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曾國藩（1811—1872）是個在中國近代史上引人注目而又頗有爭議的人物。一百多年來，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派別，甚或同一派別的不同人物，都曾對他作出過不同的評價。

曾國藩在世時就兼有“中興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頭”、“曾屠戶”、“賣國賊”的徽號；曾國藩死后，清政府稱他“學(xué)有本源，器成遠大，忠誠體國，節(jié)勁凌霜”；他的門生故吏則頌之為“德埒諸葛，功邁蕭、曹，文章無愧于韓、歐，實為一代名臣、名將、名相”。辛亥革命前后，一些獨尊程、朱的理學(xué)家和革命黨人開始對曾國藩進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批判。有人說他倡“就地正法之制”，興“抽厘聚斂”之風(fēng)，“以夷狄攻中國”，“殺人割地”，取媚洋人，實為禍國殃民的“罪魁戎首”；也有人斥他為“殘殺同胞”的敗類、“遺臭萬年”的“漢奸”。著名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則采取客觀主義的態(tài)度，稱曾國藩“譽之則為圣相，讞之則為元兇”，“命以英雄誠不虛”，然斥為“民賊”，亦“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曾國藩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社會性質(zhì)急劇變化、民族危機不斷加深、階級矛盾空前激化的時代。為適應(yīng)新的形勢，曾國藩提出一整套解決國內(nèi)外矛盾的方針、路線和辦法，并取得一定成效，故受到一些階級和政治派別的竭誠擁護，為其繼承下來，尊為圣典。但是，這條路線終究歸于失敗，事實證明它不能挽救中華民族的命運，因而受到另一些階級和政治派別的堅決反對，口誅筆伐，視若寇仇。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整個近代史上，社會性質(zhì)和基本矛盾一直沒有根本改變，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則不時出現(xiàn)在人們面前，尤其在歷史的重大轉(zhuǎn)折關(guān)頭，更成為中國政治的中心議題。這樣，曾國藩就不能不成為引人注目的人物，而對他的評價也不能不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

作者曾天真地認為，這不過是前人的歷史局限，豈料今人亦未脫此態(tài)，總想借曾國藩做大文章。史學(xué)難如其意，就利用小說的輿論功能，終至在社會上掀起一場讀曾國藩、學(xué)曾國藩的熱潮。誰能相信，這一度席卷中華大地的“曾國藩熱”，與現(xiàn)實政治、海峽兩岸都毫不相干？唯作者相信，歷史乃嚴(yán)肅的科學(xué)，治學(xué)之道亦歷有明訓(xùn)，初心依舊，志趣難移，只好沿著自己選擇的道路走下去。

自本書初版以來，有關(guān)曾國藩的研究有了很大進展，作者對曾國藩乃至整個曾國藩軍政集團亦有一些新的認識。唯限于本書體例，難以對近年提出的一些問題展開廣泛探討。故此次修改再版，僅作個別文字與段落上的增刪調(diào)整，所添幕府一章，亦不過填補原書的空白。至于近年學(xué)術(shù)成果的吸收、本人研究心得的表達以及不同學(xué)術(shù)觀點的切磋，只好借助于專題論文和新著。但凡舛誤及不足之處，無論新版舊版、著作論文，皆歡迎批評指正。

1.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傳忠書局版，首卷，第5頁。
2. 夏震武：《靈峰先生集》，浙江印刷公司版，第四卷，第56、57頁。
3. 同上，第一卷，第1頁。
4. 同上，第四卷，第56、57頁。
5. 同上，第四卷，第42頁。
6. 《湖北革命實錄館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卷，第82頁。
7. 蕭一山：《曾國藩傳》，1964年臺北版，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