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一 范疇的界定：從“傳記”到“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

為了全面了解本書的研究對象，我們選擇從“傳記”概念談起。在此過程中，分別論及“傳記”的起源、“傳”和“傳記文學”的區(qū)別以及“傳記”的本質屬性問題，并最終確定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的范疇。

（一）“傳記”的概念

何謂傳記？這個在歷史中逐步形成且頗具爭議性的概念，由于時代、語言環(huán)境等背景條件的不同，一直有不同的理解。如梁啟超認為是“記個人之言論行事及性格”。^[1]當代學者朱文華在對照中英傳記詞義后，認為“以文體文章角度論，傳記（biography）就是指反映或記述個人生平活動事跡的著作”^[2]。但無論有多少種概括，“傳記是某一個人物的生平的記錄”^[3]，是揭示其本質、具有共識性的內容，因此，可作為表述“傳記”的基本概念。隨著20世紀80年代我國傳記類圖書出版的日趨繁榮，傳記逐漸成為一個研究對象，吸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加入其中，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具體意義上的“傳記”還是一種文類、一個研究對象，因此，又可作為一個文體概念和學科門類。這種現(xiàn)象反映了“傳記”概念本身具有多層次、多結構的特點，但這些具有生長性和演繹性的特質，都是從其基本概念中生發(fā)出來的。

鑒于在日常閱讀與接受過程中，人們常常會遇到與“傳記”密切相關的“傳”和“傳記文學”。本書在扼要概括“何謂傳記”之后，結合實際情況，采取溯源的方式，對三者進行區(qū)分，進而以此深化“傳記”的概念并為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認知提供具體的理論依據。首先，與“傳記”和“傳記文學”相比，“傳”是應用范圍最廣同時歷史又最為悠久的命名?！皞鳌笔侵袊鴤饔浿龅耐ㄓ梅Q謂，出現(xiàn)時間較早又取得突出成就、產生廣泛影響的可上溯至漢代司馬遷的《史記》?！妒酚洝分小氨炯o”“世家”“列傳”中的很多篇章今天都可以作為生動的人物故事和人物傳記加以閱讀?！皞鳌睉弥两?，與古代漢語單音字可以獨立表意有關?！皞鳌彪m很早就呈現(xiàn)后來傳記一詞的含義^[4]，但無論就其自身意義的變遷，還是逐漸演變?yōu)橛涊d一個人生命歷程的文體，都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啊畟鳌畟饔洝暮x直至清代前還具有含混性，并非專指今天所說的傳記文學。在古代，‘傳’‘傳記’都可當作對經書的解釋，即指解經的文字，而現(xiàn)在，‘傳’‘傳記’一般都指記述人物生平經歷的文字?！畟饔浳膶W’則是在20世紀出現(xiàn)的。”^[5]正如翻閱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人們會看到“傳，遽也”^[6]（指驛站的馬車）的解釋；翻閱《古代漢語詞典》，人們會看到“傳”字有3種讀音、12種解釋，而“文體”意義上的“傳”只是其中之一“書傳，文字記載”的引申義^[7]。以《史記》為代表的“傳”及其在閱讀過程中的習慣性理解，客觀上說明中國古代的“傳”是在歷史記錄的過程中衍生的?！笆穫骱弦弧奔础爸袊氖穼W是以人物傳記為重心”“把傳記當歷史來寫”^[8]是中國古代傳記的重要特征，這一特征決定古代的“傳”只能隸屬于歷史學科的范疇。“傳”是中國古代史書特別是紀傳體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后人考察前代歷史的重要文獻和參考依據。中國古代形成的“傳”傳統(tǒng)對后世的傳記書寫產生了重要影響，今人仍習慣于使用“人名+傳”的形式為傳記命名，并由此產生多部由不同著者書寫的如“郭沫若傳”“徐志摩傳”“艾青傳”等傳記作品，其實已證明了中國古代傳記傳統(tǒng)的強大生命力。此時，“傳”與“傳記”基本沒有意義上的區(qū)別、理解上的歧義。

與“傳”相類，“傳記”一詞也是古已有之。楊正潤在其《現(xiàn)代傳記學》中就曾有“同‘傳’相關的‘傳記’一詞最早在漢代出現(xiàn)，但在不同的典籍中，其用法也很雜亂”^[9]的論斷。古代典籍中出現(xiàn)的“傳記”雖有時與今天的概念相近，但在更多時候，“傳”和“記”是分開的：“傳”寫人，“記”寫事，充分表達了古代漢語傳達意義的特點。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從“傳”和“記”的集合可以表示記載一個人生平事跡的文字或文章、文體的角度來看，此時的“傳記”已觸及史學和文學兩個范疇，或至少隱含著這樣的要素，并因此具有初步的體裁意義。當然，作為一個漸變的過程，“傳記”古今意義的嬗變還是有很多內容可以探究。以近現(xiàn)代第一位給予傳記極大關注的跨時代學人梁啟超為例，他在為他人多次立傳時用“傳”、依據史學傳統(tǒng)，而在談及外國作品時，則常用“傳記”一詞，并指出“在現(xiàn)代歐美史學界，歷史和傳記分科”^[10]，就很能說明“傳記”含義在演變時，一直有多重標準和介入角度，且可以同時存在于認知的過程之中。

通過對“傳”“傳記”含義的歷史考察，結合20世紀以來我國傳記發(fā)展的實際，不難發(fā)現(xiàn)：對于“傳”和“傳記”來說，存在一個與現(xiàn)代文學一樣的現(xiàn)代性問題或曰現(xiàn)代化的進程。傳統(tǒng)意義上的“傳”和“傳記”與中國文學在20世紀經歷了現(xiàn)代轉型，其結果是誕生了現(xiàn)代傳記這一新的寫作形態(tài)。現(xiàn)代傳記在具體呈現(xiàn)時雖仍沿用“人名+傳”的形式，但就寫法、篇幅和文本屬性等來看，與古代的“傳”差別甚大；同樣，在現(xiàn)代階段，“傳記”在使用時已轉化為一個詞，不再分開取義?，F(xiàn)代傳記具有現(xiàn)代性的特征、呈現(xiàn)持續(xù)現(xiàn)代化的趨勢，就其時代、文化、觀念等來說與社會轉型有關，就寫作資源來說與接受西方傳記書寫經驗有關。從文學創(chuàng)作的角度而言，現(xiàn)代傳記與新文學結伴同行、是新文學的重要收獲之一，胡適、郁達夫等一批早期傳記實踐者都曾在不同程度上探討過“什么是傳記”及與其命名相關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傳記”可以作為一個融合古今中外文化資源和寫作經驗生成的晚近的概念。事實上，我們今天談論的“傳記”，由于所處時代的不同，主要指在現(xiàn)代社會誕生的、使用現(xiàn)代漢語書寫的、符合現(xiàn)代人閱讀習慣的現(xiàn)代傳記，或至少從觀念上說是以這種方式認知的。

與“傳”和“傳記”相比，“傳記文學”概念的產生不僅有鮮明的現(xiàn)代特征，而且獨具本土特色。作為一個流行的觀點，學界一般多將胡適于1914年9月23日留美期間的一則日記作為“傳記文學”^[11]最早出場的時間，胡適也因此成為中國第一個提出“傳記文學”的人。不過，由于胡適日記中通篇沒有提“傳記文學”一詞，且該日記中的“傳記文學”條目是編者后加上的，所以，胡適是不是我國最早使用“傳記文學”概念的人，還需做進一步考證。^[12]但從胡適1930年6月開始為自己寫自傳，后在結集為《四十自述》的“自序”中提到這“只是我的‘傳記熱’的一個小小的表現(xiàn)”^[13]以及到處勸自己的老朋友們寫自傳，后在1953年1月12日臺灣省立師范學院的講演中，仍以“傳記文學”為題，并開宗明義指出“今天我想講講中國最缺乏的一類文學——傳記文學”^[14]的倡導及實踐來看，胡適對“傳記文學”概念的傳播確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與胡適相呼應，郁達夫曾分別于1933年、1935年發(fā)表《傳記文學》和《什么是傳記文學》兩篇文章，倡導“有一種新的解放的傳記文學出現(xiàn)”，來代替“刻板的舊式的行傳之類”^[15]。結合胡適、郁達夫文章中的說法，我們大致可以看到兩點。其一，兩位倡導者都提倡“傳記文學”，但在具體行文中“傳記”與“傳記文學”的概念常?；Q，這種情況反映了“傳記”與“傳記文學”在最初使用時的一致性。時至今日，一些關于傳記文學研究的專著中，“傳記”與“傳記文學”兩個概念常常因漢語使用習慣的原因而被認為內涵是相同的、沒有區(qū)別，也屬于這種思路的延續(xù)。其二，兩位倡導者在提倡“傳記文學”的過程中，明顯受到了西方傳記寫作經驗的影響。汲取外來文化資源、求新求變，本是任何一種文學樣式實現(xiàn)現(xiàn)代轉型的必經之途，但現(xiàn)代轉型畢竟是在業(yè)已形成的傳統(tǒng)內部展開的，它必然要受到傳統(tǒng)的影響并在書寫、閱讀過程中適度部分保留固有的傳統(tǒng)，而就其結果來看，則是催生了“傳記文學”這一新的概念。

談及現(xiàn)代傳記受西方傳記寫作的影響和“傳記文學”概念的誕生，不能忽視以下兩點：其一是東西方傳記傳統(tǒng)的差異，其二是“傳記文學”概念本身的獨特性。按照《現(xiàn)代傳記學》中的介紹，像中國古代一樣，西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將傳記理解為歷史學的一種，“從19世紀末期開始，人們對傳記的認識發(fā)生了變化。在這個世紀，西方歷史學有了很大的發(fā)展，歷史學理論蓬勃興起，越來越多的學者發(fā)現(xiàn)傳記同歷史學有原則的區(qū)別，不能把兩者混為一談，他們開始把傳記從歷史學分離出來，把它歸入文學?！瓊饔洷粴w入文學的范疇，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是英國《牛津字典》對‘傳記’的定義。有大批專家參加，經過長達70年的籌備和艱巨的編撰工作，《牛津字典》初版于1928年，這是英語世界權威的工具書，其中把傳記界定為——作為文學分支的個別人的生平的歷史”^[16]。傳記隸屬范疇在西方的演變，與傳記寫作內在機制的演變、學科分工與重組和心理學的發(fā)展為傳記寫作提供了新的資源等有關。中國現(xiàn)代傳記誕生于這一階段，結合梁啟超、胡適、郁達夫等談及西方傳記并將其作為參照系的情況來看，中國現(xiàn)代傳記寫作理論在其初創(chuàng)階段正是接受了這種已經劃入文學范疇的西方傳記觀念的影響，進而形成了與中國古代傳記觀念不同的現(xiàn)代傳記主張，誕生了“傳記文學”的概念。而作為一個大背景，新文學的誕生本身就呈現(xiàn)對古代文學的“反叛”，也可以作為現(xiàn)代傳記有意區(qū)別古代傳記、提出新概念的重要原因之一。

與從中西傳記傳統(tǒng)的差異看待現(xiàn)代傳記誕生相比，漢語“傳記文學”一詞本身也是一個頗具獨特性的提法。如王成軍在考釋“傳記文學”的概念時曾指出：“在英語中，并沒有一個與中國‘傳’字相吻合的單詞，而只有‘biography’，譯為‘傳記’?！薄翱疾煳鞣絺饔浭肺覀儠l(fā)現(xiàn)，西方似乎并無biographical literature（傳記文學）這種拼法……因此，‘biographical literature’正確譯法應為‘傳記’，以與中國漢語中的‘傳記’相統(tǒng)一?！蓖醭绍娺€以“正是為了避免傳記類作品互相混雜的弊端，以確?！囆g地記載某人實際人生的生平事跡’的‘傳記文學’的獨立性”來推究胡適將“biographical literature”譯為“傳記文學”的“旨意”。^[17]依據王成軍的考證，我們不難看出“傳記文學”的誕生，有明顯的矯枉過正和強化“傳記”文學屬性的傾向，從這個意義上說，“傳記文學”也自然而然在組接、打造的過程中成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體命名。

在探討“傳”、“傳記”和“傳記文學”關系的相關論述中，王成軍的《傳記文學考釋》一文值得關注。該文通過對東西方“傳”“傳記”“傳記文學”進行歷史考釋，得出如下結論：

傳記文學不妨定義為：藝術地敘寫真實人物生命旅程的文學形式。以示其與諸多傳記作品的區(qū)別?！ㄒ唬皞鳌弊质侵袊鴤饔浳膶W的起始名稱。由于古漢語單音詞可以單獨表意，傳記文學可以標之為“××傳”，至今仍通行。（二）“傳記”名稱，是個種概念?！皞饔浳膶W”也可稱為“傳記”，如“傳記文學家”往往簡稱“傳記作家”。（三）“傳記文學”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體名稱，專指“藝術地敘寫真實人物生命旅程的文學樣式”。^[18]

王成軍從東西方傳記文學史演變的角度對“傳”“傳記”“傳記文學”進行歷史探源，進而分析三者，并著重區(qū)分“傳記”與“傳記文學”的范圍、確定“傳記文學”文體的獨特性，為人們從時代性、文學性的角度理解和認知“傳”“傳記”“傳記文學”提供了啟示，有著積極并富有開拓性的意義。

與王成軍的觀點基本一致的，是浙江師范大學陳蘭村在其主編的《中國傳記文學發(fā)展史》一書之“緒論”闡述“傳記文學的界定及其基本特征”時，結合王成軍《傳記文學考釋》一文的觀點，對“傳”“傳記”“傳記文學”予以區(qū)分并對其“疏漏”之處進行了適度修正：“‘傳記’名稱是一個屬概念，其本身能夠包括文學和史學兩個范疇的作品，它是記錄真實人物生平文體的總名稱。‘傳記文學’則是其中的一種。‘傳記’與‘傳記文學’是屬與種的關系，‘傳記文學’是隸屬于‘傳記’中的概念。‘傳記文學’也可稱為‘傳記’。‘傳記文學作品’當然也可稱‘傳記作品’。‘傳記文學作家’也可稱‘傳記作家’。”在此前提下，陳蘭村通過分析傳記文學的基本特征對傳記文學加以定義：“傳記文學的基本特征，應具有真實性、再現(xiàn)傳主生平的相對完整性和著意表現(xiàn)其個性，并具有藝術性。這三條基本特征是互相聯(lián)系的，失去其中一條就喪失了它的基本特征。根據這三條基本特征，可以給傳記文學下定義為：它是藝術地再現(xiàn)真實人物生平及個性的一種文學樣式?！?sup>[19]2012年9月，陳蘭村在語文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傳記文學發(fā)展史》“修訂本”，其“緒論”的相關部分未做修改，這表明經過了十余載的檢驗，著者仍秉持之前的觀點。

在列舉以往關于“傳”“傳記”“傳記文學”的種種看法之后，可以大致得出如下結論。單字“傳”本身具有意義，“傳”在古今意義演變的過程中經歷了古代和現(xiàn)代兩個主要階段，在現(xiàn)代漢語使用中，“傳”與“傳記”基本一致。對于“傳記”，本書在強調其基本概念和現(xiàn)代含義的同時，認為“傳記”至少應當存在整體和具體兩種認知方式，而從文體特別是學科角度認知“傳記”又為其帶來理論的品格和學術的活力。對于“傳記文學”，本書認同王成軍在《傳記文學考釋》一文中得出的結論?！皞饔洝焙汀皞饔浳膶W”二者按照邏輯關系區(qū)分是屬種關系。傳記和傳記文學是屬種關系，即“傳記”包括“傳記文學”，“傳記文學”隸屬于“傳記”，兩者關系好像“文學”與“小說”的關系，將“傳記文學”稱為“傳記”沒有任何問題，但將“傳記”全部理解為“傳記文學”則存在邏輯上的問題，畢竟，“傳記”在具體展開時還包含如“評傳”“年譜”“回憶錄”“口述史”“日記”等很多寫作類型，它們的屬性也各不相同。除此之外，無論是“傳記”還是“傳記文學”，在確定其概念及屬性時還需強調其時代性、可變性和具體分析時的實踐性三方面特性。至于其原因則在于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傳記”不僅存有古今之異，而且即使在現(xiàn)代語境下仍在不同年代存有理解上的差異，因而需要強調其時代性。第二，“傳記”概念處于不斷變動的狀態(tài)，這一點在其進入網絡時代之后變得更為明顯。從近年傳記生產的情況來看，傳記早已突破傳統(tǒng)的紙媒文字的界限，呈現(xiàn)影視化、圖像化等多元化的“出版”形式。傳記生產不斷處于變化之中使之成為一個流動、發(fā)展的概念，需要人們從可變性的角度去認知。第三，與上述兩者相一致的，是傳記在認知過程中需要具體對象具體分析，正如同為一個傳主的傳記卻存有多種表現(xiàn)形式和多個屬性，每一個具體的傳記文本究竟應當如何區(qū)分其類別，只有通過實踐才能解決，實踐性及其維度是認知每一部傳記的起點與終點。

（二）“傳記”的屬性

之所以在分析“傳記”的概念之后，還要闡釋其屬性，是因為傳記的屬性涉及傳記的學科歸屬，并與本書即將探討的史料問題關系密切。與“傳記”的概念相比，傳記的屬性更富有爭議性。以當代較早涉足傳記研究領域的復旦大學朱文華的研究為例，他于1993年出版的《傳記通論》一書中，曾結合“我國現(xiàn)代學術界的情況”和使用“傳記作品”一詞對傳記的本質屬性提出四種“意見”，即“一是歷史屬性說”“二是文史分離說”“三是文史結合說”“四是文學屬性說”，并補充“值得指出的是，傳記作品的文學屬性說似乎被更多的中國學者所接受。在這里，關鍵原因在于引入了西洋‘近代傳記’的概念”^[20]。之后，朱文華綜合了以上的“分析論述”，得出六點“明確的結論”。其“結論”就邏輯分析角度來說主要分兩個層次，其中前三點“結論”充分表達了朱文華對于“傳記”及其相關概念的理解，而后三點“結論”只是進一步的補充，故此本書將其前三點“結論”列舉如下：

第一，盡管傳記作品在內容形式方面與史學著作和文學作品有所聯(lián)系，但是，它卻有相對的獨立性，因而是一個文體文章學上的大概念。

第二，傳記、傳記文學這兩個詞的涵義是相同的，為了在中國學術界避免漢語“傳記文學”一詞可能產生的語義歧異，以統(tǒng)稱傳記作品為宜。

第三，鑒于傳記作品的處理對象即載荷內容，從根本來說，屬于歷史學的課題，因而這種內容上的特殊性和限定性，決定了傳記作品的本質屬性應當也只能歸入史學范疇，而不應劃為文學范疇。因為屬于文學范疇的文體，其載荷內容是不會有任何限定性的。^[21]

朱文華強調“傳記作品”相對的獨立性，主張使用“傳記作品”的概念替代易于混淆的“傳記”和“傳記文學”，且態(tài)度鮮明地闡釋傳記“歷史屬性說”的看法，一方面顯示其受傳統(tǒng)傳記觀的深刻影響，另一方面則顯示其作為傳記研究重要理論家的基本素養(yǎng)，并與其作為傳記作家的身份不無關系。^[22]他從文體和文章學的角度理解傳記并以“命名”和“重釋”的方式提出“傳記作品”的概念，凸顯其理論研究與實踐相結合的特點。

在2004年8月出版的《中國當代傳記文學概觀》一書中，著者全展（當時任教于荊門職業(yè)技術學院，后更名為荊楚理工學院）在談及傳記文學的屬性時，列舉了“（1）史學說”“（2）文學說”“（3）邊緣學科說或文史結合說”三種看法及其代表人物，并由此引申道：“1990年代以降，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后兩種說法。認為傳記文學不屬于歷史學，但同歷史學又有極為密切的聯(lián)系。它源于歷史又高于歷史。傳記文學不是歷史與文學的簡單相加，而是兩者融合而成的一種獨特的文學樣式，它應該從歷史中找出對現(xiàn)在社會有啟發(fā)意義、有影響的人物進行文學化的挖掘，其中優(yōu)秀的作品應該達到科學和藝術的統(tǒng)一?！?sup>[23]

與上述關于“傳記”和“傳記文學”屬性的述析相比，多年任教于南京大學的楊正潤（后調入上海交通大學）在2009年出版的《現(xiàn)代傳記學》一書中，對“傳記的本質”采取了立體化、多角度的認知方式：

什么是傳記？這是一個在歷史中逐步形成而且至今爭議甚多的概念。大體上可以說，傳記是某一個人物的生平的記錄；從其文類考察，傳記同歷史學和文學都有相通之處，但又各有原則的區(qū)別；從其屬性考察，傳記是一種文化形態(tài)的體現(xiàn)；從其發(fā)生考察，傳記是對一個人的紀念。從這些方面入手，可以獲知傳記的本質。^[24]

楊正潤從區(qū)別中找到獨立性，特別是將“傳記”作為“一種文化”，確然為對傳記本質的認知開辟了新的探索空間。在具體闡釋過程中，楊正潤主要圍繞“1.文化的產品”“2.時代精神的表征”“3.文化傳統(tǒng)的載體”“4.當代文化語境中的傳記”^[25]四方面來論證“傳記：一種文化”這一命題，拓展了“傳記”的認知邊界，使人們對“傳記”的內涵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

通過以上的列舉，我們可以較為清楚地看到：“傳記”的屬性隨著時代發(fā)展，處于不斷變化的狀態(tài)。它的時代性和可變性既反映了“傳”與“傳記”古今之異，又包括“傳記”與“傳記文學”范圍與邊界的不同。不同時代、不同學者對于“傳記”概念及其屬性的認識都離不開特定的歷史背景，且都對“傳記”及“傳記文學”的屬性提出了具有建設性的觀點，即籠統(tǒng)而言，“傳”、“傳記”和“傳記文學”可以具有同樣的本質屬性，而從區(qū)分的角度，“傳記”可以列入史學范疇，“傳記文學”可列入文學范疇，等等?！皞饔洝毙枰诓粩鄽v史化和以結合當前實績的方式確證自身，這種涉及傳記所處時空狀態(tài)和自身流動性的認知邏輯，不僅需要我們重視傳記本身業(yè)已形成的傳統(tǒng)，而且需要運用發(fā)展的眼光，結合傳記的創(chuàng)作實際理解傳記的本質，從而分析問題。

（三）“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的范疇及其特殊性

明確“傳記”的概念和本質屬性之后，本書所言的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的范疇也得到確認：“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是以中國現(xiàn)當代詩人為寫作對象（傳主）的傳記。結論雖然如此簡單，但在具體展開的過程中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明確。其一，從時間上看，“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之“現(xiàn)當代”取意于不斷現(xiàn)代化、等同于“新文學以來”“現(xiàn)代文學以來”或曰“20世紀以來”，即涵蓋了文學史通常所述的“現(xiàn)代”（1917～1949年）和“當代”（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兩個時段。這一范圍的確定主要與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寫作的實際情況有關?，F(xiàn)當代詩人傳記在“現(xiàn)代”階段成書少、多為當代人書寫且呈現(xiàn)持續(xù)發(fā)展的態(tài)勢；現(xiàn)當代詩人雖很多生于并成名于“現(xiàn)代”，但其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仍在創(chuàng)作，其傳記在展現(xiàn)詩人生命歷程時也貫穿于“現(xiàn)代”與“當代”，是我們確定使用“現(xiàn)當代”的前提?！艾F(xiàn)當代”在這里是一個既關乎傳主生平又關乎傳記寫作的時間概念。其二，從空間上看，“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涵蓋國外學者、國內學者（包括港澳臺學者）撰寫與出版的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但在實際操作層面，“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顯然要以中國學者著述且在大陸出版的現(xiàn)代漢語版?zhèn)饔洖橹饕芯繉ο蟆Ｆ淙?，就具體對象而言，“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以成書意義上的傳記文本為主。其四，就概念本身而言，“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之“傳記”屬于現(xiàn)代傳記且由于最初的提倡者和實踐者多為詩人，因此可將其作為最早的現(xiàn)代傳記（結合實際情況可知，其主要形式為“自傳”）。其在具體展開時采取前文所述的寬泛理解方式，即它等同于“某某傳”中的“傳”，涵蓋“傳記文學”，是一個屬概念。

除以上四點外，“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還應包括傳記的類別及形式。事實上，在強調“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之“傳記”取寬泛義、涵蓋“傳記文學”時，就已經涉及“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的類別及形式問題。顯然，“傳記”包括“傳記文學”就意味著在“傳記文學”意義上的現(xiàn)代詩人傳記之外，還有其他類型的傳記存在。與傳記的概念相比，傳記的分類同樣是一個實踐的課題，并在以往的研究過程中出現(xiàn)過多種看法。本書在綜合20世紀90年代以后幾部有代表性的傳記研究著作的觀點之后^[26]，主要結合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的實際寫作情況對其進行分類。

首先，采用一種最常見的劃分方式，即依據“著者身份”，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可分為“自傳”和“他傳”兩大類。兩大類傳記皆以成書的文本為主、篇幅長短不一，按傳主身份劃分屬于現(xiàn)代傳記中“作家傳記”之一部。

其次，“他傳”結合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寫作的實際情況，具體包括一般性傳記、正傳、評傳、小傳、傳略、新傳、外傳、詩傳、圖傳、畫傳、傳記小說、故事、青春剪影等。這些形式依據傳記的屬性，如究竟是傾向于歷史還是傾向于文學，可進一步概括為“評論性傳記”（主要指評傳）、“標準傳記”（主要指一般性傳記、正傳等）、傳記文學（主要指傳記小說、故事等）等類型。也可依據傳記是否全部記錄了傳主的生命歷程，進一步分為全傳和階段性傳記（如“青春剪影”系列就是寫作家從出生到青春時代，可形象理解為“階段式”或“斷代式”寫作），等等。

最后，與他傳包括的種種類型相比，“自傳”由于著者和傳記主人公身份一致、數(shù)量相對少而成為一種最易識別的傳記形態(tài)。鑒于“自傳”在實際應用中可信度高、更具權威性，本書將在第二章對其進行專題研討。結合現(xiàn)當代詩人自傳的實際寫作情況，其具體還可以進一步劃分出回憶錄、口述史等“亞自傳”形態(tài)。

需要補充的是，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他傳”還可包括“原料性傳記”（主要指作家的資料匯編等）、“譜表式傳記”（主要指年譜、年表等）；“自傳”還包括“書信”“日記”“游記”等形態(tài)；而從傳記形態(tài)實驗的角度還有“電子圖傳”“影視傳記”等。限于篇幅，本書在探討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時將其作為參考與例證，但不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如果說在確定“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范疇的時候，我們已經部分涉及其特殊性，那么，從傳主身份的角度辯證地看待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的特殊性，同樣反映了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書寫過程中的實際情況并與文學史的評價有關?，F(xiàn)當代詩人傳記作為一個具體、明確的范疇，一般來說不會存在任何認知層面的問題，根本原因在于依據“現(xiàn)代傳記→作家傳記→現(xiàn)當代作家傳記→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這樣從大到小的邏輯順序排列，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因其對象具體而顯得范圍集中。然而，結合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寫作的實際情況，我們必須至少指出以下兩方面問題。第一，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的“詩人身份與特點”問題。回顧現(xiàn)當代詩歌史，不難看到，除現(xiàn)代的徐志摩、艾青、戴望舒和當代的顧城、海子等可以作為較為純粹意義上的詩人外，許多被寫入現(xiàn)當代詩歌史的詩人往往身份多元、涉獵廣泛。因此，對于像胡適、郭沫若、何其芳等一些詩人，我們雖然將其傳記列入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的范疇，但實際上，詩人只是其一個身份，詩歌成就也只是其人生的一方面成就而已。與之相比，朱自清、鄭振鐸、胡風等詩人身份則更“弱”一些，因而究竟取信于何種版本和具體哪些內容，也是在研究過程中必須注意的。第二，與第一方面相呼應的是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的“詩性”問題。談及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如果只是望文生義，那么很容易形成其內容、文字詩情畫意、詩意盎然的印象。然而，事實上，這樣的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幾乎是不存在的?！艾F(xiàn)當代詩人傳記”雖為現(xiàn)當代詩人的傳記，但詩人身份的確立、詩歌寫作的經歷也許只占其全部生命歷程的一部分，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同樣需要完整而真實地講述傳主，在客觀上很難從“詩性”或曰屬于現(xiàn)當代詩人特殊性的一面去要求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與此同時，還應當看到的是，如果一定要探究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的“詩性”，那么，這種“詩性”也不是由現(xiàn)當代詩人決定的，而應當取決于傳記的寫作者。這一實際存在，也決定我們在研究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相關問題時需要保持客觀、公正的態(tài)度。

綜上所述，大致可以這樣做結：是現(xiàn)當代詩歌史和現(xiàn)當代文學史的“定評”影響了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的“特殊性”（其實是一種限度），但這一點對于無法達到高精確度的文學研究來說又是一個“客觀的存在”。指出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在這方面的“特殊性”更有助于我們在探討其某一方面問題時持有某種相應的標準和尺度，進而使之更為合理、有效。

二 “傳記性史料”的定位與“史料”理念的闡釋

關于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是“傳記性史料”這一結論并不難理解，許多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都曾在論析現(xiàn)代文學史料的過程中言及兩者的關系。早于1985年，馬良春就曾在其《關于建設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料學”的建議》一文中，對現(xiàn)代文學史料進行了分類：

第一類：專題性研究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研究資料、文學史上某種文學現(xiàn)象的研究資料等。

第二類：工具性史料。包括書刊編目、年譜（年表）、文學大事記、索引、筆名錄、辭典、手冊等。

第三類：敘事性史料。包括各種調查報告、訪問記、回憶錄等。

第四類：作品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編選（全集、文集、選集）、佚文的搜集、書刊（包括不同版本）的影印和復制等。

第五類：傳記性史料。包括作家傳記、日記、書信等。

第六類：文獻史料。包括實物的搜集、各類紀念活動的錄音、錄像等。

第七類：考辨性史料?？急婀ぷ鳚B透在上述各類史料之中，在各種史料工作的基礎上可以產生考辨性史料著述。^[27]

其中，“傳記性史料”包括“作家傳記、日記、書信等”的看法，與當下傳記研究中的一般作家傳記基本一致。按照劉增杰的說法：“馬良春的設想提出后，雖然在學理上沒有引起大的討論，但在教學實踐中，卻推動許多高等學校相繼開設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料學（文獻學）課程，并先后提出了一些史料分類的實施草案?！?sup>[28]以劉增杰所在的河南大學為例，20世紀90年代初，河南大學中文系就曾“根據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料的存在形態(tài)，參照中國古典文學史料類型的研究成果”，在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研究生開出的學習書目中，將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料分為七類。這七類和馬良春的分類有所不同，其中“第六類：作家年譜、傳記、回憶錄史料”屬于“傳記性史料”，但突出了年譜、回憶錄史料，而書信、日記屬于廣義“自傳”的史料被置于“第二類：中國現(xiàn)代文學別集”，即“是收錄一家作品的集子，包括作家全集、作家文集、作家選集”^[29]在內。

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作為一種史料，還可以從更廣的范圍加以確定，如在潘樹廣、涂小馬、黃鎮(zhèn)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料學》一書中，“中國文學史料”就被分為八種，其中第三類是“作家傳記資料”，“包括傳記專書和散見于正史、別史、雜史、姓氏書、題名碑錄、方志、家譜、筆記、文集、報刊、回憶錄中涉及作家事跡的資料。傳記資料由本人記述（如自傳、自訂年譜、日記等）或親屬、師友記述的，史料價值一般較高。但大部分傳記為后人搜集已有文獻資料整理而成”^[30]?，F(xiàn)當代詩人傳記作為一種史料當然還可以擴展至更大的范圍，但由于其已經可以在更為具體、明確的范疇內得到確證，再依據從小到大的范圍加以推論已無太多必要?，F(xiàn)當代詩人傳記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料中的“傳記性史料”，具有史料的一般特質，決定了可以從史料角度設置問題展開研究，這一點是本書的立論前提與基礎。

結論雖然如此，但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和史料畢竟從屬于兩個不同的范疇，兩者在“疊加”之后會產生新的問題域。如果說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是“傳記性史料”已為本書提供了論說的前提，那么，“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史料問題研究”要解決的顯然已超越這一層次，進入“如何史料”“怎樣問題”等層面。鑒于學界很多研究者一直對史料研究存有簡單化、片面化的理解，筆者首先要明確的是“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史料問題研究”不是簡單的關于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的搜集和整理，而是在搜集、整理的基礎上對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這一“傳記性史料”的價值和實踐進行闡釋，在揭示其問題的過程中對詩人、作品研究及文學史研究和書寫，提供可以參考的文獻資料和有建設性、啟發(fā)性的觀點和思路。唯其如此，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之“史料”才不會孤立、僵化，才會在實現(xiàn)自身價值的過程中成為研究現(xiàn)當代詩歌和編撰現(xiàn)當代詩歌史及現(xiàn)當代文學史的客觀依據。

除對“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史料問題研究”進行總體闡釋之外，還應當對本書所言的“史料”進行簡單的交代與說明。這是因為與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交叉”而成的“史料”已變得更為具體、明確、集中。按照《中國文學史料學》中的說法：

史料，是歷史遺留物，是過去的事物得以流傳于后世的實物資料、語言資料……

往事得以流傳于后世，主要通過三個途徑：文字記錄的傳遞，實物的遺存，口耳相傳。歷史學家據以研究歷史和編纂史書所用的資料，主要就是這三個方面。它們分別被稱為文字史料、實物史料和口述史料。

文字史料，指書籍、報刊、檔案等。史料學家所利用的，大部分是文字史料。

實物史料，指歷史上的事物以其固有的物質形態(tài)流傳于后世者，包括地面保存和地下發(fā)掘的遺跡、遺物。

口述史料，又稱口碑或口傳史料。人類在發(fā)明文字前，史事主要靠口耳相傳；即使在文字發(fā)明后，口述史料也仍然是史家所關注的。^[31]

上述文字在揭示史料含義的同時，也對史料存在的形態(tài)進行了分類?，F(xiàn)當代詩人傳記就其存在的形態(tài)來說基本是文字史料，即使部分納入自傳范疇的文本可以歸類于回憶錄、口述史，但由于其最終是由文字和文本形態(tài)表現(xiàn)出來的，所以仍沒有擺脫文字史料的范疇。值得指出的是，對于和“史料”關系密切、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的“文獻”概念，本書選擇了范圍更為廣泛的史料概念，以涵蓋具體表現(xiàn)更為復雜多樣的現(xiàn)當代詩人傳記?！笆妨稀笔且粋€比“文獻”更廣的概念，“史料”中的“文字史料”部分基本與“文獻”概念相同，而這也正是當下部分研究者常常使用更為直觀、明確的“文獻史料”概念的重要原因?！笆妨稀焙汀拔墨I”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是有區(qū)別的，且在應用方法上也有很大不同，但若置于現(xiàn)當代文學的視野之中，兩者的界限則沒有那么明顯。這是因為現(xiàn)當代文學中的“史料”基本是或者說都已轉化為“文字史料”，而現(xiàn)代漢語的句法、標點符號的使用以及印刷技術等客觀存在的條件，也使“史料”和“文獻”在研究方法上不易建構起獨立的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