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言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fù)為身謀。風(fēng)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冉溪》）

每讀這四句詩，都會產(chǎn)生一種悲壯復(fù)悲涼的感受。少壯之時理想高遠，豪氣干云，以為青紫可拾，功業(yè)易就，于是將身許國，全力以赴，杜絕了一切猶豫徬徨、畏縮怯懦，也不再考慮后路，準備為唐王朝的中興轟轟烈烈地干上一番事業(yè)；然而，突如其來的一場極其嚴酷的政治打擊，頃刻間便粉碎了他人生的所有希望，一身去國，萬死投荒，從此便開始了他那如同被拋棄、被拘囚般的貶謫命運，開始了他在遙遠空間和漫長時間雙重折磨下的無盡等待和煎熬。這是柳宗元的主要行跡，這四句詩也就成了他心態(tài)乃至生存狀態(tài)的典型寫照。因而，解讀柳宗元，不能不首先解讀他的人生悲劇，不能不首先解讀他的悲劇性的心路歷程。

從永貞元年（805）到元和十四年（819），從三十三歲到四十七歲，柳宗元在荒遠僻陋的永州和柳州整整呆了十四年時間，直至葬身于斯。在這十四年時間中，都發(fā)生了些什么呢？

從國家的政治局勢看，那位曾經(jīng)對柳宗元等革新派成員嚴酷打擊、痛下殺手的唐憲宗李純，繼位伊始，即將主要精力用于強化中央皇權(quán)，以武力掃平藩鎮(zhèn)。先是在元和初年相繼平定了西川劉辟以及夏綏楊惠琳、浙西李锜的數(shù)次叛亂，嗣后又于元和十二年冬一舉掃平了為患甚劇的淮西叛鎮(zhèn)，使得其他藩鎮(zhèn)“降者相繼”（《通鑒》卷二四〇），“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于復(fù)振”（《新唐書》卷七）。

從文壇的形勢看，柳宗元的友人韓愈先后在長安和洛陽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大張旗鼓地從事古文創(chuàng)作和詩歌創(chuàng)新，使得古文所占領(lǐng)地日漸擴大，詩歌也怪奇生新，戛戛獨造，“三十余年，聲名塞天”（劉禹錫《祭韓吏部文》）。而白居易、元稹等人則從杜甫開創(chuàng)的寫實一路入手，以平易通俗的筆法，創(chuàng)作了大量針砭時弊的諷諭詩和張揚風(fēng)情的感傷詩、艷體詩，以致“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堠、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于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元稹《白氏長慶集序》）。

然而，面對如此波瀾壯闊、如火如荼的政治、文化場景，柳宗元與同時被貶的劉禹錫等人卻只能置身遙遠的貶所望洋興嘆。作為被整個社會群體和所屬文化圈子拋棄了的一批“罪人”，他們在遠離社會文化中心的一個偏僻角落，飽嘗憂患的磨難，很少有人記得起他們。他們對社會來說，似乎已失去了用處；社會對他們來說，則猶如一個逐漸陌生了的世界。當此之際，他們怎能不深深體驗到那被拋棄后的無限痛苦呢？

除此之外，柳宗元等人受到的另一重精神折磨，便是來自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由于柳、劉二人的主要參政實踐是永貞元年進行的革新活動，而要革弊圖新，勢必會觸動不少人的既得利益，并因不能滿足一些人的不合理請求而得罪他們。所以在柳、劉被貶之后，墻倒眾人推，各種流言、誹謗紛紛而起，大有“世人皆欲殺”之勢。柳宗元在《答問》中借問者之口描述自己被貶后的情狀說：“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游解散，羞與為戚；生平向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謗藪澤?！痹凇都脑S京兆孟容書》中，他進一步說道：“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shù)?，誠可怪而畏也?！边@些敘說，清晰地反映了柳宗元被貶后為人誹謗、攻擊乃至冷落、歧視的情形。

這是一種凝聚著孤獨、屈辱、悲傷和近乎絕望的苦悶。如果說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曾給他的軀體以直接侵襲，落后的文化環(huán)境曾給他的生活帶來了嚴重的困難，但盡管如此，還有治愈的希望和習(xí)慣的可能，那么來自社會的歧視和輿論的壓力，便給其精神帶來了更為慘重的打擊，并在其心靈烙下了永難磨滅的印痕。如果說在此慘重打擊下，柳宗元所受到的人格凌辱還只是表層現(xiàn)象，那么在此人格凌辱的背后，則分明呈現(xiàn)出他對混濁人世無比憤恨而欲盡早擺脫生活之累的絕望之感來?！疤袼腊賾n盡，茍生萬慮滋”（《哭連州凌員外司馬》）、“鳴玉機全息，懷沙事不忘！”（《弘農(nóng)公以碩德偉材屈于誣枉……》）假如內(nèi)心苦悶沒有到達極點，性格堅強的柳宗元絕難產(chǎn)生一死的念頭；盡管他最終還是活了下來，在浮謗如川的輿論壓力下，在艱難百端的謫居環(huán)境中，頑強地活了下來，但經(jīng)受著日益沉淪的生命磨難，這種活不是愈發(fā)加劇了他的苦悶程度么？懷著這種苦悶，柳宗元憤怒地發(fā)問：“吾縲囚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答問》）

當然，在長達十余年的廢棄生涯中，柳宗元也感受過樂趣，展示出一些希望歸田終老的欲念和借佛理、山水以排遣苦悶的傾向。但問題的關(guān)鍵是，柳宗元本質(zhì)上是一個執(zhí)著型的士人，他性格中剛直峻切、固執(zhí)信念的成分過重，因而即使想超然也難以超然得成。以其出游山水為例，即可看到，他往往是“暫得一笑，已復(fù)不樂”（《與李翰林建書》），在“步登最高寺，蕭散任疏頑”之后，接踵而來的便是那“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guān)”（《構(gòu)法華寺西亭》）；剛剛領(lǐng)略到了一點“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的樂趣，馬上又被牽拽到了“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南澗中題》）那永久的現(xiàn)實悲患之中。蘇軾認為柳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事實上，在柳宗元那里，樂只是暫時的，憂卻是永恒的，在他身上似乎總有一種無形而巨大的牽拽力量，時時刻刻在發(fā)揮作用，將他拖向苦悶的深淵。大凡他獨游山水的時候，便是他最孤獨的時候，他宣稱人生無謂的時候，便是他被棄感、被拘囚感和生命荒廢感最沉重的時候，而他寄身佛理、盼望歸田的時候，則是他心灰意冷最感絕望的時候。正由于柳宗元從根本上做不到超然解脫，所以他才在遙遙無期的謫居生涯中，經(jīng)受了比一般人劇烈得多的精神折磨，并由此一步步導(dǎo)致了他的性格變異。心理學(xué)告訴我們，刺激是隨著時間的延長而遞減的，也就是說，當刺激已達到其閾限的時候，此后的刺激便難以產(chǎn)生初次刺激那樣明顯的心理反應(yīng)；但從另一面看，這種遞減只是對刺激強度之反應(yīng)的遞減，而并非受刺激者對刺激之感知深度的遞減。事實上，由于刺激的反復(fù)作用，由于時間的沉潛力量，被刺激者極易形成一種固定化了的、潛意識的心態(tài)以及與之相應(yīng)的性格特征。柳宗元的情況便是如此。一方面，接連不斷的政治打擊使他對自己被拋棄、被拘囚和生命荒廢的感受特別敏銳、特別深刻，另一方面，長期謫居所經(jīng)歷的各種憂患磨難又使他對外界刺激產(chǎn)生了一種適應(yīng)性，在感受上相對遲鈍和冷漠；一方面，他確實想擺脫樊籠的拘囚，并為此作過多種努力，另一方面，他也因希望渺茫而不得不將巨大悲苦沉潛于心底，以沉默寡言、反視內(nèi)省的態(tài)度來應(yīng)付并漠視外界的事變。在《與蕭翰林俛書》中，他這樣說道：“自料居此，尚復(fù)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長說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fù)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檬歉鼧粪衬?，思與木石為徒，不復(fù)致意?！焙苊黠@，柳宗元這種自甘喑默、思與木石為徒的態(tài)度，既可以謂之為一種心理防衛(wèi)的方式，也可以說是由時間推移和刺激重復(fù)所造成的性格變異。在詩中他曾一再申言：“遠棄甘幽獨”（《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寂寞固所欲”（《夏初雨后尋愚溪》）、“歲月殺憂慄，慵疏寡將迎”（《游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這些詩句，無不展示出詩人性格向憂郁、冷漠變化的軌跡。由于長期處于被拋棄、被拘囚般的環(huán)境，處于憂郁苦悶、不與世接的冷漠狀態(tài)，因而不能不使他一變昔日外向型的激切心性為內(nèi)向型的自甘喑默，而且也不能不使他因曠日持久的外在壓抑和自我壓抑遭受到嚴重的“時間的損傷”。從實質(zhì)上看，這種損傷與對象的缺乏，亦即人與外在世界的強迫性疏遠緊相關(guān)聯(lián)；而作為其結(jié)果，則表現(xiàn)為一種集苦悶、悲傷、憂憤于一體而又難以言狀的精神空落感。用他在《對賀者》中的話說，就是“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

柳宗元這樣一種苦悶、悲涼的心態(tài)和日趨憂郁、冷漠的性格，直接影響到了他的詩文創(chuàng)作，使其文學(xué)作品總體上呈現(xiàn)一種哀怨、沉重、冷峭的格調(diào)。與韓愈、白居易等人多將關(guān)注視線投向社會政治有所不同，柳宗元更多地將關(guān)注視線投射到自我身上。前者是外擴的，后者是內(nèi)斂的；前者注重的是所作詩文的政治針對性和社會影響力，后者注重的則是文學(xué)作品抒悲瀉怨、自我慰藉的功能；前者的取法對象主要是盛唐大詩人李白和杜甫，后者的取法對象則主要是六朝的陶、謝尤其是上古的屈原。正如《舊唐書·柳宗元傳》所指出的那樣：“宗元少聰警絕眾，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gòu)思，與古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阮靖Z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郁悼，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為騷文十數(shù)篇，覽之者為之凄惻?！笨梢哉f，解讀柳宗元詩文最應(yīng)注意的，當是其“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游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所內(nèi)含的強烈的騷怨精神和悲涼氣韻。

不過，柳詩與柳文的特色又是頗有不同的，即使同為詩歌，其風(fēng)格也有幽怨峭厲和淡泊古雅之別。這種情況的形成大致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柳宗元無罪被貶，強烈的悲憤哀怨使他不能不借助最易表達情感的詩歌來抒發(fā)，并為其作品染上同樣的感情基調(diào)。周昂《讀柳詩》云：“功名翕忽負初心，行和騷人澤畔吟。開卷未終還復(fù)掩，世間無此最悲音?！北闶撬x柳詩的最深感受。另一方面，柳宗元面對自身所難以克服的憂患，只好借游山水、讀佛書來排遣，盡力淡化自己早先過于激切外露的心性，并在藝術(shù)創(chuàng)造中有意追求一種蕭散簡遠的意趣，于是，他的不少詩作，外貌便頗類六朝的陶淵明、謝靈運和前輩詩人韋應(yīng)物。對此，前人曾一再評說，認為“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東坡題跋·評韓柳詩》），“中唐韋蘇州、柳柳州，一則雅澹幽靜，一則恬適安閑。漢魏六朝諸人而后，能嗣響古詩正音者，韋、柳也”（《古歡堂集·雜著》）。從風(fēng)格的淡泊、古樸一點上看，部分柳詩與陶、韋詩確有近似之處，亦即都能以其接近自然、不事藻繪的風(fēng)貌給人以清新閑雅之感。然而，若細加體味，他們的詩風(fēng)又是頗有差異的：陶詩淡泊而近自然，最能反映心境的平和曠遠；韋詩淡泊而近清麗，令人讀后怡悅自得；而柳詩則于淡泊中寓憂怨，見峭厲。盡管詩人曾有意識地將此憂怨淡化，但痕跡卻未能全然抹去，加上詩人在遣詞造意上多所經(jīng)營，致使很多詩作仍于隱顯明暗之間傳達出冷峭的信息。對這一情況，前人亦曾屢加指明：“柳子厚詩，雄深簡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保ā盾嫦獫O隱叢話》后集卷三三引蔡絳語）“宋人又多以韋、柳并稱，余細觀其詩，亦甚相懸。韋無造作之煩，柳極鍛煉之力；韋真有曠達之懷，柳終帶排遣之意。詩為心聲，自不可強?！保ā遁d酒園詩話又編》）將這里的“森嚴”、“鍛煉”、“排遣”綜合起來，便足可看出柳與陶、韋的區(qū)別，看出柳之為柳的關(guān)鍵所在了。

至于柳文，傳統(tǒng)看法多認為勝過柳詩。柳宗元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唐代與韓愈并稱，其對古文的開拓之功和所作貢獻，得到了后人的公認。如晚唐詩人杜牧即曾說道：“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保ā斗ㄎ募肪硪弧抖寥占男≈栋⒁恕罚┧稳送跤韨犚舱f：“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保ā缎⌒蠹肪硎顿浿靽馈罚┚鶎⒘㈨n之文放到與李、杜之詩并駕齊驅(qū)的高度。然而，從風(fēng)格上看，柳文與韓文卻還是很有些差異的。韓文情感充沛，以氣領(lǐng)文，表達方式往往直白無隱，一瀉無余，滔滔汩汩，莫之能御，具有一種放浪壯美、浩乎沛然的氣勢；柳文的情感雖頗為憤激，但總體而言則相對內(nèi)斂，深婉含蓄，或直接象征，或間接表現(xiàn)，使得意余言外，別有寄寓，由此形成其嚴謹冷雋、勁氣內(nèi)斂的骨力。在用字、煉意和構(gòu)思上，柳文與韓文也存在明顯的不同，韓文用詞造句新穎奇特卻平易自然，立意巧妙又壯浪恣肆，柳文則字詞精審而細密峭拔，行文謹嚴而雄深雅健。對這種不同，前人曾有過諸多評說，或謂韓文如海，柳文如泉；或謂韓文如水，柳文如山：均見仁見智，得其一隅。錢鐘書先生非常欣賞的一個比喻是：“韓柳之別，則猶作室，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他人田地；退之則惟意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初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保ā峨[居通議》卷十七《艾軒先生跋韓柳蘇黃集》）由此看來，就開拓的氣魄和膽略言，柳不如韓；而就布局的精深和嚴整言，則韓不及柳。

作為中唐時期的古文大家，柳、韓二人可謂各具特色，不一定非要分出一個高下來；而就思想的深度和對某些文體如寓言、山水游記的開掘來說，柳宗元無疑已達到其所處時代的最前沿，很少有人能與之比并。謫居永州期間，柳宗元“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讀書》），對諸多歷史、現(xiàn)實問題深入思考，這使他具有了一種高屋建瓴的哲學(xué)眼光，這種眼光也時時在他的文學(xué)性散文中展示出來，從而形成一種超越凡俗的深度。他的寓言諷刺文，大都短小精悍而筆鋒犀利，寄托深遠，在準確抓取對象某一方面特征的基礎(chǔ)上，賦予其深刻的象征意義和諷諭內(nèi)涵，具有獨特的沖擊力和穿透力。至于其山水游記，更是一枝獨秀，凌厲古今。他的寫山水，不是純客觀地再現(xiàn)自然，而是于中融入自己的身世遭際和抑郁情懷；或借“棄地”表現(xiàn)自己雖才華卓犖卻不為世用、被遠棄遐荒的悲劇命運，具有“借題感慨”（《古文析義》初編卷五）的特點；或?qū)⒈憩F(xiàn)與再現(xiàn)兩種手法結(jié)合起來，既重自然景物的真實描摹，又將主體情感不露痕跡地注入其中，令人于意會中領(lǐng)略作者的情感指向。他善于選取深奧幽美型的小景物，經(jīng)過一絲不茍的精心刻畫，展現(xiàn)出高于自然原型的藝術(shù)之美。用他的話說，就是“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即通過文學(xué)家的發(fā)掘、加工和再創(chuàng)造，將那些罕見的勝境傳給世人，以免“貽林澗之愧”（《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在他筆下，自然山水是那么純凈，那么奇特，那么多彩多姿，那么富于靈性，“如奇峰異嶂，層見疊出”，“其自命為‘牢籠百態(tài)’，固宜”（《藝概·文概》）。而他在山水記中使用的語言，也極為省凈準確，可謂“清瑩秀澈，鏘鳴金石”（《愚溪詩序》）。由此，他既上承酈道元《水經(jīng)注》，使山水記在寫法上得到了突破性的提高，又以孤獨的精神和寂寥的心境，借對山水的傳神寫照表現(xiàn)出一種永恒的宇宙情懷，創(chuàng)造出專屬于柳氏的如雪天瓊枝般的清冷晶瑩之美來。所以林紓在《韓柳文研究法》中極力稱道，說柳氏“山水諸記，窮桂海之殊相，直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昌黎偶記山水，亦不能與之追逐。古人避短推長，昌黎于此固讓柳州出一頭地矣”。

由于柳宗元的后半生全在荒僻之地度過，所以在文化信息、人際交往、創(chuàng)作視野、文學(xué)影響諸方面，都不具備置身政治文化中心長安的諸多文人所具有的優(yōu)勢，然而，長達十四年的投閑置散，卻也為他贏得了反視內(nèi)省、深入思考的時間，贏得了寧神壹志、專力創(chuàng)作的條件，使他在政治家做不成時，轉(zhuǎn)而向哲學(xué)家、文學(xué)家的路途迅進。從總體看，柳宗元是一位兼具政治家才干、哲學(xué)家眼光和文學(xué)家情性的人，盡管他的初衷不是去做文學(xué)家和哲學(xué)家，而是欲做政治家，但最終的結(jié)果卻是哲學(xué)和文學(xué)成全了他的不朽聲名。如果說，政治是他的追求目標，哲學(xué)是他的思想基礎(chǔ)，那么文學(xué)便是他的生命表征，是他超越桎梏而進行自由的、美的追求的工具。宋人歐陽修指出：

君子之學(xué)，或施之事業(yè)，或見于文章，而?；加陔y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于朝廷，名譽光于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于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fā)憤，惟無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于事業(yè)；而姚、宋不見于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于兩得，況其下者乎？（《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四四《薛簡肅公文集序》）

元人虞集進一步說：

蘇州學(xué)詩于憔悴之余，子厚精思于竄謫之文，然后世慮銷歇，得發(fā)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于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chuàng)困絕而后至于斯也。（《道園學(xué)古錄》卷三十一《楊叔能詩序》）

這兩段評議，都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貶謫厄運對柳宗元的另一種“賜予”，同時，也為我們了解柳宗元及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柳宗元詩、文均兼?zhèn)浔婓w：其詩以五言為主，尤擅五古，他如五、七言律、絕也精妙異常，備受后人稱賞。其文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別，一類屬哲學(xué)、歷史、政治論文，多以識見敏銳、思理深刻見稱；另一類屬文學(xué)創(chuàng)作，包括游記、寓言、騷賦、駢文、傳記、贈序、書啟、銘誄等文體，多以情感深厚、藝術(shù)性強取勝。這些詩文大部分作于其謫居期間，柳宗元卒后，好友劉禹錫為編《河?xùn)|先生集》，宋初穆修始為刊行。《四庫全書》所收宋韓醇《詁訓(xùn)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2卷、新編外集1卷，為現(xiàn)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其他館藏或影印宋元古本有《增廣注釋音辨唐柳先生集》、《新刊增廣百家詳補注唐柳先生文集》、《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河?xùn)|先生集》等數(shù)種。今人整理本有吳文治等《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排印本）45卷，外集2卷及外集補遺，搜輯較為完備；王國安《柳宗元詩箋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排印本）4卷，對作品均予編年，后附諸家評論輯要，較便閱讀；尹占華、韓文奇《柳宗元集校注》（中華書局2013年版）則是目前最為全備的柳集校注本，頗為實用。柳宗元的生平事跡，有韓愈《柳子厚墓志銘》，新、舊《唐書》本傳，施子愉《柳宗元年譜》（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中華書局1989年版）卷五本傳，孫昌武《柳宗元評傳》（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版）等，予以記載或?qū)Ｕ?。本書即在此基礎(chǔ)上，精選柳宗元文學(xué)性較強的詩文六十余篇，大致按時代先后、前詩后文的順序編排、評說，其中吸納、融匯前修時賢多方面的成果，未能一一注明，謹致謝忱；而因編撰時間較為緊迫和個人能力所限，書中錯誤或?qū)匐y免，亦盼方家讀者不吝教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