道為什么要珍惜，懂得為什么不能瞧不起，更不能嘲笑現(xiàn)在仍在不幸地走這條路的國家和人們!而我們應努力走向更加富裕、開放和自由的明天!

(2011年12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