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致蕭軍蕭紅信　蕭軍注釋

第一信

（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　上海）

蕭軍先生：

給我的信是收到的。徐玉諾的名字我很熟，但好像沒有見過他，因為他是做詩的，我卻不留心詩，所以未必會見面?，F(xiàn)在久不見他的作品，不知道那里去了？

來信的兩個問題的答復(fù)——

一、不必問現(xiàn)在要什么，只要問自己能做什么。現(xiàn)在需要的是斗爭的文學(xué)，如果作者是一個斗爭者，那么，無論他寫什么，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斗爭的。就是寫咖啡館跳舞場吧，少爺們和革命者的作品，也決不會一樣。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沒工夫和本領(lǐng)來批評。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內(nèi)山書店轉(zhuǎn)　周豫才收”，最好是掛號，以免遺失。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術(shù)并不算壞，但心情太頹唐了，因為那是我碰了許多釘子之后寫出來的。我希望你脫離這種頹唐心情的影響。

專此布復(fù)，即頌

時綏。

迅上

十月九夜

《魯迅日記》

十月九日“得蕭軍信，即復(fù)?！?/p>

注釋

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

四十二年前（一九三六年）的今天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鐘，魯迅先生逝世于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陸新村九號寓所。

四十四年前（一九三四年）十月×日，我由青島寄給先生第一封信，也得到他的第一封復(fù)信。

四十二年前（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三日我由北方回到上海，十五日去先生寓所看望他，誰知道三天以后（十月十九日），他就與我們永別了！

我是有意識地選取了今天作為開始注釋這批書簡的日子的，——我要終生紀念這個日子！

約在五十多年前——一九二五至二七年——我流落在東北的吉林省城，投入一個騎兵營當(dāng)了一名騎兵……

我所屬的營盤，與省城相對，坐落在松花江南岸一帶較高的漫崗上，名為巴爾虎屯的地方。營盤的東面有一片農(nóng)事試驗場，我來到這地方時，它已被改為半公園式的游覽場所，在春、夏、秋的季節(jié)也可以喝喝茶，偶爾也可以買到一些酒肴喝喝吃吃……

我被擢升為文書見習(xí)上士以后，可以不再出操、站崗、值勤……了，時間有了富裕，也可以隨便出進營門，而且還能夠穿起便衣（長衫之類）……因此，我?guī)缀趺刻煲竭@公園里來幾次，也可以在林蔭下睡上一覺……

約在一九二七年晚秋的季節(jié)，我可能是飲了幾杯灑，就在一處林木叢生比較幽靜的地方一條長椅上睡熟了。這長椅前邊有一具長桌，桌對面也有一條同樣的長椅和這條長椅面對著，——這地方是我經(jīng)常來的，有時在這里讀讀書，寫些什么，困倦了就在這椅上睡一睡。這里雖名公園，平時游人并不多，因為到這里來要坐小船渡過松花江，下船后還要走一段江灘上的沙石路，因此，除開假日、節(jié)日……或者特殊情況以外，一般說來是很安靜的。

一覺醒來之后，我發(fā)覺桌對面椅子上有了人，一個滿頭灰發(fā)、面色棕黑……的人，正伏在桌子上在寫著什么，穿了一件白色的襯衫。

我打了一個哈欠，坐起了身子。

“睡得好！”

“好！”我有點不好意思地回答著對方。對方把手里的筆放開了，折疊起面前的紙張，似乎怕風(fēng)吹跑，順手就壓在了身邊桌子上一只黑色的公文包的下面。

“我打攪您了！”

“……”我沒回答，只是訕訕地笑了笑，對方也向我笑了笑，雙方的笑全是很坦率真誠自然的，沒有什么做作的形式。

“您喝了灑？——請吃杯茶?！?/p>

對方從茶壺里倒了一杯茶，送到我的面前；好像原來就預(yù)備了兩只杯子似的。這時我確是感到很口渴，就不再謙讓了。

“您在讀這兩本書嗎？”

他指著桌上我的兩本書：一本書名為《晨曦之前》（于賡虞著）；另一本就是魯迅先生的《野草》。

《晨曦之前》的裝幀似乎是中國線裝書式的，封面是瓷青紙，貼有題箋，題名也是毛筆寫的，字畫很秀細，類于宋徽宗（趙佶）的“瘦金體”。內(nèi)面紙張也是柔軟的，類于“連史紙”之類。《野草》是西式毛邊裝訂的，紙張是較硬的“洋紙”，封面畫是一片灰黑，上部有幾條白色的曲線，下部橫畫著幾條暗綠色的粗粗的直線，連結(jié)著上部和下部之間還有兩條點線……書名是圖案式的寫法，作者署名卻是一般的毛筆書法的。

為了要理解這封面構(gòu)圖的意義，我曾苦苦地觀摩、思索過，卻原來那灰黑色是代表著暗夜的天空，白色曲線是表現(xiàn)著滾動著的云，連點是代表著雨，那粗粗的幾條暗綠色的橫線就是野草了。

這封面它使我當(dāng)時曾感到一種陰森和近于恐怖、戰(zhàn)栗……的感覺，即使我還不能夠理解它所代表的更深刻的意義，而我也并非是那樣神經(jīng)過敏以至膽小的人……但它首先確是引起了我一種肅穆、以至抑郁……難于形容的心情，這和那本《晨曦之前》的封面完全不同，它并沒引起我任何思索和好奇的感覺。

兩本書是當(dāng)天不久以前才在書店里買到的。它的內(nèi)容是什么還不能全面理解，只知道《晨曦之前》是一本新詩集；《野草》是散文集，特別是《野草》是毛邊裝訂，還沒能完全栽開。

“我將將買到它們，還沒能夠從頭讀……”我接連地喝了兩杯茶，干渴解除了，有點抱歉地說，“把您的茶全喝光了，我去買一壺來……”我準備去買茶。

“不必了，我們喝一壺吧！原來我就給您帶了一只杯子，喝過灑的人總要口渴的——您喝過灑？”

我點了點頭。

“您喜歡文學(xué)嗎？”對方眼光溫和，態(tài)度誠摯地問著我。他臉上的紋路是很粗糙的，和一個一般的知識分子很不相同。

“有點喜歡……”我點了點頭，又喝了一杯茶。

“這兩本書……全讀過嗎？”

“剛剛買到?！?/p>

“這本書的作者，我認識……”他指了一下那本《晨曦之前》。

“這一本呢？”我拿起《野草》來，望著那封面，問著他。

“這是一本好書！”他并沒確定回答我，是否認識這書的作者，只是稱贊著書的本身。

“這封面……很特別！”

“這是我們現(xiàn)時代的象征——是大畫家陶元慶的手筆！”

那時我對于陶元慶是一無所知的。

“你在哪里讀書”

我搖了搖頭。這一天我沒穿士兵衣服，只穿了一件藍布長衫，所以他以為我是個學(xué)生。

“做事嗎？”

“我是當(dāng)兵的……”

對方顯得有些驚訝了，望了望我，又望了望我面前那兩本書，他似乎覺得一個“兵”是不會讀這類書的。他暫時像似再找不出什么話可以和我談下去了。那時代的“兵”幾乎等于“下等人”，在社會上，特別是在有知識、有學(xué)問……人們的眼中是被輕蔑的，而兵們也確是很少有知識、有學(xué)問的。兵的隊伍，不是文盲，就是由無業(yè)游民或流氓無賴……所組成的，那時代的諺語是：“好男不當(dāng)兵，好鐵不打釘。”它是軍閥手中的一種打內(nèi)戰(zhàn)、爭地盤的可憐活工具而已。

“您是教書的嗎？”我開始反問他了。他的樣子不像一個衙門里的公務(wù)員，我估計他可能屬于教員一流。

“我在教書——”

“在哪個學(xué)校？”

“毓文中學(xué)?！?/p>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中學(xué)?！蔽艺f。

“您去過嗎？”

“沒去過，聽說那里有一些從內(nèi)地來的好教員……”

“您在軍隊里還能讀這些書嗎？”他又把話題轉(zhuǎn)到書上來了。

“沒人管……”

“您是個軍官嗎？”

“我是一個兵——一個會寫字的兵?！?/p>

“喜歡文學(xué)？”

“正在讀一些古詩詞……”

“也學(xué)作詩嗎？”

“偶爾寫一寫?！?/p>

“新詩？舊詩？……”

“舊體詩……”

“我也是喜歡寫詩的人！——寫的是新體詩?！?/p>

“唔！……”老實說，那時我正迷戀于古詩和古文，對于新體詩和語體文既不感興趣，也有些輕視的情緒，覺得它們不夠“味兒”，也看不出知識、學(xué)問來……

這位詩人，開始很興奮地講起了他對于自然界的感受，詩的理論……說他一次在早晨四點多鐘曾坐著小船渡過松花江，他感到那江上和四周遠遠近近景色的美妙，是無法形容的，他用過若干的詩句，想要把這一景色，這一感受表現(xiàn)出來，但是全失敗了。他感到人的語言和文字是太貧乏了、無用了，真正的美，真正的感受……用語言或文字是無法表現(xiàn)出來的。即使勉強表現(xiàn)出來，那也是枯燥的、僵死的、脫了水的、無有靈魂的一種人工制成的“標(biāo)本”而已！

我默默地聽取和觀察著他那越說越激動越自我興奮的理論和面部表情，是并不完全理解的。而這時他的一雙中型的眼睛，那一貫溫和、微笑著的眼光不見了，變得銳利而閃動，面部上每一條粗糙的紋路也展開了，微微漫上了一層汗水的閃光！

“不管是舊體詩還是新體詩，只要能夠把真實的思想和感情樸素地表現(xiàn)出來就是好詩！凡屬裝模作樣的詩，花枝招展的詩，……盡管也打扮得像個‘詩’的樣子，那也不是詩，它既感動不了自己，也感動不了別人，那是沒有靈魂、沒有血肉的詩！……譬如這《野草》——”他突然站起來把我面前的《野草》抓到了一只手中，用另一只手“啪”一聲打了一下那封面，斬然地說，“……這才是真正的詩！盡管它是用散文寫的，它不押韻、不分行……但它是真正的詩??！……”他謹慎地、緩緩地把《野草》又放在了原來的地方，他坐了下來，從褲袋里摸出一團灰色的手帕在脖臉上揩抹著，從茶杯里呷了一口茶……

記得在他起始和我談話時，還在盡可能使用著“京腔”，把“你”稱作“您”，但當(dāng)他發(fā)表“詩論”時那一點點兒京腔不見了，他本來的鄉(xiāng)音全部出現(xiàn)了，那似乎像山東，又像河南人……

“您貴姓？”這時我才想起彼此應(yīng)該通一通姓名。

“俺姓徐，名叫徐玉諾。您？……”

我把自己當(dāng)時的名字和所在的營盤說給了他。

“您能把自己寫的詩，抄幾首給我嗎？”他又歸復(fù)了原來那種溫和和真摯的樣子向我請求著說。

我要過他的自來水筆和一張原稿紙，把以下的三首小詩寫給了他：

游龍?zhí)渡?/p>

葉落空山寂，人行鳥語微；
一聲長嘯里，風(fēng)送白云飛。

過松花江

斜風(fēng)飛細雨，秋燕掠孤舟；
不辨江山處，云煙逐水流。

待渡

輕舟橫小渡，波映晚霞紅；
樹鎖煙嵐翠，秋風(fēng)送短篷。

他手指頭顫顫地擎著那原稿紙，眼光集中著，同時還在聲音嘶啞地一次、兩次……地吟誦著。如此我們彼此沉默了約有幾分鐘。

忽然他把一只骨節(jié)突出的右手隔著桌子直直地伸向了我，我也把手迎向了他，我們的手握在一起了。他的手是很有力的，那時候我年輕力壯，手也是有力的……

五十多年的時光過去了，當(dāng)時彼此語言的細節(jié)是無法如實地記錄出來了，只是這一情景、這一過程……，它還清晰地保留在我今天的記憶中。

遺憾的是，這位詩人當(dāng)時雖然那樣誠懇地希望我過江去到他們學(xué)校談一談，但我卻沒有及時地去看他。過了一段時日，我因過江有些什么事，路過他們的學(xué)校，順便想拜訪他一下，但門房告知我，不久以前，這位徐先生竟突然辭職回北京去了。

我在給魯迅先生第一封信中提到的“徐玉諾”就是這位詩人。

后來偶然在一本什么舊刊物上曾讀到過他一篇題名《一雙（只？）破鞋子》的散文，也有什么刊物上曾稱道過他是位“農(nóng)民詩人”。究竟他是農(nóng)民出身呢？還是喜歡以農(nóng)民為題材而寫詩呢？這我就無從知道了。

這徐玉諾就是那時期偶然遇到的第一位文學(xué)界知名的詩人，也是我所遇到的第一個稱贊魯迅先生《野草》為真正的詩的人。

一九三四年夏季間，我和蕭紅由哈爾濱出走后，停留下來的第一站地是青島。

在青島我在一家報社任副刊編輯，一面繼續(xù)寫《八月的鄉(xiāng)村》——這小說在哈爾濱時期就著手寫了；蕭紅開始寫她的《生死場》。

她的《生死場》很快就寫完了，也抄好了；《八月的鄉(xiāng)村》還沒有寫完。我們不確切知道我們的小說所取的題材，要表現(xiàn)的主題積極性與當(dāng)前革命文學(xué)運動的主流是否合拍？因為我們知道魯迅先生是當(dāng)時領(lǐng)導(dǎo)上海革命文學(xué)運動的主帥，所以就寫信給他，請求指導(dǎo)。因此，他回信中說：

“不必問現(xiàn)在要什么，只要問自己能做什么?，F(xiàn)在需要的是斗爭的文學(xué)，如果作者是一個斗爭者，那么，無論他寫什么，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斗爭的。就是寫咖啡館跳舞場吧，少爺們和革命者的作品，也絕不會一樣。”

魯迅先生這是從實際、根本出發(fā)來要求于一個作者的：首先，確定作者是否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思想、感情、立場、觀點，……是否是革命的？或為革命的？所謂：從噴泉出來的總是水；從血管里流出來的總是血！其次，是題材的選取，當(dāng)然盡可能選取你所熟悉或深知的東西。再其次，是主題的表現(xiàn)，當(dāng)然最好是能夠表現(xiàn)革命當(dāng)前最主要、最突出、最尖銳……的問題，但這也不是狹義的、絕對的、機械的，而也是從可能的條件來出發(fā)，從各方面有機地配合著的。

這一具體而扼要的教導(dǎo)，它開擴了、豐富了我們的創(chuàng)作思想，天地變得廣闊了……

我們按照魯迅先生的指示，把《生死場》寄向了上海內(nèi)山書店。

其他

早在五十一年——一九二七年前，《野草》是我讀的第一本魯迅先生的書。它給予我的感受，恰如松花江南岸那明凈的秋天，給予我思想和感情上的影響也如那明凈的秋天，它引起我一種深深的哀思和漠漠的惆悵！

隨著年齡的增長，生活的多變，當(dāng)我每次再讀它，就會獲得一種新的啟示和意義！

我不止一次地做過《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傻子，——現(xiàn)在也還在做著！……

我不止一次地做過《立論》中那個“不知趣的”喜歡說出“真理”的人。

我也不止一次地像《這樣的戰(zhàn)士》中的戰(zhàn)士，舉起了投槍在“無物之陣中”大踏步地走來馳去，向一些“無物之物”擲出我的投槍，看著他們那虛空的“外套”委落在塵埃！……

我也曾像《過客》中的那位過客，感謝過老翁和小孩的關(guān)心，仍然走自己的路……

我也曾如《影的告別》中的人物，夢見我的影子來告別，說出它不樂意去的地方……

我也曾感覺到過像《死后》中那些螞蟻和青蠅——這些蟲豸們——在我的身上爬上爬下，在頭臉上飛去飛來……

我也曾像《頹敗線的顫動》中那位老女人，“……她于是舉兩手盡是向天，口唇間漏出人與獸的，非人間所有”，說出過那種“無詞的言語”。

早在四十余年前——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魯迅先生在給我的這第一封信中，對《野草》就曾說過這樣的話：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術(shù)并不算壞，但心情太頹唐了，因為那是我碰了許多釘子之后寫出來的。我希望你脫離這種頹唐心情的影響?！?/p>

僅在這幾句話里，并沒有虛偽的“謙虛”；也沒有不可一世的“自傲”，它是樸素的、真誠的，……對于一個第一次和自己通信的青年人，竟能夠做到如此“披肝瀝膽，推心置腹”地相見，除非具有真正偉大的靈魂、偉大的人格、偉大的胸懷……的人，是難于做得到的！

也許在我給他的信中，不覺地流露過某種“頹唐”的心情被他覺察到了，所以才直截地向我提出了這一及時的警告。

其實魯迅先生雖然大于我二十幾歲，出身地方、家庭情況、社會經(jīng)歷，……可以說絕無相同或相似之處，但我們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社會基礎(chǔ)……在本質(zhì)上卻是相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和國家。因此碰到的釘子盡管有所不同，但在釘子的作用上，卻應(yīng)該是相通的，而引起的“頹唐”心情也可能是相應(yīng)的。因此，在我開始閱讀《野草》以后幾十年的生活過程印證中，我對于它是有一定同感和理解的。我相信此后我們的后一代或幾代，……他們將不會再發(fā)生類于魯迅先生或我本人這類“頹唐”的心情了！——時代的現(xiàn)實總是要前進、要發(fā)展，歷史是無情的，現(xiàn)實是嚴峻的，因此在任何“頹敗線”的面前，我絕不會再有任何“顫動”的?！^去可能有過，但將來卻不會再出現(xiàn)了，在這一點上，我是敢于設(shè)誓于先生的像前的。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于京都銀錠橋西海北樓寓所注釋

第二信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日　上海）

劉先生：

來信當(dāng)天收到。先前的信，書本，稿子，也都收到的，并無遺失，我看沒有人截去。

見面的事，我以為可以從緩，因為布置約會的種種事，頗為麻煩，待到有必要時再說吧。

專此布復(fù)，即頌

時綏。

迅上

十一月三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

《魯迅日記》

十一月三日“得蕭軍信，即復(fù)。”

注釋

當(dāng)我們發(fā)給魯迅先生第一封信時，并沒有把握我們的信會被先生收到。即使收到了是否能得到復(fù)信呢？即使復(fù)信，也不會如何快的。所以我們在精神上已經(jīng)做了充分的準備：一是，不一定能得到復(fù)信；二是，即使復(fù)信也要過一個相當(dāng)長的時間，因此只是作為一種“希望”，一種“遙遠的希望”在希望著，在等待著……

想不到先生收到我的信卻是“即復(fù)”的。

這第二封信竟也是“即復(fù)”的。以至后來若干封信在先生日記中也是標(biāo)明“即復(fù)”的。僅從“即復(fù)”這一點上來看，這位偉大的人，他對于一個素不相識的青年是何等的關(guān)心，何等的熱情，何等的真摯，何等的信任?。?/p>

讀者可能體會得到，也可能體會不到，我們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處境，那樣的思想和心情的狀況中而得到了先生的復(fù)信，如果形象一點說，就如久久生活于凄風(fēng)苦雨、陰云漠漠的季節(jié)中，忽然從騰騰滾滾的陰云縫隙中間，閃射出一縷金色的陽光，這是希望，這是生命的源泉！又如航行在茫茫無際夜海上的一葉孤舟，既看不到正確的航向，也沒有可以安全停泊的地方……魯迅先生這封信猶如從什么遠遠的方向照射過來的一線燈塔上的燈光，它使我們辨清了應(yīng)該前進的航向，也增添了我們繼續(xù)奮勇向前劃行的新的力量！

當(dāng)?shù)谝环庑偶牡交膷u書店以后，孫樂文——書店主人也和我們分享了難于克制的激動和快樂！我把這信和朋友們一起讀了又讀；和蕭紅一起讀了又讀。當(dāng)我一個人留下來的時候，只要抽出時間，不論日間或深夜，不論在海濱或山頭……我也總是把它讀了又讀。這是我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它就如一紙“護身符錄”似的永遠帶在我身邊！……有幾次是眼中噙著淚水在讀它，儼然如對先生的本人。那每一句話，每一個字，甚至是每一個字的一筆一劃，每一個標(biāo)點……每讀一次全似乎發(fā)現(xiàn)一種新的意義，新的啟示，新的激動和振奮！

接得先生第一封回信以后，我及時地把《生死場》的抄稿連同由哈爾濱帶出來的一本《跋涉》（這是一九三三年我和蕭紅合印的一本短篇小說、散文集），并附了一封信寄去了上海。

稿與信將將寄出之后，我所工作的報社就出了問題。孫樂文通知我：

“你們及時準備離開青島吧！”

“為什么？”我感到有些驚訝地問著他。

“濟南、青島……還有某些地方的地下黨組織全被破壞了！”

“報社怎么辦？”我問。

“報社要結(jié)束，有幾個人也要轉(zhuǎn)移，報社由你出面和‘報主’、‘印刷廠’接頭辦結(jié)束業(yè)務(wù)。我不久也要離開……”

這報社的名稱——“牌子”，原來是“租賃”一個報商的，訂有合同，和印刷廠也有合同。這時，我們只有在經(jīng)濟上擔(dān)負損失了。

其實，在青島，國民黨的政治壓力在兩個月以前就已經(jīng)開始加強了。就在當(dāng)年的中秋節(jié)，和我同住的舒群夫婦去他岳母家中過節(jié)，就在過節(jié)的當(dāng)天，他的妻兄、妻弟……連同舒群夫婦一道被警察署逮捕了。同時青島市中共地下黨負責(zé)人也被捕了。

這一天舒群夫婦也曾邀我去他岳母家中過節(jié)，我因為有事沒有去，否則的話也可能會被“一網(wǎng)打盡”了。

聽過孫樂文說的情況以后，我一面代表報社辦理解除合同的各項事務(wù)；一面悄悄地把自己一些必要的東西分批、分件……地轉(zhuǎn)移到另外一個地方。這常常要在夜間進行的，因為我所居住的觀象一路一號，也正是浙江路和江蘇路搭界的地方，在這數(shù)路交錯的集中點上——就在我們大門邊——正設(shè)有一處警察派出所，我是不能夠使他們發(fā)覺到我要轉(zhuǎn)移的跡象的。

一次夜間，孫樂文把我約會到青島棧橋盡東端那所大亭子的一處陰影里，他簡短地說：“我明天就要轉(zhuǎn)移了，也許離開青島，書店里、家里全不能住下去了，你們也趕快走吧——這是路費，……”他交給了我四十元錢。

深秋的風(fēng)從海面上飆疾地吹過來，海面上是一片沉黑，海浪沖擊著岸邊的礁石和堤壩，轟鳴的聲響一刻比一刻兇猛起來了。

我們抵御不了那寒冷，說話的聲音全斷斷續(xù)續(xù)顫抖起來了，于是我們只有先后離開了那棧橋。

回家以后，我馬上就寫了一封信給魯迅先生，告知他，我們馬上就要離開青島去上海，千萬不要再來信了。

搭了一條日本輪船，買了兩張四等艙的票——這是深落到船身最下一層和貨物住在一起的地方——逃離青島，到了上海。

這條日本輪船的名字似乎仍是“大連丸”——這和幾個月以前我們由日本侵占下的哈爾濱逃到大連，由大連到青島所乘的是同一的一條船。

到了上海租定了住所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寫信給魯迅先生。這第二封復(fù)信，就是我們到了上海以后得到的第一封復(fù)信。

在復(fù)信中所提到的書本和稿子，就是《跋涉》和《生死場》的抄稿。

四十元的路費已經(jīng)用去了二十多元，手中只有十八元幾角的存錢了。在拉都路租了一間亭子間，先付了九元，余下的買了一袋面粉，一只小炭爐，一些木炭、砂鍋和碗筷油鹽之類，所余也就“無幾”了。雖然已寫信去哈爾濱請朋友支援，但遠水難濟近渴，究竟在上海要怎樣生存下去呢？一切是茫然的，因此很希望早一天能夠見到魯迅先生的面，即使離開上海，也就心滿意足了。

上海的政治環(huán)境復(fù)雜、險惡……早在哈爾濱時我就知道一些，尤其是魯迅先生的政治處境。但人的主觀愿望常常要忽略客觀條件和現(xiàn)實的，總希望有所例外或僥幸于萬一！……

當(dāng)我在上海生活過一段時期以后，我才知道了自己過去所知道的上海政治情況，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而已，事實上的險惡與復(fù)雜，是在想象以外的。

當(dāng)時作為一個革命的、進步的以至“左傾”的文化工作者、文藝工作者，他們幾乎是沒有一般所謂社會生活以至社交生活的。有的只是一種工作上的關(guān)系、組織上的關(guān)系。除此以外，個人間一種抒情式的交往，人與人之間所謂一般的“友誼”是不存在的……

誰的真名實姓是不知道的。

誰的真實家鄉(xiāng)、籍貫、祖宗三代……是不知道的。

誰和誰的確切關(guān)系是不知道的。

誰的真實地址一般是不知道的。

一個電話號碼、一個通訊地址，……就是一切的聯(lián)系關(guān)系。

某個茶館、某處街頭、某個場所……就是“接頭”的地方。

人與人的關(guān)系，一般是概不介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