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身世

蕭紅傳

孫茂山

蕭紅，女，乳名榮華，原名張秀環(huán)，后改名張迺瑩，清宣統(tǒng)三年五月初五（1911年6月1日）生于呼蘭縣城一封建地主家庭。其祖父張維禎原為封建地主，但不善經(jīng)營，家境大不如前。其父張廷舉系齊齊哈爾省立優(yōu)級師范學堂畢業(yè)，獲獎勵師范科舉人，終生從事教育工作。其母姜玉蘭，家住呼蘭城北四十五里姜家窩棚屯，為呼蘭著名私塾先生姜文選之女，自幼隨父讀書。蕭紅幼年時，得到祖父張維禎的溺愛，受到良好的文學啟蒙教育。1919年八歲時，生母姜玉蘭病故，同年其父娶繼母梁亞蘭。1920年開始上學，在龍王廟院內的乙種農業(yè)學校，1921年改為第二十國民小學校。蕭紅學習用功，作文特別突出，經(jīng)常得到老師的表揚。1924年升入北關初高兩級小學，讀高小一年級。1925年轉入第一女子初高兩級小學校學習。1925年在上海發(fā)生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呼蘭也掀起反帝愛國熱潮?？h內各界群眾組織起“滬難后援會”、中小學組織起“學生聯(lián)合會”，聲援上海人民的斗爭。蕭紅和同學們走上街頭，參加游行、講演，并和同學傅秀蘭等到八大家去募捐。學生聯(lián)合會在公園俱樂部舉行義演，各校紛紛拿出最好的節(jié)目，蕭紅也積極參加，并在話劇《傲霜枝》(反抗封建婚姻)中扮演了角色。

1926年8月，蕭紅高小畢業(yè)，在家休學一年。因呼蘭只有男子中學，沒有女子中學，1927年8月蕭紅進入哈爾濱市東省特別區(qū)立第一女子中學讀書。蕭紅愛好文學和繪畫，特別愛讀魯迅、茅盾、郭沫若的作品，在?？习l(fā)表過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詩。1928年，由于日本帝國主義迫使張學良接受修筑“滿蒙新五路”，引起東北人民的強烈不滿。11月9日，哈爾濱市大中學校學生罷課，上街示威游行，蕭紅勇敢地參加了這一抗日愛國運動。白天游行，晚上還和同學們偷偷往墻上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日本強修五條鐵路”等標語。

在初中二年級寒假時，由其六叔張廷獻做媒，張廷舉做主將蕭紅許配給哈爾濱顧鄉(xiāng)屯一個官吏之子，未婚夫名叫汪恩甲，是濱江小學教員。1930年7月，蕭紅初中畢業(yè)，想繼續(xù)升學，但父親卻叫她結婚，并給了她一筆錢買嫁妝。蕭紅想，一旦結婚，則無法繼續(xù)念書。但父親很頑固，他決定的事是不容易商量的。蕭紅不便公開反對，于是偷偷跟表兄陸哲舜乘車去北平，入北平女師大附中高中部學習。后迫于家庭的壓力和經(jīng)濟封鎖，蕭紅不得不于1931年1月返回呼蘭。蕭紅到北平讀書這一大膽舉動，遭到家里、親戚、鄰居的白眼和譏諷，蕭紅難以容忍，同年10月，毅然逃出家門，只身來到哈爾濱。蕭紅出走后，父親大為惱火，認為給他丟了面子，宣稱“開除她的祖籍”。汪恩甲得知蕭紅和家庭鬧翻，找到蕭紅，將蕭紅騙到道外東興順旅館，與她同居了。后因汪恩甲胞兄汪大澄的阻撓，蕭紅通過法院與汪恩甲正式解除婚約。1932年2月哈爾濱被日本侵略者占領，8月松花江大堤決口，大水淹了哈爾濱道外的大街小巷。蕭紅懷有身孕，困在旅館。她被迫給《國際協(xié)報》寫信求援，在裴馨園及蕭軍等人的幫助下，逃出困境，不久與蕭軍同居，過著十分貧困的日子。在蕭軍的影響下，蕭紅開始了創(chuàng)作生涯。1932年年底，寫出了第一部短篇小說《王阿嫂的死》。1933年10月，與蕭軍合著的小說、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地下黨員舒群等人的資助下，自費在哈爾濱出版。

日本侵略者占領哈爾濱以后，對新聞出版事業(yè)的控制越來越嚴酷，作家的創(chuàng)作受到嚴重的摧殘。1934年夏，中共地下黨組織為了保護黨外進步作家，幫助蕭紅、蕭軍離開哈爾濱去青島。在青島，蕭紅完成中篇小說《生死場》。由于青島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黨組織又幫助蕭紅、蕭軍去上海。1934年10月底，蕭紅、蕭軍到上海后，立刻給魯迅寫信，希望能早日與魯迅見面，請求指教。11月30日，在上海內山書店，蕭紅終于見到了十分崇敬的魯迅先生。蕭紅投奔到魯迅身邊，這是她一生中的重大轉折，是她創(chuàng)作道路上的新起點。在魯迅悉心指導和熱心幫助下，她創(chuàng)作發(fā)表了許多小說、詩歌和散文，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小說、散文集《橋》。尤其是中篇小說《生死場》的出版，傾注了魯迅先生的許多心血?！渡缊觥肥且徊空鎸嵉胤从潮狈饺嗣竦纳詈涂箵羧毡厩致哉叩默F(xiàn)實主義作品。魯迅為這部書的出版進行了多方努力，但書稿被國民黨當局扼殺，魯迅決定作為“奴隸叢書”之三，自費由上海容光書局出版。魯迅為《生死場》作序說：“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jīng)力透紙背了，女性作品的細致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1935年12月，《生死場》出版，在進步文藝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奠定了蕭紅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成為蕭紅的代表作品之一。從此，在魯迅的教誨下，蕭紅的創(chuàng)作水平不斷提高，成為我國在國際上為數(shù)不多、頗有影響的女作家之一。

1936年，蕭紅和蕭軍在生活上逐漸好轉，但在感情上卻出現(xiàn)了摩擦，由于蕭軍有了“新相識”，給蕭紅的精神和身體造成了較大刺激與損傷。為了擺脫痛苦和煩惱，同年7月，蕭紅去日本，在日本東京待了半年，其間魯迅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她把對導師的無限懷念，寄托在她的作品中，在日本她寫了《海外的悲悼》；1937年4月回國，寫了《拜墓詩——為魯迅先生》；以后陸續(xù)寫了《記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生活片斷》、《魯迅先生生活散記》、《回憶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生活憶略》等文章。蕭紅的這些文章，情真意切，生動地刻畫了魯迅先生的音容笑貌，真實地記載了魯迅先生對青年文學工作者的關懷和培養(yǎng)，為我們研究魯迅生平留下了珍貴的資料。

蕭紅從日本回國不久，1937年“七七”抗戰(zhàn)爆發(fā)。民族的災難，生活的變遷，使蕭紅暫時擺脫了個人生活的痛苦。1937年9月，在上海淪陷的前夕，蕭紅及其他一些文藝工作者從上海撤退到武漢。1938年1月，她應李公樸先生之邀，去山西臨汾民族革命大學任教。此時，由女作家丁玲率領的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也從前線來到臨汾。2月下旬，蕭紅隨丁玲的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去西安，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副主席親切會見了他們。這年初夏，蕭紅決定和她共同生活六年的蕭軍分手。后來，蕭軍離開西安，與王德芬結婚去了延安。蕭紅和端木蕻良回武漢舉行了婚禮。由于時局動蕩，蕭紅與端木蕻良輾轉到了四川重慶，此間，蕭紅寫了《朦朧的期待》等許多作品，成為她創(chuàng)作的另一個高峰期。1939年底，日本侵略者對蔣介石政府采取迫降政策，大肆轟炸重慶。為躲避日本轟炸，1940年春，端木蕻良和蕭紅去了香港。

在香港，蕭紅應邀參加了“魯迅六十誕辰紀念大會”。8月3日那天，蕭紅在會上報告了魯迅的生平事跡，在當晚舉行的紀念晚會上，演出了蕭紅創(chuàng)作的啞劇《民族魂》。蕭紅除偶爾參加文藝界的聚會外，很少外出，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寫作上。她寫了短篇小說《后花園》；以寂寞、苦悶、懷舊的情緒創(chuàng)作了《呼蘭河傳》?！逗籼m河傳》是蕭紅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被茅盾先生譽為“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這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長篇小說，展現(xiàn)了人民飽受煎熬、麻木愚昧的情景，并表現(xiàn)了勞動人民的堅韌與頑強。這時蕭紅疾病纏身，在病中，完成諷刺知識分子的長篇小說《馬伯樂》。此外她還寫了《北中國》、《小城三月》、《給流亡異地的東北同胞書》、《九一八致弟弟書》等短篇小說與散文。到香港的后第二年，是蕭紅創(chuàng)作的豐收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侵占香港、九龍。1942年1月，蕭紅病重，被送入跑馬地養(yǎng)和醫(yī)院治療，庸醫(yī)誤診為喉瘤。開刀手術，根本沒有瘤子，卻加重了病情。1月18日，轉入瑪麗醫(yī)院，確診為肺結核和惡性氣管擴張。此時蕭紅已不能說話，在紙上寫道：“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1日，瑪麗醫(yī)院被日軍占領，蕭紅被從病床上趕走。處在危險期的蕭紅，哪堪如此折磨，第二天便離開人世，年僅3l歲。

1994年12月

選自《蕭紅身世考》，孫茂山主編，哈爾濱出版社，2004年3月

回憶我的姐姐——蕭紅

張秀珂

1954年冬天，我因病來京治療。聽駱賓基先生說：人民文學出版社應讀者請求，正給蕭紅著作出文選，我想趁此機會．就我對蕭紅的了解寫一點東西，以求給讀者對蕭紅的認識有一點幫助。

一、我和蕭紅

蕭紅原名張迺瑩，1911年生于黑龍江省呼蘭縣城內南街一個古老的地主家庭里。

蕭紅長我五歲，是我的長姐。本來在我三歲我們的母親逝世時，留下我們姐弟四人，其他兩人在幼年便相繼死去，所以只剩我和蕭紅兩個親姐弟了。

母親死后，我們的生活雖然沒有怎樣挨餓受凍，但條件的確是惡化了，失去母愛，無人照顧，給我們身體和精神造成了很大損失。唯一還關心愛護我們的，就是蕭紅在《呼蘭河傳》中所提起的祖父了。的確，每當蕭紅在吃飯時向父親和繼母吵著要念書而受到駁斥的時候，總是由祖父出來給維護圓場，這才能把飯吃完。而我的吃、喝、拉、撒、睡，幾乎全是由祖父來處理的。但也正因為如此，一年到頭，總因祖父多給吃了一些糕點、干糧之類的食品而經(jīng)常拉肚子。

在我記事以后，蕭紅給我的印象并不太親密，這主要是因她常年在外讀書很少接近的緣故。但我還是很喜歡靠近她，她也是很關心我的。我六歲時曾隨她到學?！籼m女校玩過，她把我放在她和同桌趙同學之間，我趁她們聽課時，竟偷偷吃了趙同學的餡餅，之后趙同學和姐姐都沒有責備我，還繼續(xù)歡迎我去玩；又一次蕭紅在哈爾濱女中讀書放假回來，給我?guī)Щ匾粋€五顏六色的萬花筒，使我高興了不少天；最后一次蕭紅從北京上學回來，給我買了一個幻鏡(一頭裝放大鏡，一頭裝幻燈片的玩具)，這在我想看電影而不得的當時，是多么大的滿足?。?/p>

隨著我們年齡的增長，所受的熏陶教育不同，思想上逐漸產生了距離。我對蕭紅有些事情就不能完全了解了：比如她愛看毛邊的魯迅、蔣光慈等人的新小說，而我覺得那有什么好看呢？能比我正在看的《西游記》、《濟公傳》還有意思嗎？又如不愿意同家庭訂的汪姓人結婚，那就“離婚”好了，何必要打官司告狀呢？再如因家庭封建意識太深，在眾口一詞的逼迫下，令人無法出氣，那就慢慢避開好了，何必在死冷寒天，孤身一人跑到哈爾濱去呢？最后當在哈爾濱困極，沒東西吃沒衣穿的時候，即使不愿向家庭索要，也可向留在哈諸叔伯弟妹們要一點錢物，何必受那么大的罪呢？

這些糊涂思想，直到我入高中以后才逐漸領悟過來：原來要做一個真正的人，是必須作這樣斗爭的??！

1934年，我在齊齊哈爾高中念書。該校孤處城外，冬天冷得令人不敢挨床板，春天大風掠過，砂石使你睜不開眼，而令人尤其枯燥煩悶的是精神上的寂寞與空虛。我偶然從報紙上看到“悄吟”與“三郎”的名字，后得知“悄吟”就是蕭紅。我便寫信向報社探詢，不久蕭紅回了信來，對我表示熱烈的歡迎，并要我轉學到哈爾濱去，當時給我以極大的鼓舞。

從這時起，我和蕭紅不但恢復了姐弟關系，而且在思想上也達到了姐弟的親密。我們此后便音訊不斷了，等到秋天我轉學到哈爾濱時，蕭紅和蕭軍已匆匆離哈去青島了。在我讀高中期間，得到他們二人很大的教益，蕭紅經(jīng)常寫信來，我除了經(jīng)她指點讀了一些進步小說外，還收到了蕭紅偷偷寄來的他們的作品：《生死場》、《八月的鄉(xiāng)村》、《豐收》（葉紫著）等書，對我的啟發(fā)很大。當時偽滿逮捕思想犯很嚴，往往株連到無辜者，我直覺到這種壓迫，竟有些神經(jīng)過敏，誰也不敢相信，但又走投無路。高中畢業(yè)后，我于1936年到日本留學半年多，聽說蕭紅當時也在日本，但我竟未敢去找她，怕特務發(fā)覺。在日本又受不了被當做“亡國奴”的輕視，就于是年冬轉道東北跑到上海了。先見到蕭軍，以后蕭紅也從日本回來了，我靠他們的幫助在上海逗留了半年多。

這期間，我對蕭紅又有了新的誤解。她經(jīng)常和蕭軍鬧意見，一次我剛進屋，蕭紅就告訴我：方才他們爭吵，蕭軍把電燈泡都打壞了。蕭軍就馬上搶過來說：“是碰壞的。”并分辯說，他是如何有理等等。而我問蕭紅到底為什么，她反支吾不答。所以我當時是擁護蕭軍的，不贊成蕭紅的。從此，有些事情我就不大聽她的話了，她準備上北京訪友，問我去不去？我說不去。我覺得北京烏煙瘴氣，漢奸日寇橫行，有什么去頭呢？“七七”事變爆發(fā)后，我決定去陜北參加革命實踐。蕭紅曾問我：“在陜北凈吃黑饃，你受得了嗎？”我說那又算得啥，你顧慮的太多了。以后，我就離開了他們，帶著一封蕭軍寫給紅軍里熟人的信去了西安。誰知這一去竟成了永別。直到十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們那時鬧意見，并不是完全怨蕭紅的。

我到西安后，還常與他們通信。一個月后，當我隨著新改名的八路軍渡河東下以后，就和他們斷了音信。五臺、廣陽戰(zhàn)后，部隊繞到汾陽、孝義。整軍時，我竟不知他們正在附近的民族革命大學任教，以致失之交臂，未見一面。

半年以后，我隨游擊支隊活動，抽時間寫了幾篇通訊、報告之類，給在延安的他們寄去(我當時以為蕭紅也在延安)。光復后聽蕭軍說，他當時并沒有收到。又過四年，我在蘇北新四軍某師工作，偶然看到當時軍部出版的文藝副刊載有蕭紅困居在香港的消息。我寫了一封信去，請她到根據(jù)地來，但據(jù)端木君后來說，他們也未收到那封信。

最后，噩耗傳來，1942年夏，同樣在該副刊上看到了悼念蕭紅的啟事。我當時悲痛的很，寫了一首極盡哀思、懷念的長詩，先想發(fā)表，后覺不好，便毀掉了。

光復回東北后，從諸友人處陸續(xù)打聽到一些關于蕭紅和我分別后在西安、武漢、重慶和香港等地的生活情形。直到最近來京臥病后，才了解得較為詳細一點。聽友人說，蕭紅直到最后還經(jīng)常說懷念我這個弟弟，而我除了幼稚、淺薄的誤解和懷疑外，竟對她絲毫也沒有幫助。每當我想到這里，常引起我的自恨與自責。

二、蕭紅的思想

蕭紅從中學時代開始接受新民主主義思想起，直到最后一息，始終是一個反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勇猛戰(zhàn)士。這不僅貫穿在她的全部作品中，也貫穿在她的一生行動中。這表現(xiàn)在：幼年反愚昧，要求上學；其后反封建的打“離婚”；在報紙上寫文章諷刺當時的封建堡壘——家庭；同家庭斷絕關系，忍受饑寒痛苦；后又離開東北流浪在關內各地，不甘俯居人下碌碌一生，總想自己獨立的生活下去，為社會做一點有益的事情。聽友人說，她直到在香港病死之前，還在計劃著寫《呼蘭河傳》第二部，這不就是很好的證明嗎？

雖然她斗爭的各個時期有不同的特點：如開始反愚昧、反落后，直到反封建，是滿腔熱情、鋒芒畢露、大刀闊斧、尖銳無比；中期則因受了一些人生的磨煉，便有些含蓄和選擇了；晚期則比較更加成熟，幽默中帶辛辣，極盡冷嘲熱諷之至。《馬伯樂》與《呼蘭河傳》正是這樣的代表作。但她反抗黑暗反動勢力的勇氣始終沒有衰退，斗爭的精神也始終沒有熄滅，從她最后的幾部作品看來，勿寧說是更深刻化了吧？寫到這里，我但愿我們的青年和兒童永遠不要再受到蕭紅所經(jīng)受的折磨、痛苦與刺激了。

三、對蕭紅的紀念

聽友人說，蕭紅逝世前曾談到希望把她的墳埋在魯迅先生的墓旁。除了這件事外，我還想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以蕭紅的名義辦一些社會福利事業(yè)。我病重了，這些事恐怕不能一一做到了，但我已告訴我的近人替我完成這個志愿，當然我更希望蕭紅和我的朋友們能幫助這樣做。

1955年4月28日

張秀珂同志是蕭紅的胞弟，1955年在北京和平醫(yī)院治療時，臥床口述了這篇紀念姐姐的文章，經(jīng)別人讀后，本人不甚滿意，準備進一步修改，后因病情日重，不堪此任，故終未了卻此愿?，F(xiàn)按原記錄稿謄寫出來，以供研究。

選自《黑龍江文史資料》第八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重讀《呼蘭河傳》回憶姐姐蕭紅

張秀琢

最近在幾家報刊雜志上陸續(xù)讀了有關蕭紅和她所著《呼蘭河傳》的文章，勾起了我對故鄉(xiāng)和姐姐的深切懷念。蕭紅，這個曾每天見面，但又似陌生的姐姐，在我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對我的生活產生過不小的影響。

蕭紅還不滿十歲的時候，母親姜氏就患肺病逝世，留下她和比她小四歲的弟弟張秀珂。父親帶著他們生活了一年多，繼母（我的生身母）梁氏來到張家。我出生的時候，姐姐已經(jīng)十幾歲，我剛記事兒，姐姐就離開了家。關于姐姐的身世，報刊上有的說她原來可能不姓張，她和弟弟是隨著母親一起嫁到張家來的，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還有的說，蕭紅的父親對蕭紅的母親系屬逼婚，這就更荒謬可笑了。

蕭紅姐姐的學名張迺瑩，在家鄉(xiāng)——呼蘭城里度過了近二十個年頭。讀了小學、高小后，又到哈爾濱市第一女中讀了一年多。

姐姐從小性格倔犟。父親曾對我講述過這樣一件有趣的事兒：姐姐出生后不久，母親在她睡前照例要用裹布纏住她的手腳以便使她安睡，她卻拼力掙扎著不讓人抓她的胳膊。來串門的大嬸看到這個情況笑著說：“這小丫頭真厲害，長大準是個‘茬子’。”由此，親友們都說她這種倔犟勁兒是“天生的”。姐姐熱愛生活，她有一顆赤熱而善良的心。但是她生長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里，封建思想的嚴重束縛，帝國主義侵略戰(zhàn)爭造成的顛沛流離的生活折磨，幼年喪母的過分悲痛，使她的性格變得孤獨、倔犟，愛反抗。好像什么都不順她的心，不中她的意。

姐姐小時最喜歡我家房后的菜園，它雖不大，菜的種類卻很多，晶瑩閃光的紫茄子，足有一尺多長；粉紅、金紅交相輝映的西紅柿，遠遠望去像一叢叢盛開的鮮花；攀藤而上結出碩大果實的大南瓜，像一個個大燈籠……其中最吸引姐姐的是那片用秫秸搭成屋頂形的三角架，被綠盈盈的瓜葉和瓜秧罩滿的黃瓜地了。一條條像翡翠般碧綠的黃瓜吊在上面，那周身長刺，一朵小黃花還頂在頭尖的青翠欲滴的嫩黃瓜，給少年時代的姐姐帶來了許多樂趣，姐姐很喜歡藏在黃瓜架下。記得有一次有二伯到園里來干活，把她領來了，臨走時就找不見她，喊她，也不答應。后來發(fā)現(xiàn)她在黃瓜架下睡著了。

我家的后菜園種了各種花草，有晚香玉、夜來香、百合、西蕃蓮……后窗下花叢中搭了一個小棚，是姐姐乘涼、學習的地方。夏天，她多半在這里讀書。姐姐讀起書來是不知疲倦的。有時到了吃飯時間，她還不回屋來，常常要人去喊她。姐姐喜歡在書里夾花葉，常常順手拿起一片花葉夾在書中“備忘”。姐姐還很喜歡畫畫，畫小房、小鳥給爺爺看，還說長大要當畫家。后來隨著年齡的增長，連她喜愛的后菜園也被丟在一旁而鉆進那個又小又黑，必須端燈進入的小后屋，翻騰著那些多年用不著的老古董。這可能是她有意避開令人厭惡的社會生活的一種反抗行為。

我家生活狀況是比較優(yōu)越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對姐姐也算得上嬌慣了。但她不喜歡這種生活，不喜歡這個家。她在《呼蘭河傳》里寫了和家人的關系。除祖父外，和別人似乎都沒有什么感情。她和祖父的感情深，正像她自己說的：

“……我會走了，我會跑了。我走不動的時候，祖父就抱著我，我走動了，祖父就拉著我。一天到晚門里門外，寸步不離，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園里，于是我也在后園里?！?/p>

舒適的家庭生活，沒有使她感到快活，家人的嬌慣，沒有使他感到溫暖，她剛滿二十歲就離開了家，而且是一去不復返。她不但倔犟而且剛強，生活上遇到多大困難，她也不愿向任何人求助；思想上遇到多大壓力，她也不肯向任何力量屈服，她的整個生平充滿著戰(zhàn)斗性。

姐姐自幼就同情窮苦人。《呼蘭河傳》里描寫的有二伯，實際生活里確有此人。不過她姓李而不姓有，因為他的乳名叫有子，叫慣了，大家倒忘了他的真姓，就隨口叫起有二伯來了。

有二伯的身世詳情，我不大清楚，只知道他無依無靠，沒有什么親人。他從三十歲就到我家，一直待了三十多年。形式上是家人，實際上是一個不掛名的長工。我家房后有個菜園子，種著蔬菜、苞米、黃煙等作物。雖然忙時大家也到菜園里干點活兒，但主要勞動卻落在有二伯身上。他每天很早就起來，侍弄菜園子，供給家里食用的相當一部分蔬菜。有二伯不掙錢，家里只供他吃穿，但是生活待遇是很不平等的，他干活在先，吃飯在后，多半是和老廚子一起吃。穿用也是破舊不堪，姐姐同情他，同情這位在有錢人家里勞動了大半生，孤獨、貧寒的老人。姐姐在《呼蘭河傳》中用了不少筆墨敘述有二伯的生活。“有二伯的行李是零零碎碎的……有二伯的枕頭……花花地往外流著蕎麥殼?！?/p>

姐姐常和有二伯在一起。有二伯到后菜園干活，她也去，有二伯鋤地，她拿著一把小鏟子挖草；有二伯澆水，她提起小噴壺弄水玩兒，有二伯挺喜歡她，干活時常主動把她帶著。有時嫌她礙事兒讓她躲開，她立刻撅起小嘴兒生起氣來，弄得有二伯沒有辦法，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兒哄她。

姐姐關心這位老人，幫助他縫補破舊的衣物，送給他吃的東西，有時背著家人把落花生、凍梨送給有二伯。姐姐離家后，還打聽這位老人的情況，惦念著有二伯。

我家西院住著好幾戶人家，大都是生活比較困難的房戶，其中崔家、李家最窮。李家的男主人在外邊打短工，有時賣點蔬菜，女主人在家里為別人縫衣服。夫妻倆從天亮忙到天黑，仍然養(yǎng)活不了他們一家。一年過去了，又轉過一年，照舊是缺吃少穿。四個孩子都是夏天光著身子秋天還光著身子。九月中，在南方的人們穿著襯衣還覺得熱的時候，北方的呼蘭河邊卻要穿絨衣，早、晚甚至要披棉襖了。一次姐姐到李家，看到家中最小的女孩光著身子踡縮在炕的一角，凍得小臉都發(fā)青了，姐姐看了一下自己身穿的絨衣，便飛快地跑回家去，把母親新給她買的一件絨衣拿到李家給小女孩穿上。這個剛剛懂事的小女孩，第一次體會到人間的友誼和愛憐，她用興奮的目光怯生生地望著姐姐。由于身體暖和了，發(fā)青的臉蛋兒也變得紅潤了。姐姐上下端量著小女孩，小小的個兒穿起一件大衣服，顯得笨拙而有趣兒，便樂得拍手大笑，抱起女孩親了又親說：“這衣服送給你穿了！”為這件事，惹得母親生了一頓氣，埋怨她不該把新買的衣服送了人。由于她對街坊鄰居中的勞動人民很同情，從不歧視貧苦人，而且盡自己的力量去幫助他們，因此大家都說她不像有錢人家的姑娘。

呼蘭城里東二道街，在離我家不遠的地方有個大水坑，實際上是走車馬的大道，地勢低洼又沒有人修，一下雨就積滿了泥水。對行人以及由此經(jīng)過的車馬來說，是一個不小的威脅。大車陷下去，行人掉進水里的事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姐姐上高小讀書的時候，大水坑是必經(jīng)之地，如果繞行要多走二三里路。好在人行道旁是一家住戶的板墻，過路的人，只能借助這道板墻貼著墻根一個接一個地走過。姐姐第一次過水坑時，也是緊張得心里撲騰撲騰直跳，男孩子們很快就過去了，他們帶著嘲笑的口吻朝姐姐喊：“繞著走吧，這道你們女孩子走不了！”姐姐當時把眼睛瞪得溜圓，“哼，你們等著瞧吧！”說著挽起褲腿，兩手扒著板墻，雖然很吃力，但還是過去了，從此男同學便不敢輕易地譏笑她了。姐姐上學是這樣走過的，后來我們姐妹兄弟也和姐姐一樣像接力賽似的天天都從這里經(jīng)過。這種安排似乎是預示著我們姐弟未來道路的坎坷不平。

姐姐反對封建禮教、封建道德，她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她反對封建迷信，對于抽簽算命、拜鬼敬神等事從來是很反感的。四十幾年前的呼蘭，小城不大，封建迷信活動卻很猖獗。大寺廟就有好幾座，小土廟到處皆是，“鐵嘴”、“金口”等掛攤兒的幌牌飄搖街口，活動最猖狂的算是跳大神兒的了。它不僅騙人，而且害人，輕病加重了，重病鬧死了，有一些僥幸好了的病人，白白地被他們騙走了錢物，真是害人非淺。姐姐不相信這一套，她把這些騙人的把戲揭示出來，告誡人們不要相信神鬼，不要相信什么因果循環(huán)，因果報應。

我家沒找過跳大神兒的，但算命卻是常事。有一次母親找來一個算命先生，是個盲人，他吹噓自己如何未卜先知、通曉生死，姐姐卻非常討厭他，站在窗外大聲喊：“瞎子瞎子來干啥，瞎說瞎算騙錢花?！比堑煤⒆觽兒迦淮笮Α?/p>

呼蘭城里東二道街有兩三個扎彩鋪，這是為死人而預備的。扎彩鋪里做活的人每天忙碌著，扎出了雙雙對對的奴仆、華麗閃光的車馬、豪華壯觀的住宅、數(shù)不清的金銀財寶……讓它們伴隨著死去的貴人進入陰曹地府。但是連扎彩匠自己也不相信這是真的。姐姐在《呼蘭河傳》里寫得很深刻：“……沒有人看見過扎彩匠還活著的時候為他們自己糊一座陰宅，大概他不怎么相信陰間，假若有了陰間，到那時候他再開扎彩鋪，怕又要租人家的房子了?！?/p>

在姐姐青年的那個時代，封建思想的束縛是很嚴重的。閨女，顧名思義，是房門里的女子，即是大門不出、二門不入的閨秀?？墒墙憬銋s像一匹不馴服的小馬，橫沖直撞，不受封建禮教的束縛，好像她天生不懂規(guī)矩似的。那時候姑娘要扎一條長辮子，穿上拖到腳面的旗袍，走起路來必須是步履姍姍，否則就是不懂規(guī)矩，缺少管教，甚至說成是大逆不道。父親治家頗嚴，雖然不像他人那樣要求“女子無才便是德”，但也要求女孩子穩(wěn)重文雅，三從四德。這一切在姐姐看來，都是對她不可容忍的精神束縛。她敢于改變現(xiàn)狀，第一個剪掉長辮子，梳短發(fā)，拉幾個女同學上街“示威”，當人們以奇異的目光望著她、發(fā)出種種議論的時候，她卻毫不在意。家人勸阻，她干脆就說：“我又不是做什么壞事情，不要你們管！”第二天她像是故意和那些封建制度的衛(wèi)士們挑戰(zhàn)似的，穿起了白上衣、青短裙，從南街到北街，游了個遍說：“你們不是要大發(fā)議論嗎？好吧，再給你們提供一點新內容，看你們怎么樣！”

在姐姐的鼓動下，不少姑娘都剪了短發(fā)，有的還是她親自動手剪的。街坊的幾個小姑娘，也把辮子剪掉了，加入了“示威”的行例。我們家的一個遠親、王家的大姑娘，當時只有十來歲，就是姐姐給剪的辮子?，F(xiàn)在我們遇到一塊兒，提起當年剪發(fā)辮兒之事，仍覺得很有意思。

姐姐開始在龍王廟小學讀書，這個小學就在我家的斜對過，后來改名叫南關小學。姐姐、哥哥和我都是在這個學校畢業(yè)后考入勸學優(yōu)級學校的。聽爸爸說，姐姐特別好學，讀小學時就學唐詩。家里藏書不少，她幾乎每一本都翻一翻，有些開始她看不大懂，可她堅持學習，隨著年齡與學識的增長，就愈來愈用心了。姐姐讀起書來是不知滿足的，她從同學、親戚家里，從父親朋友的手中借書看。她在中學讀書時，就先后閱讀了魯迅、茅盾的小說，冰心的散文和前蘇聯(lián)等外國的翻譯作品。她學習成績很好，從讀小學起就是班級的高材生，常常受到老師的夸贊，說她天資聰慧，很有前途。

姐姐小學時的文稿，我沒有見過，我看到過她中學時期的作文簿。全冊都是用毛筆書成，封面端端正正地寫著她的名字。這個文本和姐姐一張叼著煙斗的照片（據(jù)說這張照片是1934年在上海參加魯迅先生一次宴會之后拍攝的。從照片上姐姐詼諧的面部表情看得出她是鬧著玩的，因為她根本不會吸煙），這兩件東西在我手里一直珍藏了多年，可惜在1968年隨著批判三十年代反動文人的急風暴雨，也同其他“污泥濁水”一樣被蕩滌得不知去向了。

“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了野蠻的侵略，由于賣國賊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我東北的大好河山橫遭蹂躪，東北同胞陷于水深火熱之中。呼蘭小城怒吼了，學生們高舉著寫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侵略者滾出中國去！”的小旗走上大街示威游行，姐姐走在隊伍的前頭，帶頭高呼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小日本，保衛(wèi)我中華！”那一天，她的嗓子喊得都嘶啞了……

戰(zhàn)爭，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家人隨著逃難的人群東奔西跑，姐姐則參加了斗爭的行列。

姐姐的反帝思想，感染了她的弟弟秀珂，他們寫了不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詩詞，油印成傳單，散發(fā)給人們，我曾看到過油印的詩抄，可惜目前連一首也記不起來了。

環(huán)境突然變化，形勢急轉直下，使姐姐離開了家。姐姐出走不久，哥哥張秀珂也留學日本，就學于早稻田大學。那時姐姐已經(jīng)進關，由于他們之間的消息傳遞和書信來往被日本特務機關察覺了，日本“刑事”多次搜查哥哥的住處，甚至在他的飲食里偷偷放入慢性毒劑，企圖暗害他。是旅館一位好心的下女(服務員)暗示哥哥，他才死里逃生，而后回到了祖國。在姐姐的影響下，秀珂哥哥在江蘇參加了革命的隊伍——新四軍，在黃克誠同志率領的第三師政治部工作，開始了對于他和我們一家都具有重要意義的戰(zhàn)斗生活。

姐姐沒有和哥哥在一起，她先在青島、上海，1936年去過一次日本，回上海后又去武漢、重慶，1940年去了香港。12月她在香港完成了她最后的一部長篇小說——《呼蘭河傳》。她對二十年的家庭生活感到寂寞、孤獨、痛苦和凄涼。從這點看，《呼蘭河傳》不僅反映了她童年時代的苦悶情緒，而且反映了她在香港時期的悲傷心境。

1942年，年僅31歲的姐姐被戰(zhàn)爭的災禍、婚姻的不幸、生活的漂泊、疾病的折磨，奪去了她年輕的生命，長眠于香港的淺水灣。

選自《海燕》第三期，1979年

蕭紅家庭情況及其出走前后

張抗

蕭紅的本名叫張迺瑩，乳名榮華，1911年出生于黑龍江省呼蘭縣長壽胡同的一個地主家庭里，1942年在香港去世，年僅31歲。張家祖籍是山東省東昌府莘縣長興社東十甲楊皮營村(今為山東省聊城區(qū)地莘縣)。

第一代張岱于清乾隆年間遷移東北，到蕭紅時已是第六代了。第四代張維岳(1861—1910)，于1900年將自己的第三個兒子張廷舉(蕭紅的父親)過繼給堂兄張維禎(1849—1929)，這便是蕭紅在其作品中時常提到的祖父?！白娓甘情L得很高的人，身體很健康，手里喜歡拿著手杖，嘴里則不住抽著旱煙管”，“祖父一天都在后園里邊，我也跟著祖父在后園里邊”，“祖母死了，我就跟著祖父學詩，因為祖父的屋子空著,我就鬧著一定要睡在祖父那屋……”蕭紅在《呼蘭河傳》里特別詳細地描寫了她同祖父學詩的情景，這可能是蕭紅早期所受的文學影響之一吧。據(jù)《東昌張氏宗譜書》載：“公秉性溫厚幼讀詩書約十余年，輟學時正逢家業(yè)隆勝之際，輔助父兄經(jīng)營農商事務”。其妻范氏(1845—1917)生三女，因盼子心切，故對蕭紅不是很喜歡的。蕭紅在《呼蘭河傳》中也寫了祖母用針扎她之事和她對祖母的感情。

蕭紅的父親張廷舉(1888—1959)，字選三。族人回憶：張維禎收繼子張廷舉后，本欲要他經(jīng)營家業(yè)，但念其好學，不忍廢之。據(jù)《宗譜書》載：“甫十二令即出繼堂伯父維禎公”，“先送私塾攻讀繼又送入黑龍江省立高等小學畢業(yè)”，“復又升入原地優(yōu)級師范學堂畢業(yè)”，“獎勵師范科舉人中書科中書銜”云云。先后當過教員、小學校長、義務教育委員長、實業(yè)局勸業(yè)員、縣教育局長和督學等。偽滿時曾一度出任過偽協(xié)和會長。光復后，因民憤較小并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被選為開明紳士和松江省參議員。據(jù)親屬講：張廷舉“書呆子”氣較濃，常年在外充職，不善掌家理財，故蕭紅的祖父張維禎死后，家境平平，入不抵出，甚至不時賣點地以應支出。其妻兒常回阿城(即張維岳家)居住，理由是“我們過繼出去的，老爺子不在了，我們過窮了就得回來”。阿城縣張家逢年過節(jié)經(jīng)常給呼蘭方面送糧送肉等，張廷舉的親大哥張廷螢經(jīng)常住在呼蘭代弟弟管家。蕭紅的這位大伯父脾氣暴烈，《呼蘭河傳》中所談“父親打有二伯”之事，很可能是指這位大伯父而言。

另外，鐵峰同志在《蕭紅傳略》中說：“據(jù)蕭紅的小嬸講，有二伯原名張廷臣，是張氏族中敗落得最早的一股，有二伯乳名有子，在張氏五世同宗兄弟二十九人中，排行老二(蕭紅父張廷舉排行二十七)。這是不確實的，據(jù)我了解，張氏五世同宗兄弟中沒有乳名叫有子的。經(jīng)查對譜書，五世同宗兄弟共三十人，蕭紅父張廷舉排行二十一，張廷臣排行二十三，夫人孟氏生三子二女，當時家居賓縣猴石屯，為當?shù)匾恢械鹊刂鳌Ｆ涓笍埦S國曾任滿清時地方鄉(xiāng)約（相當于鄉(xiāng)保長）之職。張氏五世同宗兄弟中，排行第二的叫張廷彥，《家譜書》載：“生于咸豐六年正月初八日卯時，終于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初九日辰時，享年52歲?！爆F(xiàn)在推斷是1856—1908，時蕭紅還未出生，故此人不會是“有二伯”了。

蕭紅的生母姜玉蘭（1885—1919），是呼蘭縣北姜家窩堡地主姜文選的大女兒。北姜家窩堡現(xiàn)為呼蘭縣孟家公社西營大隊，姜家后又搬到呼蘭鎮(zhèn)四福胡同四號。據(jù)《宗譜書》載：“夫人姜氏玉蘭呼邑碩學文選公女幼從文學粗通文字來歸十二年勤儉理家躬操井臼夫婦伉儷最篤唯體格素弱不幸罹疫逝世”。姜氏共生一女三子，為榮華（蕭紅），富貴(夭亡)，連貴（張秀珂1916—1956），連富（夭亡）。據(jù)族人講：姜氏是個精明強干的“理家”人，當時，張廷舉先是讀書畢業(yè)后又去湯原、巴彥等縣任教，家事全由姜氏管理，蕭紅故居的廂房（現(xiàn)已拆毀）就是由姜氏一手操辦建成。姜氏與蕭紅的祖母范氏一樣，極為重男輕女，對蕭紅很冷淡，生前一直不讓蕭紅上學讀書。本文所附的照片即是姜氏與蕭紅合影，拍攝的年代約為1914—1915年間，蕭紅當時三四歲，其胞弟張秀珂尚未出生。

蕭軍同志在《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的第十三封信（日本東京——青島，1936年9月9日發(fā)）注釋中談到：“張秀珂疑心以至確定他現(xiàn)在的父親張選三并不是他和蕭紅真正的、親生的父親……”，“我認為這是‘可能的’”這種論斷是失實的。據(jù)我母親回想：我父親確實曾對她談過這個懷疑，并請母親幫忙觀察。父親曾說：“在當時心情苦悶的情況下，這種懷疑無人可以訴說，后來在哈爾濱碰到蕭軍，因我們一直保持著友誼，所以就對他講了?！蹦赣H問父親持有這種懷疑的根據(jù)，父親講幼時曾聽到同住一屋的老廚子對他說過：“你的命苦啊，你沒了親媽，爹也不是親爹”。這句話使父親經(jīng)久不忘，父親聯(lián)系到冷森森的家庭關系，便加深了這個懷疑。我的叔伯五大爺張秀琳說：“秀珂在阿城住時，有一次我父親（張廷選、張廷舉的二哥）開玩笑地對我和秀珂等幾個叔伯兄弟說：‘今晚，你們都去馬房幫著喂馬’。別人都睡覺不去，只有秀珂去了”?？梢姼赣H當時的這種懷疑是多么強烈呀。光復后，父親隨八路軍到了齊齊哈爾，祖父曾連續(xù)兩次打發(fā)家人去接父親去呼蘭，父親都沒有動。后來祖父自己找到了部隊，黃克誠同志親自出面陪同吃飯，祖父再次提出了這個要求。黃克誠同志考慮前方正在打仗，父親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已患上了風濕性心臟病，便同意了這個要求，父親感到這是一股從未有過的熱情。一次偶然的原因，父親發(fā)現(xiàn)祖父和繼祖母背著自己商量著什么，這使父親更加深了以往的懷疑。不久土改運動開始了，父親感到自己不便繼續(xù)住下去，便決定返回部隊，同時告訴祖父要老老實實聽從工作隊的命令。當警衛(wèi)員收拾父親的行李時，發(fā)現(xiàn)馬搭子里塞滿了綾羅綢緞，父親便叫警衛(wèi)員把這些東西送交工作隊了，祖父和繼祖母對此甚為不滿，曾說了一些很苛刻的話。這便是父親懷疑的全部依據(jù)。

后來我母親與父親又討論了這個問題，感到老廚子的話很可能出于對剝削者的氣憤，否則這類“謀妻害命”的事，作為土生土長的大地主在當時雖無人敢于聲張，但也必定躲不過土改運動的?！八勒摺钡挠H屬朋友在這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中難道還能沉默不語嗎？另外當時姜家在呼蘭也有一定的社會經(jīng)濟地位，是不會把自己的姑娘下嫁“地戶”的。我的三姨奶（祖母姜玉蘭的妹妹）曾回憶說：“大姐結婚時擺了好幾天宴席，家里花了好多錢，我們還把花戴在頭上坐著大車去送的親?！边@種婚禮“排場”恐怕是一般貧民所不能負擔的。至于祖父和繼祖母背著父親商量什么，后來得知：一是開始聽到將要土改的消息，合計著怎么處理家中的財產；二是想法子留住父親，企圖用這把“大紅傘”來保護這個地主家庭。父親最后自己否定了這個懷疑，張廷舉是蕭紅的生父，而不是繼父。我父親還認為：祖父和蕭紅的矛盾發(fā)展到不能相容的程度，不是什么血緣關系不同之故，而是蕭紅的思想與行為超越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所能允許的極限范圍。

蕭紅的繼母梁亞蘭（1898—1972），呼蘭鎮(zhèn)人，家境殷富?！蹲谧V書》載：“續(xù)配夫人梁氏亞蘭亦名門女佐理家務具有條理”。梁氏共生三子二女，現(xiàn)均在。

蕭紅的童年是孤獨寂寞的，她自尊心極強，同時也很脆弱，這是她性格中矛盾著的兩面。她的童年沒有得到多少父愛與母愛，父親常年在外，父女之間是很陌生的。生母體弱多病，對她也很冷淡，不讓念書，叫在家哄孩子，母女間的感情也不是很深的。蕭紅只是能得到祖父的溺愛。

生母姜氏去世時，蕭紅當時只有八歲，富貴已夭亡，張秀珂只有三歲，而連富則是剛出生不久。繼母梁氏曾說：“我過門時，榮華穿的鞋面上還縫著白布，別人覺得不好才撕掉領到我跟前認母磕頭，秀珂是別人把著給我磕的頭，我還抱了抱連富算是當了媽。”蕭紅上學后，張秀珂便搬到祖父的屋里，據(jù)張秀珂生前回憶：“我同爺爺睡在炕上也是念詩，爺爺屋里常常有些點心，我經(jīng)常半夜醒來還要吃一頓，搞得肚子常常不舒服。雖然這樣也是我童年時最愉快的一段時期。”蕭紅很關心自己的弟弟（連富在一歲左右死去了），上學時，常把小弟弟領進課堂里，結果把蕭紅的同學帶的飯偷偷吃掉了。

繼母對蕭紅姐弟倆雖未打一下，未罵一句，但雙方感情是很淡薄的。蕭紅自幼在祖父的溺愛下很調皮任性。據(jù)族人回憶，蕭紅小時很調皮，常爬樹上房掏鳥窩，同鄰居的孩子跑出去玩耍。以前生母碰到這種事常常罵一頓也就算了，蕭紅也少不了祖父的一頓愛撫。但此時卻不同了，繼母常把對姐弟不滿之事告訴了父親，由父親出面嚴厲訓斥。而祖父由于年老體弱，又染上了抽大煙的惡習，也就無暇顧蕭紅了，蕭紅在《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一文中說：“八歲時，母親死去。父親也就更變了樣……”蕭紅從此在家里的境地開始每況愈下了。張秀珂對自己上學后的生活也有一段描述：“爺爺后來有了嗜好(抽大煙)，我就搬到下屋里和老廚子睡在一起，我的被子涼冰冰滑膩膩的，黑得發(fā)亮，我和大廚子身上的虱子來回爬?！薄拔液徒憬愕膶W費，紙筆錢，都是父親年初離家時算好的，沒有多余頭。有一次饞糖吃，只好抽空偷個小瓶子來換糖球，糖球中間還粘著草棍，放到嘴里含著慢慢品嘗著甜味?！睋?jù)蕭紅的堂妹張秀珉(張廷舉二哥張廷選的女兒)回憶：“那時我和三姐(張秀琴)在呼蘭第一女子小學念書，住在三叔(張廷舉)家，每天早上我們和秀珂都是胡亂吃幾口小米飯就去上學了。因為三嬸愛看牌，睡得晚起得也晚，我們背書包走時，才聽見廚房里又熘又炒地準備早飯……”“上學的路上，秀珂常到豆腐坊的盤子上拿兩塊豆腐邊走邊吃。后來豆腐坊上家里要錢，三嬸就把這事告訴三叔了。”

蕭紅同家里矛盾的激化，是由蕭紅要到外地繼續(xù)讀書引起的。本來蕭紅1928年在哈爾濱女一中讀書時，曾經(jīng)參加了反對日寇修筑吉敦鐵路的愛國學生運動，已經(jīng)引起了整個地主家庭的不滿?，F(xiàn)在又要去外地讀書，父親是堅決不同意的，繼母積極支持父親的主張，要給蕭紅“完婚”。父親早在蕭紅在呼蘭縣北關第一小學念高小時，已經(jīng)把她許配給一個封建官吏的兒子汪恩甲。據(jù)族人講，蕭紅為此曾大吵大鬧，繼母便把屋門打開讓別人看，表示自己管不了前房的孩子。蕭紅對父親和繼母不再只是不滿，而是激起了強烈的憎恨情緒。父親為此大罵蕭紅是“不肖”，“叛逆”，繼母還把此事告訴了蕭紅的大舅(姜氏的弟弟)，大舅從鄉(xiāng)下專程趕來“管教”蕭紅，揚言“要打斷這個小犟種的腿?！?/p>

蕭紅的老嬸王氏(張廷舉的小弟弟張廷勛的妻子)回憶說：“三嫂在阿城住時，常把榮華不出門子非要念書，在家里吵鬧的事告訴大哥(張廷螢)，大哥就去打榮華。有一次榮華沒處躲了，只好跑到我屋里(東北習俗，大伯子不能進弟媳婦的臥室)，一天到晚不敢出屋，連飯都是我給盛好端進去的。她躲在屋里沒事給我織了不少大人和孩子的襪子手套?！笔捈t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從阿城走的，“走時穿著一件藍士林布大衫，空著手坐著拉白菜的馬車離開了家”。蕭紅走后，父親便宣稱“開除她的祖籍”。后來蕭紅在哈爾濱貧困交加，父女曾在街頭相遇，雙方冷眼相對而過。蕭紅的堂妹張秀琴說：“我在哈爾濱讀書時，曾去看過二姐(蕭紅)，還給她帶些錢，勸她回去。二姐說：‘這個家我是不能回的，錢我也不能要?！?/p>

父親視蕭紅猶如“洪水猛獸”，嚴令子女不許與其交往，而特別擔心的是張秀珂。據(jù)族人講：蕭紅走后曾給張秀珂來過信，但信為父親所得，他用手擋住信封下面的發(fā)信地址問秀珂：“這是誰來的信？”

張秀珂已認出姐姐那熟悉的字跡，但不敢如實回答，只好說：“不知道?！?/p>

“這是逆子寫的，你給她寫過信嗎？”

“沒有?！?/p>

“那好。你如果同她來往，這個家也是不要你的?！?/p>

據(jù)繼母梁氏后來說：“當時，秀珂跟他說話時，兩只手都在發(fā)抖?！边@場“審查”過去一段時間后，繼母不知為什么竟背著父親把蕭紅的信交給了張秀珂。繼母曾說：“秀珂走時，我怕他身體不好，叫他穿上了他爸爸的皮大衣，我還把兜里錢都給了他，一直送他上了官道?！?/p>

張秀珂于1396年從秦皇島上船，藏在貨物之間，偷渡到上海，找到了蕭軍同志(當時蕭紅正在日本)，蕭軍給他找了住處。蕭紅回滬后見到張秀珂曾問：“你同家脫離關系了嗎？”“我是偷著跑出來的”，張秀珂回答。當他向姐姐講述家里的情況時，蕭紅說：“那個家不值得談了?！?/p>

張秀珂拿著蕭軍寫的信準備前往延安(后留在江南新四軍)時，蕭紅問：“你身體不好，能堅持到底嗎？”答：“我能夠?！甭牭降艿苓@個堅定的答復，蕭紅便同意了他所走的道路。

蕭紅的自尊心很強，同時卻又很脆弱，因此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是在寂寞孤獨中度過的。她的文學生涯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年，但她卻是同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勢力進行頑強抗爭的英勇斗士。

選自《蕭紅研究》第一輯，孫延林編，哈爾濱出版社，1993年9月

我的同學蕭紅

劉俊民 講述何宏整理

五十多年前，我從賓縣考入坐落于哈爾濱市南崗區(qū)東省特別區(qū)區(qū)立第一女子中學，編入第四班，與張迺瑩(蕭紅原名)、沈玉賢(哈爾濱市兆麟小學副校長)是同班同學。有人說蕭紅沒有畢業(yè)，被開除了，甚至被寫入電影腳本，這是不對的。我們三個人都畢業(yè)了，而且還拍過畢業(yè)照片，可惜這些照片誰也沒有保存下來，不過，沈玉賢可以證明這一點。

我們第四班的稱謂，并不是本年級的第四班，而是全校班級的統(tǒng)一編排順序。我們班是學英語的，開始時，有四十左右人，除蕭紅、沈玉賢外，我記得還有花旗銀行買辦的女兒遲伯昌，督辦的兩個女兒……因為都是女學生，往往等不到畢業(yè)，就結婚了，所以畢業(yè)時僅剩二十多人了。

張迺瑩中等身材，圓圓的大臉盤，濃濃的黑頭發(fā)，兩個很粗很粗的大辮子，墜得她仰著臉，白晰的臉上，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她很沉靜，平時不太愛說話，她不僅和我住一個宿舍，而且就坐在我的后桌。上課時，她常常捧著小說偷偷地讀，有時老師走到身邊，她還不知道，于是，小說被沒收了，她被批評一頓。有時，甚至被叫到校長室，再批評一頓。

在她讀初中的三年里，可能把校圖書館中的魯迅、茅盾、郭沫若等革命作家的作品讀遍了。當時校圖書館由美術老師高仰山(號高昆)兼管，他不僅借給蕭紅許多書，給她講過許多文藝知識和革命道理，而且還教過蕭紅繪畫。蕭紅雖然不是沈玉賢、王麗穎她們那個學生美術小組的成員，卻也十分喜歡繪畫。一次蕭紅在校園畫寫生，被高老師發(fā)現(xiàn)了，于是，蕭紅便被列入重點培養(yǎng)對象之一。后來，蕭紅能為自己的書做封面設計，正是高老師值得欣慰的。

雖然，蕭紅平素不愛說話，卻好打抱不平。記得我們讀二年級時，一天，伙食委員任淑珍(她是五班的)和另外一個同學買菜回來晚了，讓二師傅給炸饅頭片、炒白菜，引起大家議論紛紛。于是，蕭紅寫了一首打油詩，放到任淑珍吃飯的桌子上(當時每人吃飯都有固定的桌子)。第二天，吃飯時，任淑珍看見了，大發(fā)脾氣，蕭紅端著飯碗走過去，拿起詩稿看了一下，一本正經(jīng)地說：“是寫得有些過火，不過，假若沒有這事，她就不會寫了。”我們見了她的惡作劇，只好偷偷地笑。那首打油詩，大概是：“任伙食長真叫饞，出去買菜回來晚，還吃油炸饅頭片，大伙便宜不該占?！?/p>

讀初一時，張迺瑩家里便給她訂了親，男方是哈市顧方屯的汪家，未婚夫汪恩甲，是濱江小學的教員(其兄汪大澄是該校校長)，同時讀法大夜校。他還來過我們女中，迺瑩還給他織過毛衣。讀初二時，他父親死了，迺瑩還去他家給未過門的公公吊孝。后來，迺瑩發(fā)現(xiàn)他吸大煙，才討厭他。

1929年，為邊境之爭，統(tǒng)治東北的奉系軍閥與蘇聯(lián)發(fā)生一場小規(guī)模的戰(zhàn)爭，很快便以中國失敗告終。我們這些青年女學生，出于愛國熱情，為陣亡將士家屬募捐，做了一些小蘭花，到馬路上，給過往行人(當然要選擇比較富裕一些的)戴上，然后他給一些錢，這種活動叫配花。我和迺瑩在一組，最多時，一天能募一百多元。由于我和蕭紅住同一宿舍，所有的社會活動，我倆總是在一起的，而且我們非常要好，什么心里話都互相傾吐。駱賓基的《蕭紅小傳》中說，沈玉賢與蕭紅同住一宿舍，是不對的，因為沈玉賢當時家住哈爾濱市偏臉子(今道里區(qū))，根本不住宿(她上高中后才住宿，那時蕭紅已離開女中了)，可能當年蕭紅病臥香港說錯了，或者駱賓基記錯了，因為當年與蕭紅住一宿舍又很要好的，恐怕只有我了。

另一次學生運動，便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修建五條鐵路了。當時的女中校長孔煥書（蕭紅給她起個外號叫孔大包牙），被迫同意女中學生參加游行，她讓一中和二中的學生代表給嚇壞了。參加游行示威的學生，匯成浩浩蕩蕩的人流，首先奔向東省特別區(qū)長官公署（今南崗民益街）請愿，然后轉向道里外交特派員兼濱江道尹蔡運升家（今哈市市委側門），要求他出來解答問題，“打倒賣國賊蔡運升！”“反對日本強修五路！”口號響徹云天，蔡運升從后門逃走。當時，天色已晚，臨時決定解散，第二天繼續(xù)游行示威。次日，我們在許公路二中門前操場集會，學聯(lián)代表發(fā)表了慷慨激昂的愛國演講，使我們明確了抗日斗爭的偉大意義。游行示威開始了，一排八人手拉手?？谔柎似鸨朔瑐鲉螐奈覀兪种腥鱿蛉巳骸旉犖樽叩轿鏖T臉（今新聞電影院正陽街一帶），與前來阻擋的警察發(fā)生了沖突，子彈射向天空，水龍頭射向學生，但隊伍在繼續(xù)前進。蕭紅在這次運動中，表現(xiàn)得很勇敢。還如她在《一條鐵路底完成》一文中說的：“那時候，我覺得我是站在這幾千人之中，我的腳步，我覺得很有力。凡是我看到的東西，已經(jīng)都變成了嚴肅的東西，無論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經(jīng)落了葉的街樹，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喊聲中了?！薄敖M織宣傳隊的時候，我站過去，我說我愿意宣傳。別人都是被推舉的，而我是自告奮勇的。于是我就站在雪花里開始讀著已經(jīng)得到的傳單。”

“那天受輕傷的共有二十幾個。我所看到的只是從他們的身上流下來的血還凝結在石頭道上?！?/p>

“第二天的報紙上登著那些受傷的同學們的照片，好像現(xiàn)在的報紙上躺的傷兵一樣?！?/p>

在游行之后，我又和蕭紅秘密商量，每天下晚自習，去學校附近的中長鐵路護路軍司令部(今鐵路衛(wèi)校校址，當時司令是丁超)，偷偷往墻上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鬼子滾回去！”“打倒賣國賊！”“反對日本強修五條鐵路?！钡葮苏Z。這些標語是我們在宿舍里偷偷寫在報紙上的。每次約貼十張左右，貼了近半個月，每當貼標語回來，我們總是掛滿勝利的微笑，特別是蕭紅興奮得很。護路軍司令部門前是有哨兵的，我們兩個，常常是一人監(jiān)視哨兵，一人貼標語。我們?yōu)槭裁匆帮L險去貼標語呢？因為學生聯(lián)合會的主席曾激昂地說，如果讓日本鬼子修成五條鐵路，那么他們便可以在一天之內占領全東北！貼標語這件事，沒有第三者知道。

當年女中有一門公民課，是原修身課改的，給我們講課的老師叫于嘉杉，總是照本宣讀，同學們很不感興趣。他講法律那節(jié)課上，坐在最前排的小個徐微（就是蕭軍小說《娟娟》人物的原型），竟睡著了。于是，這位胖秀才老頭發(fā)火了：“我講公民課，你們不愛聽，我講“媽媽好糊涂”，你們就愛聽了！”說完摔門而去。他這句話可把同學們惹火了，因為《媽媽好糊涂》這首民歌，是姑娘埋怨媽媽不給她找婆家。大家一致認為，于老師這樣講話是污辱學生。于是，決定報復一下。在他再次上課之前，在黑板上寫下：“一、何謂‘媽媽好糊涂’？二、試述‘媽媽好糊涂’的含義?！睘榱瞬蛔層诶蠋熆闯龉P跡，一人寫一筆，這個點子，好像是蕭紅出的，于老師來了，便問班長郭淑媛：“這是誰寫的？”她說：“大伙寫的?！庇诶蠋熞妴柌怀?，便氣鼓鼓地走了。這件事幾乎鬧成學潮，后經(jīng)訓育張主任出面調解，才平息下去。

臨畢業(yè)時，老師們很關心同學的去向，有的升入本校高中，有的去外地讀書，有的回本縣。教英語課的馬夢熊老師問蕭紅時，她說：“我要去北京讀高中。”馬老師馬上警告她：“我可告訴你，你的性格與別人不一樣，你可要特別注意！”畢業(yè)后，她與表哥陸學禹一起去北京了。臨走，她還囑咐我們(我與沈玉賢都升入本校高中)：“如果汪恩甲來找，就說迺瑩不在?！奔依锎吲c汪恩甲結婚，她假裝同意，騙了一筆錢，還是我陪她在中央大街一家服裝店做的綠料皮大衣。

陸學禹在暑期，提出要與妻子離婚，家里便斷絕經(jīng)濟供給，迺瑩也不得不中斷北京女師大附中的學習。此時，汪恩甲趕到北京，迺瑩在逆境中，只好同他返回哈爾濱，在東興順旅館同居。但汪恩甲的哥哥已經(jīng)不同意這門親事了，又斷絕了經(jīng)濟供給，汪恩甲回家取錢，也被扣住。迺瑩趕去汪家，也被罵出。于是她去法院，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汪恩甲為了保全哥哥汪大澄的名聲，在法院不得不承認是自己要離婚，于是法院判了離婚。雖然下堂之后，汪恩甲再三向迺瑩解釋，這個離婚不算，但迺瑩是倔強的，一氣之下，便與他家永遠分開了。她父親張選三、繼母梁亞蘭、還有我，都去法庭了。她給我愛人(當時在英國人開辦的亞細亞石油公司工作)打電話通知了我。她后來的生活是很困難的，曾來找我要過衣服和鞋。她和三郎結合以后，我和沈玉賢去商七街她家看望她。她說她生過一個女孩子(那是汪恩甲的)，把她送給道里公園看門的老頭了。她還說她窮得要過飯，就是要飯也養(yǎng)活不了孩子?。『髞?，我在哈爾濱大街上，遇見過她，她說她要去上海。以后便無消息，直到解放后，才知道她已病死香港，為她的夭折，我們深深感到悲痛！

選自《蕭紅研究》第一輯，哈爾濱出版社，1993年9月

蕭紅知友憶蕭紅—初訪徐薇同志

李丹 應守巖

一個偶而的契機，浙江美術學院畫家吳山明同志告訴我們：“徐薇同志是蕭紅的知己友朋。”并說蕭軍的小說《涓涓》中的涓涓就是以她為模特兒的。于是，我們登門造訪。

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徐薇同志雖是年過花甲的六十七歲的老人，但身體硬朗。她才思敏捷，胸襟開闊，十分健談。當我們說明來意，請她談一談她與蕭紅的交往和有關蕭紅的情況時，她熱情地應允了。

談話就從蕭軍寫的小說《涓涓》談起。徐薇同志說，不錯，蕭軍寫的《涓涓》是反映我們在哈爾濱女中讀書時的學習和生活的，書中的涓涓就是以我為原型的吧，我當時的名字叫徐淑娟，涓涓的取名是拼湊“淑娟”的左右偏旁而成的。書中的瑩妮就是蕭紅，她的本名是張迺瑩，小嫻就是我的另一個好同學沈玉賢。當時我同蕭軍并不認識，蕭軍是從蕭紅那兒得到素材的?！朵镐浮肺乙恢睕]有讀到過，是今年（1981）蕭耘同志（蕭軍的女兒，而不是蕭紅的女兒，卻是一位蕭紅研究者）把《東北現(xiàn)代文學史料（第二輯）》寄給我，這上面重刊了《涓涓》。蕭耘同志還向我解釋，說因為是小說，不是傳記，說我不會不高興的。我看了小說后，覺得寫得很好。原來小說虛構了涓涓家庭的反動，以襯托出涓涓的叛逆性，突出了她的反抗精神。當時在我們的觀念中，我們并不認為哪一個家庭不好就會被人看不起，而是認為家庭出身越壞越能襯托出這個人的叛逆性格，這與文化大革命時對一個人家庭出身的看法是不一樣的?！朵镐浮防锩鎸懥撕脦讉€哈女中的同學，都很傳神，蕭軍同志那時候恐怕還不到三十歲吧。

“那么，你為什么不寫一點關于蕭紅的回憶錄呢？”我們問。

她拿起案頭的一封催稿信給我們看，笑著說：“你們看，又來催稿了，可我還未動筆呢！”停了停，又說：“至于寫回憶錄，老實說，我是很怕寫的。”

“為什么？”

“第一，我想我還沒有走到人生的盡頭，好像還沒有到寫回憶錄的時候吧；第二，寫回憶錄有借死者的華彩來裝飾自己，給自己戴上光圈之嫌；第三，從自己的感情上來說，有些知己往事，感受很深，不去寫它，它卻時時浮現(xiàn)在眼前，光景常新，一動筆了，形象就好像要逃掉一些，而且，筆下的形象總不如自己腦中的形象清晰，那音容笑貌，一舉一動總歷歷如在目前。因此，我怕寫回憶錄?！?/p>

“那么，請您隨便談談關于蕭紅的事吧！”

“我和蕭紅是1927—1930年間在哈爾濱讀書時的同班同學。我原是江蘇常熟人，因我的父親在哈爾濱工作，因此，我們全家來到了北方。1927年秋，我進哈爾濱‘東省特別區(qū)區(qū)立第一女子中學?！x初中一年級，編在第四班?！?/p>

“請允許打斷一下您的回憶。我們讀了一些蕭紅的生平資料與回憶錄，其中對您剛才講的這一學校的全稱說法不很一致，總的說是大同小異。比如您剛才說‘東省特別區(qū)區(qū)立第一女子中學?！械馁Y料上只有一個‘區(qū)’字，有的資料上沒有‘?！郑茉倩貞浺幌聠?？”

徐薇同志沉思一下，用右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架，微笑著說：“‘東省特別區(qū)區(qū)立第一女子中學?！?，一點不錯。有兩個‘區(qū)’字，有一個‘?！?。”她接下去告訴我們：

“我當時13虛歲，是1915年生的。蕭紅跟我同一個班級，我一直記得她比我大三歲，但現(xiàn)在的資料都說她是1911年生的，那么她是比我大四歲了?！?/p>

我是個矮子，坐在第一排。剛才說的張迺瑩就是蕭紅，她也常寫成張迺瑩。

迺瑩是個很有才氣的姑娘，她會繪畫、會篆刻、能寫一手好字，她學鄭板橋體，著眼于整篇，很好看，純乎是一件藝術品。這得力于當時的圖畫老師高仰山的培養(yǎng)。張迺瑩、沈玉賢都曾在高老師的指導下經(jīng)過了嚴格的鉛筆素描、水彩、油畫的訓練。高仰山是一位很好的老師，畢業(yè)于上海美術?？茖W院，他不僅圖畫畫得好，教學很認真，而且他也愛好文學，很關心我們。說來也好笑，由于我的“國文”原來有點底子。我成了全班寫戀愛信的“大秘書”，除張迺瑩外，全班同學凡給未婚夫寫的信，幾乎都來請我“潤色”或“審稿”。我曾經(jīng)說過，如果我畢業(yè)了，沒有事做，就到郵局門口去擺個代寫書信的小攤子，專給人寫信，保證不會餓死。因為要寫戀愛信，因而張資平、葉靈鳳的小說看了不少。張迺瑩、沈玉賢也看的。這些情況終于給高仰山老師知道了，他就叫我們不要去看那些無聊的東西，并介紹魯迅、茅盾、郁達夫、莎士比亞、歌德等中外名著給我們看，這樣，我們當時讀了《娜拉》、《傷逝》、《春風沉醉的晚上》……等不少作品。

張迺瑩不大談她的家事，但我們知道她很早死了親娘，爸爸也不疼她，她有個胞胎兄弟叫張秀珂，還有個老爺，這兩個才是他的親人。她家早把她許給一個姓汪的，正是因為攀這門高親，才讓她來哈女中讀書的。當時，我們女中學生的未婚夫大都在工大、法大讀書，按那時的社會風氣，這叫天造地設、門當戶對的金玉良緣。姓汪的也在法政大學讀書，是個紈绔子弟，我們對他非常討厭。在畢業(yè)之際，迺瑩告訴我們，汪家提出了結婚的要求，問我們怎么辦？大家商量后，提出一個逃婚的方案：上北京。吃飯問題如何解決？當時我們不知天高地厚，說“可以寫稿子”。這樣，我提出的逃婚出走的方案終于被采納了。畢業(yè)之后，我們就分手了，張迺瑩到了北京，沈玉賢考進了哈爾濱女子師范學校，我回到了江南，我們認為革命在南方。而我的家里認為江南文化水平較高，要我“繼續(xù)深造”，于是在我身上就沒有產生矛盾，順利地考進了松江女中，后因“思想過激”而被校方開除，因此我不得不改名為“徐薇”才考進上海復旦大學。這是1932年的事。

自哈爾濱分開后，我同張迺瑩就沒有再見過面。我們建立了一個通訊網(wǎng)，有一個通訊的簿子，大家的信都寫在上面。一處一處傳郵著，北京就有張迺瑩和高原。很多人問起這個通訊本子，那是早已不知去向了，這個通訊是在張迺瑩被她的未婚夫騙回哈爾濱而中斷的。我以后所知有關迺瑩——蕭紅的事，就是得之于傳聞，而不是第一手資料了。

我了解到了一些有關張迺瑩的情況：大家所知，迺瑩的未婚夫姓汪的追到了北平，迺瑩受了這個人的眼淚的軟化同他同居，后來又被姓汪的騙到哈爾濱，被汪安置在一個什么旅館，汪自己卻逃之夭夭了。這時迺瑩已懷孕，身無分文，連買一塊面包的錢都沒有，旅館老板想把她賣到妓院里去，直到后來三郎即蕭軍，趁哈爾濱發(fā)大水，用小劃子把她救出。(為此，我是一直感謝蕭軍的。)迺瑩嫉惡如仇，富于反抗精神，但從這件事情的處理中，也看出她還有軟弱的一面，當時我對她的“抉擇”感到痛心，現(xiàn)在我是多么責備我沒有給予必要的幫助??！

選自《蕭紅研究》第一輯，孫延林編，哈爾濱出版社，1993年9月

蕭紅的朋友和同學—訪陳涓和楊范同志

丁言昭

1933年下半年的一天，一艘客輪從上海出發(fā)抵達大連碼頭，在旅客中有一位十七八歲的姑娘，下了輪船，又踏上一列北去的列車。她那雙靈活的大眼睛里充滿了稚氣和坦白的目光，身材適中，這位姑娘雖是頭次獨身離開上海出遠門，心中卻一點也不著慌，因為她想到不久就可以到達哈爾濱，看到多年不見的哥哥，心中充滿了喜悅。這姑娘是誰？她，就是后來成了著名的俄文翻譯家的陳涓同志。

1932年9月，日寇進攻沈陽，制造“九·一八事變”。中國共產黨首先主張武裝抵抗。蔣介石卻發(fā)出不抵抗的命令，事變次日，乞求“國聯(lián)”來華調停，致使東北淪陷。在這種情況下，陳涓來到了國際都市——亞洲的“小巴黎”——哈爾濱。

陳涓的哥哥叫陳時英，在哈爾濱郵政管理局當職員。陳涓到哈爾濱時，他正好出差，不在哈市，就由堂哥照顧她。大約是陳涓到哈爾濱半個月后的某一天，和堂哥的一位朋友同逛同發(fā)隆商店，這是一家百貨商店，同時也賣書。她無意中發(fā)現(xiàn)了一本題為《跋涉》的小說散文集，作者署名：三郎、悄吟?！叭伞钡拿忠鹆怂暮闷妫€以為是日本人。朋友說，是中國人寫的，而且還是他的朋友呢。陳涓因剛到哈爾濱，一切都很生疏，想買點書看看，了解和熟悉當?shù)氐娜饲槭拦省５笥褎袼齽e買，可以把那二位作者介紹給她，同時還可以向他們討書。當陳涓第一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蕭軍蕭紅家去時，二蕭親切真誠地接待了她，還送了幾冊《跋涉》給陳涓。蕭紅比陳涓大五六歲，就像大姐姐一樣。這本《跋涉》出版于1933月10月，以“五日畫報社”的名義印行的，印刷費是由朋友們湊成，初版只印了一千本。原稿大部由蕭紅手抄，她并到印刷局去裝訂這本書。當《跋涉》出版以后送到書店去的時候，沒有幾天，就因犯“反滿抗日”嫌疑，便被禁止發(fā)售和沒收了。解放后，國內大約僅存幾冊了。1979年10月，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研究所向蕭軍同志借來《跋涉》，作為母本，按原版式重印了五千本，蕭紅若是在天有靈的話，一定會感謝這些熱心人的。

楊范的哥哥叫楊子祥，在哈爾濱鐵路車務技術學校讀書，與陳涓的哥哥同過學。陳涓到哈爾濱后不久，陳時英回到哈爾濱，對楊子祥說：我妹妹來了，和你妹妹認識認識吧。兩個姑娘年紀相仿，愛好相同，一見如故，立即成了好朋友。

楊范是1928年進入從德女子中學校(后來改成：哈爾濱東省特別區(qū)第一女子中學校)補習班，半年后，經(jīng)過考試，升入初中一年級，1935年畢業(yè)。蕭紅比她高一班，在四班，楊范在五班。數(shù)字越大，級數(shù)越低。(照此說法，蕭紅應該是1928年入中學，而不是1929年。另有一種說法是1926年進中學，說法不一。)這所學校位于哈爾濱市南崗住宅區(qū)，環(huán)境幽美。操場很大，分球場、田徑運動場，設有秋千架、爬竹桿架及蕩船等運動器械，冬天潑上水，就成了天然的滑冰場，操場四周環(huán)繞著高高的白楊樹，很美。“九·一八”后，操場的一半成了日本人的遛馬場。學生中有走讀生，也有寄宿生，所以學校里備有二百人的床位，供這些寄宿生使用。當時蕭紅就是寄宿生。楊范先是走讀生，到快畢業(yè)時，為溫課方便，也住在學校里，成為寄宿生。食堂和操場設在地下室。

從德女子中學校的校名來自于“三從四德”的封建倫理。當時有個校歌，雖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了，但楊范還能記得幾句：“從德兮，松江濱，廣廈宏開氣象新，學子莘莘，先生諄諄……”作曲者是黃淑芳老師。她是北京體育學院的畢業(yè)生，教體育。黃老師在教學上很能動些腦筋，有時教學生在大操場上做舞蹈操，手里拿二朵紅紙花，身上穿條小白裙，同學們上完沉悶的文化課，再上活潑的體育課，興趣很濃。學校里經(jīng)常組織運動會，有時還和外校一起在道里體育場，參加市里的運動會。當時學校里有“五虎將”曾參加了全運會，這在哈爾濱城里是很有名的。蕭紅當然也上過這位開朗的黃老師的課的。聽說黃老師目前在北京，七十多歲了，還和青年人一樣好學，每天聽英語廣播。

1928年6月4日，日本帝國主義派人在張作霖乘坐的列車上放炸藥，張作霖身受重傷，數(shù)日而亡。此后，日本帝國主義乘張學良剛上臺不穩(wěn)固，又提出修筑吉(林)敦(化)鐵路線的要求。鐵路如修成，要不了二十幾個小時，日本就可將大部隊開入東三省。消息傳開后，東北人民再次掀起抗日愛國斗爭。哈爾濱大中學生紛紛罷課，上街游行示威。哈爾濱醫(yī)科學校帶的頭，從德女中也積極響應，但遭到校長的極力反對。校長叫孔煥書，平時師生背后都叫她“孔大包牙”。別看她平時鐵著臉，耀武揚威的樣子，一到自己的雙臂被兩個帶大帽子的童子軍托住時，發(fā)青的臉上，也會閃動著恐懼，只得同意學生上街參加游行，說：“你們跟著去吧！要守秩序?！碑斎Ｋ陌俣嗳嗽诖蟛賵錾险牫霭l(fā)的時候，蕭紅也是其中一個，而且還自告奮勇地參加宣傳隊，發(fā)傳單、領喊口號等。楊范那時剛進校，在補習班讀書，很小，穿個小斗篷，站在隊尾，也跟著去了。關于這件事的經(jīng)過，蕭紅在1937年11月27日寫的《一條鐵路底完成》里，有詳盡的敘述，發(fā)表在1937年12月1日出版的《七月》第四期上。

蕭紅生性活潑，寫得一手好文章，學校黑板報上，時常可以看到署名張迺瑩(蕭紅原名)的散文等。她還繪得一手好圖畫，圖畫老師高仰山可喜歡她了。1977年楊范回到哈爾濱，舊地重游時，去看望高老師，可惜他已故世，不然，可提供一些蕭紅的情況。蕭紅常常出外參加活動，這在封建倫理觀念統(tǒng)治頭腦的校長看來，是大逆不道的，揚言要開除她。在學校里，蕭紅是大班的同學，楊范是小班的同學，雖互相照面，但從不打招呼，也不說話。直到1933年陳涓到哈爾濱后，楊范與陳涓一起到蕭紅家里去，才算正式認識。

那時蕭軍已把蕭紅從東興順旅館里救出來了，一同住在道里商市街二十五號一所半在地下的小屋子，進去時，要往下走幾格臺階。屋子里很暗，空空如也，只有稿子散得四處都是，桌子上有，地上也有，這大概是他們值得驕傲的最富有的財產吧。

有一次在白俄很多的中國大街上，楊范看到二蕭。蕭軍脖子上系了個黑蝴蝶結，手里拿了個三角琴，邊走邊彈，蕭紅穿著花短褂，下著一條女中學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腳上卻蹬了雙蕭軍的尖頭皮鞋，看上去特別引人注目。他們邊走邊唱，就像流浪藝人一樣。這件事給楊范印象很深，直到現(xiàn)在還記憶猶新。她說：“當時二蕭以賣文為生，生活很艱苦，但從情緒上看，卻很快樂。”確實，蕭紅那時精神上是很愉快的，因為她在流浪、寂寞、困苦的生活中，遇到了親人。

那時哈爾濱有個《大北新》畫刊，是地下黨領導的，具體主辦人就是姜椿芳同志，還有已犧牲的烈士金劍嘯任編輯，楊范在編輯部里管照片、財務等，有時也與姜椿芳等一起去印刷廠，接洽制銅版等事務，同時還寫文章，發(fā)表在《大北新》畫刊上有散文《一架鋼琴》、《鴿子》等。她的好朋友陳涓也時有稿子來，如小說《棺材店老板娘》等。后來編輯部被日本人查封，姜椿芳被捕，金劍嘯犧牲，楊范、陳涓及其他人就都離開了哈爾濱，這是1936年的事。蕭軍蕭紅早已離開哈爾濱，輾轉青島，到上海，與以魯迅先生為首的左翼作家交上了朋友。隨著《八月的鄉(xiāng)村》和《生死場》的問世，正式登上了文壇。

兩位老人回憶的都是幾十年前的往事，且屬小事情，但對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者來說，興許會有點參考價值。所以我在年內，屢次打攪兩位老人，受到她們的熱情幫助，得以寫成短文，呈獻給讀者。

選自《蕭紅研究》第一輯，孫延林編，哈爾濱出版社，1993年9月

魯迅與蕭紅（節(jié)選）

姜德明

重要的叮囑

蕭紅在上海舉目無親，生活是沒有著落的。那時候，她常常冒著小雨，在落滿了枯葉的環(huán)龍路上寂寞地走著。有時也到燈紅酒綠的南京路上去看看。當她在永安公司看到那五光十色的化妝品，還有進口的巴黎香水的時候，她厭惡地說：“我一輩子也不會用那有臭味的水！”

當她實在忍受不住饑餓的時候，她在想：為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已經(jīng)給魯迅先生增加了負擔；為了吃飯，難道還要麻煩魯迅先生嗎？最后，雖然難于啟口，還是向先生提出想借一點錢。

11月17日，魯迅先生慷慨地回答：“我可以預備著的，不成問題?！濒斞赶壬蚕朐缫稽c同她相見，兩天以后便在信中說：“許多事情一言難盡，我想我們還是在月底談一談好……說話總能比寫信講得清楚些?！?/p>

就在這封信里，魯迅知道蕭紅他們住在霞飛路一帶，因為這是白俄的聚居區(qū)，他馬上叮囑蕭紅：“現(xiàn)在我要趕緊通知你的，居霞飛路的那些俄國男女，幾乎全是白俄，你萬不可以跟他們說俄國話，否則怕他們會疑心你是留學生，招出麻煩來。他們之中以告密為生的人們很不少?！濒斞赶壬氲枚嗝粗艿?，他以為蕭紅來自最北邊的哈爾濱，那里正是白俄的第二故鄉(xiāng)，她很可能懂幾句俄文。如果稍不注意，便有可能被特務告發(fā)是從蘇聯(lián)學習回來的共產黨，那后果就不堪設想了。當時這樣被害的青年，魯迅先生已經(jīng)看到不少了。

魯迅先生在百忙中特意安排好時間，正式約定與蕭紅見面。魯迅在信中說：“本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后兩點鐘，你們兩位可以到書店來一趟嗎？小說如已抄好，也就帶來，我當在那里等候?！毙≌f，指蕭軍的《八月的鄉(xiāng)村》；書店，當然指的是內山書店。魯迅先生還細心地給年輕人開列詳細的乘車路線：“那書店，坐第一路電車可到。就是坐到終點(靶子場)下車，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

多么想早一點看到先生啊。

在這以前，蕭紅還天真地問過魯迅先生是否有著當先生和教授那樣的架子，講不講什么規(guī)矩？魯迅曾經(jīng)誠懇地回答：“我的確當過多年先生和教授，但我并沒忘記我是學生出身，所以并不管什么規(guī)矩不規(guī)矩的。”

馬上就要見到魯迅先生了。蕭紅的心猛烈地跳動著，她不安地盼望著30日早一點到來。30日，好容易又從早上盼到了下午兩點鐘。

難忘的會見

1934年11月30日下午兩點鐘，蕭紅按照魯迅指引的路線，準時來到了內山書店。

她輕輕地推開了書店的門，心里激動得怦怦地跳著，兩只眼睛緊緊尋覓著一位老人……在這一天的《魯迅日記》上則僅僅寫著：“蕭軍、悄吟來訪?！?/p>

日夜想念的魯迅先生就站在跟前，現(xiàn)在該有多少心事，多少委屈向先生傾訴呢……

她從魯迅文章的戰(zhàn)斗鋒芒里，一直想象著魯迅先生一定會有著巨人的體魄，壯偉的風采。萬沒有想到先生卻是一位身材矮小，面目清癯的老人，甚至有點不修邊幅，樣子樸素平凡得很。

魯迅一見他們來了，手里拿起一頂舊氈帽，腋下夾著一個紅底黑花格的布包，先開了口：“我們走吧！”說完便帶頭走出了內山書店。

事后，蕭紅向先生講了她原來對先生的想象，以及她第一次見到先生時的驚愕和意外。魯迅釋然地回信說：“我知道我們見面之后，是會使你們悲哀的；我想，你們單看我的文章，不會料到我已這么衰老。但這是自然的法則，無可如何……”

在街上，魯迅先生健步走在前面，最后走進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魯迅領著一對年輕人找到一個角落里坐下來，要了一壺紅茶。

這家小店里的座位并不太多，光線也不充足，簡直顯得有點冷清。魯迅先生倒是常到這里來，然而并不是為了喝咖啡。因為店主人可能是個猶太人，中國話聽不太懂，而且只要客人一到，他就打開唱機放起音樂來。這樣，談起話來是很方便的。魯迅先生經(jīng)常在這里同左聯(lián)的一些朋友們商議事情。

坐了不大一會兒，許廣平領著海嬰也來了。她是為了照顧魯迅先生的安全而來，同時也是為了看看蕭紅，她同魯迅先生一樣，也很關切這個東北姑娘的命運。一見面，許廣平就笑著問蕭紅：“看我像個交際花嗎？”因為在這以前，蕭紅聽到一個謠言，說魯迅的夫人是一名交際花。她還在信中向魯迅先先報告過這件事。

多年以后，許廣平在《憶蕭紅》里寫到同她初次相見的感受：“……陰霾的天空吹送著冷寂的歌調，在一個咖啡室里我們初次會著兩個北方來的不甘做奴隸者。他們爽朗的話聲把陰霾吹散了，生之執(zhí)著，戰(zhàn)斗，喜悅，時常寫在臉面和音響中，是那么自然，隨便，毫不費力，像用手輕輕拉開窗幔，接受可愛的陽光進來?！?/p>

魯迅耐心地聽著年輕人的敘述，臨別的時候，許廣平握住蕭紅的手，依依不舍地說：“見一次真是不容易??！下一次不知什么時候再見了？”

魯迅怕蕭紅一時還不能領會許廣平這話的含義，緊跟著便向蕭紅解釋：“他們(指國民黨反動當局)已經(jīng)通緝我四年了?！蹦菚r由于環(huán)境所迫，魯迅先生不得不過著半公開半隱匿的生活，這次相見就顯得更珍貴了，魯迅先生是冒了危險來看這兩個東北流亡青年的。蕭紅以感激的眼神深情地望著先生。

最后，魯迅掏出早已準備好了的二十元錢，這正是蕭紅他們來信要借的。

接過了這二十元錢，一股酸楚的感情襲上年輕人的心頭。蕭紅在流浪生活中看夠了人間冷酷的面孔，而這位第一次見面的老人給自己帶來多大的安慰和溫暖……她還看到，在這陰冷的初冬天氣里，魯迅先生只穿著一件單薄的舊棉袍，腳下穿著一雙舊的膠底帆布鞋，脖子上連一條圍巾也沒有。

在路上，蕭紅又想起剛剛交給魯迅先生的那厚厚一疊《八月的鄉(xiāng)村》的原稿，那是她替蕭軍抄寫的。蕭紅后悔自己一向寫不來大字，埋怨自己寫的密密麻麻的小字，不知要使先生看起來多么費力。她是用復寫紙抄的，有的簡直模糊得無法辨認了。

回到住處，蕭紅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馬上給魯迅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她流露了見到先生以后的不安和自譴的心情，以及拿到魯迅的錢以后內心多么矛盾，更沒有想到先生竟被迫害到這種程度，連行動的自由都很有限。

12月6日，魯迅先生在回信中反轉過來安慰蕭紅：“來信上說到用我這里拿去的錢時，覺得刺痛，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俄國一個盧布，日本的金元，但因出版界上的資格關系，稿費總比青年作家來得容易，里面并沒有青年作家的稿費那樣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緊。而且這些小事，萬萬不可放在心上，否則，人就容易神經(jīng)衰弱，陷入憂郁了?！?/p>

接著，魯迅又寬慰蕭紅，不必為他的安危顧慮。魯迅說：“來信又憤怒于他們之迫害我。這是不足為奇的！他們還能做什么別的？我究竟還要說話。你看老百姓一聲不響，將血汗貢獻出來，自己弄到無衣無食，他們不是還要老百姓的性命嗎？”魯迅的心里裝著整個民族的憂樂，他的心同所有被壓迫的人們的心一起跳動著。

愛護這文苑新秀

蕭紅決定留在上海，嘗試著要闖入那門禁森嚴的文壇?，F(xiàn)在她已經(jīng)找到了最可信任的老師，有了依靠，有了勇氣。

她開始寫作，關在屋里一時竟煩躁得靜不下來，好像什么也寫不出似的。魯迅先生知道了這情況以后，馬上寫信來開導她：“一個人離開故土，到一處生地方，還不發(fā)生關系，就是還沒有在這土里下根，很容易有這一種情境?！铱茨銈兊默F(xiàn)在的這種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發(fā)展起來，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會上的情形，以及各種人們的臉?！?/p>

與此同時，魯迅開始看蕭紅的中篇《生死場》，他吃驚于蕭紅對生活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更吃驚于看上去還有點纖弱的蕭紅，卻能把“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描繪得“力透紙背”。魯迅欣喜地發(fā)現(xiàn)了一個新人，看到在文學隊伍里又將站出一個威武的新兵。許廣平回憶說，當時魯迅先生“每逢和朋友談起，總聽到魯迅先生的推薦，認為在寫作前途上看起來，蕭紅先生是更有希望的”。這自然是同蕭軍來作比較，因為魯迅以為：“手法的生動，《生死場》似乎比《八月的鄉(xiāng)村》更覺得成熟些”。（景宋：《追憶蕭紅》）

魯迅先生高興地把這陌生的新人引進文藝界。許廣平說：“流亡到來的兩顆倔犟的心，生疏，落寞，用作歡迎的熱情，希望，換不來宿食。這境遇，如果延長得過久，是可怕的必然會消蝕了他們的。因此，為了給他們介紹可以接談的朋友，在魯迅邀請的一個宴會里，我們又相見了。”（景宋：《憶蕭紅》）

1934年12月17日，魯迅與許廣平聯(lián)名邀請蕭紅于19日下午六時，在梁園豫菜館吃飯。12月18日的《魯迅日記》上記載著，魯迅在這天的午后，親自“往梁園豫菜館定菜”。在邀請信中還告訴蕭紅：“另外還有幾個朋友，都可以隨便談天的?！濒斞赣旨毿牡亟榻B了去菜館的路線圖，唯恐她人地生疏不易找到：“梁園的地址，是廣西路三三二號。廣西路是二馬路與三馬路之間的一條橫街，若從二馬路彎進去，比較的近?！迸踔?，淚水模糊了蕭紅的眼睛。

19日黃昏，蕭紅應邀赴宴。這是魯迅專為一對文學新人舉行的宴會。魯迅先生特地邀請了茅盾先生，這也是一位一向關心青年的前輩作家。魯迅有意讓茅盾見見這位有希望的青年女作家。從此，蕭紅又有幸結識了茅盾先生，并從他那里得到了不少鼓舞。在座的“可以隨便談天的”人當中，還有葉紫和聶紺弩等人。這是蕭紅第一次同上海文藝界人士正式接觸。她該怎樣感激魯迅先生這種用心周到的安排呢！作為飲宴的主人，看到蕭紅已經(jīng)開始邁步文苑，那種喜悅的心情也是難以描述的。飲宴開始的時候，許廣平還出去看了一轉，回來在魯迅先生耳邊說了一句什么。原來魯迅先生讓她去看一看有沒有特務在盯梢。這是多么不平常的一次飲宴??！

當蕭紅從家鄉(xiāng)流浪出來的時候，她隨身帶了件小玩意兒。那是用來活動手部筋骨的兩只光滑的核桃，不知經(jīng)過多少年代，用手滾弄得已經(jīng)變成了紫紅色。這是蕭紅心愛的東西，因為是祖父留給她的紀念品。流浪生活中，實在悲戚難忍的時候，她常常擺弄著它們，想念著祖父。祖父是自己的親人，祖父心愛的小物件曾經(jīng)給她帶來不少的安慰，如今她覺得又找到了親人，好像連這小東西也找到了它的去處。蕭紅便把這珍貴的紀念品在宴席上送給了海嬰。細心的許廣平為之感動地說，蕭紅“把這些患難中的隨身伴侶，或傳家寶見贈了。”

選自《新文學史料》第四輯，1978年8月

和蕭紅偶然相識

蕭軍

到了哈爾濱正式開始文筆生涯

到了哈爾濱以后，我把妻子打發(fā)回故鄉(xiāng)去了（隨后我給她寫了一封信，說明我此后不知要到何方去，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來，請她不必再等待我了，另行改嫁吧），陪伴著我的身邊唯一的“財產”只剩下了一支手槍了。

由于生活所迫，我開始用了一些筆名試著向幾家報社投了一些短稿。這些報社文章是登出來了，但他們是不給稿費的。

這時哈爾濱像點樣的只有一家《國際協(xié)報》，它是民辦的，那時還沒被日本人所收買。

我投了一篇稿子去，同時給編輯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的困境，希望能夠獲得一些稿費。這時我和一位朋友F住在道外一家小旅館中。

稿子登出來了，過了一兩天忽然來了一個人，聲稱是報社編輯派他來的，帶來了一封信和五元錢。

信是約我到報社去一次見見面；錢是他個人的一點敬意，是談不上給稿費的。

五元錢雖然數(shù)目不算大，但對當時我們的處境來說卻是相當頂用的。

我到報社去了，和編輯見了面。這是一位身材瘦小，臉色蒼白，帶眼鏡的，操著江浙口音，態(tài)度很熱情而謙遜的人，他就是裴馨園（筆名老斐），《國際協(xié)報》的副刊部主編，從此我們就成了朋友。

F也到一家報社做編輯去了，我就搬到了裴家，食宿在那里，我助理他編一些“兒童特刊”之類，一面繼續(xù)寫些各樣稿子發(fā)表在副刊上。

這就是我正式從事文學事業(yè)，以賣文為生的開端。筆名就用“三郎”了。

至于我為什么要用“三郎”做筆名呢？由于我曾經(jīng)有過兩位好朋友，他們比我大一些，我排行第三位，并非我真正從我親弟兄那里排行過來的。我的親母生了我一個就死了，我父親又是他們弟兄中的老大，結婚早，我的前面就沒有哥哥。

其實，這“三郎”上面還有“酡顏”兩個字，最近一位老朋友忽然發(fā)現(xiàn)我這個老名字，就開始在信中公然稱呼起來了。

我在青年時期是喜歡喝喝酒的，酒量并不大，只要喝上一杯，臉色馬上就要紅漲起來。加上我的皮膚本來就近于紅色的，所以喝過點酒以后就被人們諷為“關公下凡”了(傳說《三國》蜀將關羽的臉色是紅的，所謂“面如重棗”)。

一次，偶爾翻讀《楚辭》，在一處文字中看到了：“玉人欲醉，朱顏酡些?！睘榱私獬白约海陀昧恕磅㈩仭倍旨由狭恕叭伞?，還把“酡顏三郎”這四個字篆鑿在自己練武術用的劍身上。

我還為自己取過一個“遼西醉俠”的諢號，還請人給刻了一顆大印章。但是人們卻把“醉俠”不懷好意地叫做“醉蝦”，我就棄而不用了。其實我喝過酒的顏色確是和煮熟了的蟹蝦很相似的。如今年齡大了，也無興趣再喝酒了，喝了以后并不感到再有什么愉快，所以就干脆(并非絕對)戒了它。

我的第一篇發(fā)表在《國際協(xié)報》上的文章名叫《飄落的櫻花》，其次是《桃色的線》和《孤雛》，……這些文章的具體內容早已經(jīng)忘卻了。

由于在報上不斷刊載文章，就成了“知名人士”。在讀者的眼睛里，有些文章寫得還不錯，從思想、感情上能夠給與人一些啟示、動力和慰藉……所以就結識了一些青年的友人。

那時我的年齡約有二十四五歲，所結識的朋友中他們大部分全比我要年輕幾歲，譬如：舒群、金劍嘯、羅烽、白朗、金人……他們有的是十九，二十二三歲上下。

和蕭紅偶然相識

人生是很難于排除偶然的遇合或分離的。盡管在這偶然的遇合或分離的后面是存在它的必然規(guī)律，但偶然究竟也還是“偶然”。

1932年夏季間，這時我正流浪在哈爾濱，為一家私人經(jīng)營的報紙——《國際協(xié)報》撰寫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維持起碼的生活。同時也輔助該報副刊主編裴馨園編一些兒童特刊之類。

一天，老斐（裴馨園）收到一位女性讀者來信，請求他給以幫助，能夠為她寄去幾本文藝讀物，因為她是被旅館所幽禁的人，沒有外出的自由……

信是寫得很凄切動人的。

老斐和我商量一下，要我去看看情況是否屬實，我同意了。由他寫了一封“介紹信”，附上了幾本書，在一個快近黃昏的時候，我到了哈爾濱道外正陽十六道街“東興順”旅館。

由于我是以報館編輯名義前來的，旅館對于那時的報館還是存有一定“戒心”的，不能不讓我去見她。

旅館人員一直領我走到長長甬道盡頭一間屋子前面，對我說：

“她就住在這間屋子里，你自己去敲門吧?！边@人就走了。

我敲了兩下門，沒有動靜，稍待片刻我又敲了兩下，這時門扇忽然打開了，一個模糊的人影在門口中間直直地出現(xiàn)了。由于甬道上的燈光是昏暗的，屋內并沒有燈光，因此我只能看到一個女人似的輪廓出現(xiàn)在我的眼前，半長的頭發(fā)敞散地披掛在肩頭前后，一張近于圓形的蒼白的臉幅嵌在頭發(fā)的中間，有一雙特大的閃亮眼睛直直地盯視著我，聲音顯得受了驚愕似的微微有些顫抖地問著：

“您找誰？”

“張迺瑩?！?/p>

“唔！……”

我不等待邀請就走進了這個一股霉氣沖鼻的昏暗的房間，這時她拉開了燈，燈光也是昏黃的。

尋了靠窗的一只椅子我坐下來，把帶去的書放在椅邊一張桌子上，同時把老斐的“介紹信”遞給了她，什么話也沒說。在她看信的過程中，我把這整個的房間掃瞄了一下，由諸種征候來看，可以斷定這是一間不久以前曾做過儲藏室一類的地方，那股沖鼻的霉氣就是由此而發(fā)的。

她雙眼定定地似乎把那信不止看過一次。她站在地中央屋頂上燈光直射下來的地方，我發(fā)覺她那擎舉著信紙的手指纖長，蠟型似的雙手有著明顯的顫動……

她整身只穿了一件原來是藍色如今顯得褪了色的單長衫，“開氣”有一邊已裂開到膝蓋以上了，小腿和腳是光赤著的，拖了一雙變了型的女鞋；使我驚訝的是，她的散發(fā)中間已經(jīng)有了明顯的白發(fā)，在燈光下閃閃發(fā)亮，再就是她那懷有身孕的體形，看來不久就可能到臨產期了……

在她看信的過程中，我是沉默地觀察著一切，研究一切，判斷一切……

“我原先以為您是我在北京的朋友J君托來看我的，……原來您是報館的，您就是三郎先生，我將將讀過您的這篇文章，……可惜沒能讀完全……”

她從一張空蕩蕩的雙人床上，扯過一張舊報紙指點著：

“我讀的就是這篇文章……”

我看了一下那報紙，上面正是連載我的一篇題名為《孤雛》的短篇小說中的一段。原來在老斐信中他提過我的名字。

站起身來，我指一指桌子上那幾本書說：

“這是老斐先生托我給您帶來的，我要走了?！蔽沂菧蕚湟吡?。

“我們談一談，……好嗎？”

遲疑了一下，我終于又坐了下來，點了點頭說：

“好。請您談吧！”

她很坦率、流暢而快速地述說了她的過去人生歷程以及目前的處境……我靜靜地聽取著。

“由于我欠了他們六百幾十元錢，還不上，他們不讓我再在原來的房間里住下去了，竟把我挪來這間預備客房，做過儲藏室的屋子來住了，又陰暗，又霉氣！他媽的！……”

在她述說過程中，無意間我把散落在床上的幾張信紙順手拿過來看了一下，因為那上面畫有一張圖案式的花紋和些紫色鉛筆寫下的字跡，還有仿照魏碑《鄭文公》字體勾下的幾個“雙鉤”的較大的字，我問著她：

“這是誰畫的圖案？”

“是我無聊時干的?！褪怯眠@段鉛筆頭畫的……”她從床上尋到一段約有一寸長短的紫色鉛筆頭舉給我看。

“這些‘雙鉤’的字呢？”

“也是，……”

“你寫過《鄭文公》嗎？”

“還是在學校學畫時學的……”

接著我又指點那字跡寫得很工整的幾節(jié)短詩問著她：

“這些詩句呢？”

“也是！……”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抹淡紅的血色竟浮上了她那蒼白的雙頰！

這時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變了，季節(jié)在變了，人在變了，當時我認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變了……出現(xiàn)在我面前的是我認識過的女性中最美麗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人！她初步給與我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見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下一顆晶明的、美麗的、可愛的、閃光的靈魂！……

我馬上暗暗決定和向自己宣了誓：

我必須不惜一切犧牲和代價——拯救她！拯救這顆美麗的靈魂！這是我的義務……

這些詩句，我今天大致還記憶著：

這邊樹葉綠了，

那邊清溪唱著：

——姑娘啊！

春天到了?！?/p>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青杏的時候；

今年我的命運，

比青杏還酸！

……

她說：“當我讀著您的文章時，我想這位作者決不會和我的命運相像的，一定是西裝革履的快樂的生活在什么地方！想不到您竟也是這般落拓??！”

事實上我當時的生活處境也確是不比她強多少的，僅從衣著上來對比，我當時只是穿了一件褪了顏色的粗布藍色的學生裝，一條有了補釘?shù)幕疑澴樱浑p開了綻口的破皮鞋，沒有襪子，一頭蓬亂短發(fā)……而已，她那“西裝革履”的設想破滅了。

臨行時我指著桌上用一片紙蓋著的那半碗高梁米飯問著她：

“這就是您的飯食嗎？”

她漠然地點了點頭，一股森涼的酸楚的要流出來的淚水沖到我的眼睛里來了，我裝作尋找衣袋里什么東西低下頭來……

終于我把衣裝中的五角錢放在了桌子上，勉強地說：

“留著買點什么吃吧！”就匆匆地向她道別了。

這僅有的五角錢，是我的車錢，這時我只有步行了約十里路的歸程。

在臨離開那家旅館時，我到了賬房了解一下她的具體情況。

據(jù)旅館人員說，她和她的“丈夫”汪××在這旅館已住了半年有余，除開房金以外還要供給他們的飲食，有時還要借錢使用，因此計算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欠了六百余元。一個月以前，汪某說回家去取錢，至今未回，信也沒有，……我們只能把她作為“人質”留在旅館里，等待她丈夫回來還了錢，她就可以隨便走了，……

旅館并不知道他們還是“未婚”的關系，我也沒必要向他們說明他們真正的關系，只是警告他們說：

“錢不會少了你們的，但是你們不能夠存心不良，別有打算的！……我警告你們！”

“我們沒什么‘存心不良’，只是要欠債還錢。誰把錢給了，誰就可以領她走……”

我明知他們是“瞧我不起的”，但他們表面上還表示“客氣”，因為他們知道我是吃“報飯”的，輕易是不愿得罪的。

那時期一些在大都市里開設旅館或飯店的人，他們絕大部分是地痞、惡棍一流，和官府、流氓……全有勾結，有的就是“一家人”。后來從側面聽說，他們待一個時期汪某再不回來，就要把她賣進“圈兒樓”（當時哈爾濱道外妓館區(qū)），而且說她是自愿“押身還債”的，這就是當時可怕的處境。

幼年時期她的生活是黯淡的，孤零的，無助的；在精神上不被理解的。既無母愛，也無父愛，幾乎等于生活在瑟瑟秋風的荒原上或沙漠中一株荏弱的小樹！或者是生活在冰天雪地里一只畸零的小鳥！

稍稍長大以后，由于有了思想，有了意志……就要和腐朽的、頑固的家庭，學校，社會……作斗爭！由于本身是無力的、孤單的、無助的……結果是失敗了！遍體傷痕地失敗了！幾乎被拖進了萬丈深淵，可怕的黑色地獄！

我們遇合了，我們結合了……就共同從事文學生涯。

這就是我和她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相結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緣”！

1932年終，報社要在新年出版一份“新年征文”的特刊，我和其他朋友們全鼓勵她寫一寫，起始她是謙遜的，缺乏自信的……好則，這特刊是由熟人所編，文章不會落選，于是她就寫了《王阿嫂的死》這個短篇被刊載了，受到朋友們的鼓勵了……這就是她從事文學事業(yè)正式的開始。

日本帝國主義者侵占了東北各省以后，首先是忙于軍事征伐和建立偽政權的組織，對于文化方面的鎮(zhèn)壓和統(tǒng)治還沒有提到首要日程上來，因此在哈爾濱還有著幾家私營報紙和印刷業(yè)得以殘存著。利用這一可乘的間隙，我們還可以盡可能開展一些文化、文藝方面的活動。

當時我們這些青年人，盡管有的是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成員，有的是愛國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各自參加的地下組織都各有各自的體系，在思想意識上也各有各自的觀點，存在著認識現(xiàn)實的差異和距離。但在“反滿抗日”這一共同的目的上是同一的。

在《國際協(xié)報》上開辟了一個每周一次的“文藝”副刊。還在“滿洲國”的國報《大同報》上辦了一個名為《夜哨》的每周一次的副刊。

組織了一個“星星劇團”。

創(chuàng)辦了一個“維納斯畫會”。

《國際協(xié)報》的副刊和星期副刊，那時由白朗（劉莉）負責編輯。

《夜哨》由我集稿而后寄給《大同報》副刊主編陳華，由他來選取。這副刊出到了二十一期因被發(fā)現(xiàn)有暴露日本兵在鄉(xiāng)村“討伐”過程中的惡行，被報館當局勒令?？恕?/p>

“星星劇團”導演是金劍嘯，我是演員之一。

“維納斯畫會”主持者是金劍嘯。會員有馮詠秋、白濤、蕭紅……我也是會員之一。

1933年秋，我把自己和蕭紅寫過的文章，選拔了一下，出了一本小說、散文集名為《跋涉》。這里收有我的六篇文章，她的五篇文章。

隨著一些反滿抗日的以及中共地下組織接連被破壞，白色政治恐怖氣氛一天比一天濃重起來。隨著《夜哨》的被停刊，劇團的一個團員被捕了，從民教館借用的畫會房子也被收回了，展覽會也無地可開了，只好把劇團解散，畫會解散，加強個人寫作的活動。捕人的事情，殺人的消息，經(jīng)常發(fā)生，我們這些人在生活上、工作上，全進入了一種緊張的、時時刻刻做著有被逮捕可能的準備，很有點“朝不保夕”、“日不保夜”的趨勢。

有的朋友一再地警告我們，敦促我們，應該趕快離開哈爾濱。

但是，我們投奔哪里去，投奔誰呢？怎樣走法呢（這要一筆路費呀?。?？單獨我一個人還是方便的，蕭紅該怎么辦呢？能丟下她不管嗎？她的身體弱而多病，又無生活能力，……一切陷在無法解決的矛盾中。

選自《人與人間——蕭軍回憶錄》，蕭軍著，

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6年6月

二蕭與裴馨園

黃淑英 口述蕭耕整理

1932年的時候我家正住在哈爾濱。那時我大約有二十二三歲，已經(jīng)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我丈夫裴馨園比我大十四歲，是一個很文靜的，沉默寡言的人，他個頭兒不高，體格也不大好，很瘦弱。平日他是忙忙碌碌地去上班，回到家里，就一頭扎在他的書房里寫東西、翻報紙、看稿件、校樣……因為我是個家庭婦女，沒念過幾年書，在家里的地位雖然是主婦，但是一切“內政”和“外交”都是由丈夫和他的一個管事人來操辦的，就連孩子們的日常用品，也都是由丈夫親自買來交給我的。我也沒有什么親戚或朋友，所以也很少出門兒，對外界的事兒也就知道得很少，就連我們家住的屬于哪道街，街名兒叫什么，也弄不清。

丈夫當時的職業(yè)是什么呢？我只知道他是哈爾濱《國際協(xié)報》文藝副刊的主編，同時還兼任《五日畫報社》等報紙的編務?！秶H協(xié)報》是屬于商辦性質的報紙，每天出一張，共四版，文藝副刊占據(jù)了第四版二分之一的版面。在這副刊版的版頭，我丈夫用“老斐”作筆名，開設了一個“老斐語”專欄，他幾乎是每天都要用這塊“老斐語”的專欄，寫上三五百字的雜感或散文，用比較隱晦的語言來揭露、諷刺當時黑暗社會的弊??；表達在日寇鐵蹄下人民的痛苦心聲；失學失業(yè)青年的苦悶；評論評論國際上發(fā)生的新聞、丑聞……有的時候，與哪家報紙發(fā)生了矛盾，他也用這個專欄來打“筆仗”。

他很喜歡安靜，他的書房平日是任何人不許隨便進的，孩子們總是躲得遠遠的。他有個習慣，就是愛在床上、桌上、凳上……到處都堆放著書、報、稿件、校樣……我每天去給他收拾房間，整理床鋪的時候，就愛隨手翻看翻看他那些書報稿件之類，他用“老斐語”專欄與別的報紙打“筆仗”，我就是這樣看到的。因為我對《國際協(xié)報》文藝副刊也很感興趣，所以就很留心讀那上面所刊載的文藝作品，許多后來成名的文藝作家的初期作品，我也是在這個時期讀到的。

每天一到下午，就陸陸續(xù)續(xù)地有讀者、朋友和同事來找他了，這個時候是他在家“辦公”的時間，就是我，他也是不歡迎去打攪他的，把房門緊緊地關著，很是繁忙……

記得在他接手編輯《國際協(xié)報》文藝副刊版時，他曾向報社提出過一個條件：“如果讓我負責主編，就不許可任何人來干涉我，也不受任何檢查。”（當時其他報紙的稿件是要經(jīng)過滿洲特務機關檢查的）所以，這個副刊的選用稿件就都是由我丈夫很仔細地一篇篇地親自過目，不管有多忙，他也必須親自看校樣，一校，二校地看……對一些愛國的、有民族自尊心的、有才華的、能反映時代風貌的青年作者的作品，他也總是盡力給他們以發(fā)表的機會。

一天，我見他拿著一份讀者投稿在那里反反復復地看，還不住地表現(xiàn)出贊許的樣子，顯得很高興。我便問他是什么高興的事，他說：

“我發(fā)現(xiàn)了個人才?！边€不住嘴地夸贊這個投稿者“有才華啊，有前途！……”

“你認識這個人嗎？”我問。

“不認識?！彼f。

“你既然喜歡他，為啥不把他找到家里來見見面呢？”我說。丈夫很同意我的建議，一天，他便把那個“有才華”的投稿者請到了家里來，他叫——三郎——也就是后來的作家蕭軍。（據(jù)蕭軍說他在《國際協(xié)報》副刊上發(fā)表的第一篇作品名為《飄落的櫻花》——耘注）

初見到三郎的那時期，我們家人對他的印象并不太好。首先從他的穿著來看：記得他當時穿著一件藍色不藍，灰色不灰，被陽光曬褪了色的粗布學生裝，領口、袖口、肩、肘等處凡是容易磨損的地方，都露出了斷布絲的毛茬兒；下身穿的是一條西式灰色褲子，不但沒有筆直的褲線，而且還補著補??；腳上穿著一雙開了綻的沾滿了泥跡的舊皮鞋；一頭不加修飾的自由生長著的直直豎立著的寸發(fā)，很黑也很濃……生活顯然是不富裕的，臉上也沒有什么表情；五官輪廓很分明；體格雖然比較瘦但樣子還精神，結實，個子不高，是個中等身量的人。他也從來不講什么“客套”，也不和人寒暄，總是來了就直奔老斐的書房，一談就好半天，談完了，手里拿些什么稿件或書籍抬腿就走了，第二次來了，仍然如此。所以家人們背后議論說：“看不出三郎是個吃墨水的……可裴先生可是斯斯文文的……”

只有我丈夫老斐是很看重三郎的。他認為三郎是個質樸的人，有才能的人，他不但請三郎幫他整理稿件，校對校樣，最后《國際協(xié)報》文藝副刊就索性讓三郎來選稿、編輯，代他去跑印刷廠，聯(lián)系一切難于辦理的事務……老斐就只簽簽名，或看看報紙的版面安排就又忙于其他報刊的編輯事務去了，他對三郎的工作，是完全信任的。

時間長了，接觸了解的多了，三郎以他那特有的坦率、真誠的性格改變了別人對他的議論，逐漸地成為了我們家毫不拘束的?？?。又因為他那熱忱、直爽、淳樸、不怕吃苦受累的品格使他與印刷廠的工友弟兄們很快地就成了朋友，他們都不把他當外人，看成是自己人，因此每次跑印刷廠的任務三郎都能完成得又快又好。老斐就時常背地里在我面前夸獎他說：“三郎不但文章寫得好，人緣兒也好啊。”有的時候他兩人一談就談到深夜一兩點鐘，天太晚了，他就留三郎住在我們家里，后來干脆就請三郎搬來我家住了。經(jīng)常看見他們在那里談得興致勃勃的沒結沒完的。

以前老斐的書房總是靜悄悄的有人似沒人，來了客人談話也是低聲細語的。自從認識了三郎之后，他的書房可是熱鬧了起來，不但能時時聽到他們大聲地在談論在笑，而且還經(jīng)常有一些進步青年朋友來聚會，三郎有時高興起來，還要拿起他那把掛在墻上的寶劍練一趟，或者放開嗓門唱一段兒他最喜歡的京劇《打漁殺家》呢！這個時候我要進去湊一湊熱鬧，聽他們說古道今的，我丈夫是絕不阻止的。聽他們提到過黑人（舒群），也知道有一個翻譯俄國小說的金人，但是這兩個人來沒來過我們家，長得什么樣兒，我是一點兒也記不得了。還聽他們講起過一位朋友，被日本人抓去了，他從獄里逃了出來，但是因為他沒有穿鞋，又被日本人抓住了……（當時被抓去的犯人，一進獄，日本人就沒收了他們的鞋，市面上的鞋店，也不賣鞋給光著腳的人。）這個人是誰呢？生死如何？我都記不清了。

在三郎等諸位青年朋友們的大力協(xié)助之下，《國際協(xié)報》文藝副刊越辦越生動，越加活潑起來，在整個東三省的報界來說，這個副刊也是很受讀者歡迎的，確實起到了它一定的進步作用。

“你就大著膽子辦吧！”大家鼓勵我丈夫說。

“有了你們，我就不怕，只要你們敢寫，我就敢登！”老斐的勁頭更足了。后來又編輯了《兒童專刊》和《新年特刊》也同樣受到了讀者的關心和喜愛。在這個時期里由于老斐對青年朋友們的真誠的信任，他用了自己的最大努力給予這些進步的青年作者們開辟了文藝斗爭和習作的陣地，像后來有成就的作家蕭軍和蕭紅(三郎和悄吟)等人，就都是在這《國際協(xié)報》副刊上發(fā)表了許多篇練習的初期作品之后，開始正式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的。（還有作家山丁、金劍嘯、羅烽、白朗、舒群、金人等——耘注）

大約是在松花江發(fā)大水之前，1932年的夏天，我丈夫告訴我說他收到了一個女讀者的來信，在這信里這個女讀者似乎是指責了老斐，并寫了“我們都是中國人”等樣的話，老斐覺得很有趣，一邊笑一邊說：“在中國人里，還沒碰見過敢于質問我的人呢！這個女的還真是個有膽子的人！”后來又聽說這個女人因為欠了旅館很多的債，被困在了旅館里……這就是后來的作家悄吟（蕭紅）。

老斐把信交給三郎看過之后大聲地說：“我們要管，我們要幫助她?！蔽抑恢廊扇タ赐囊髁?，怎么去的？我記不清了。（據(jù)蕭軍說是由老斐寫了封“介紹信”，并帶上了幾冊悄吟要借的文藝書籍于7月12日去道外正陽十六道街東興順旅館二樓，一間放雜物的、發(fā)著霉氣的房間里看到悄吟的。她當時處境很危險，因為欠了旅館六百多元的債，旅館蓄意將她賣到妓院。——耘注）

就在我們商量著如何救出悄吟的時候，松花江水暴漲了，哈爾濱道外一片汪洋，人們要乘擺渡才能通行。想起了被困在道外旅館中的悄吟，大家很焦急。三郎說他自己會游水，也能爬高，身體也結實，能把悄吟救出來……于是就同意由他帶著香腸和面包趕忙游水到悄吟那里去了。當天，當悄吟到我家來了一些時候了三郎才趕了回來。（據(jù)蕭軍說當他游水到旅館時，悄吟已搭乘一條柴船按照蕭軍前幾天留給她的老斐家的住址先走了。——耘注）由三郎介紹著，悄吟與我們大家一一相識了，我們也像對待老朋友一樣熱情招呼著悄吟一起吃晚飯……悄吟當時穿著一件舊藍布旗袍，臉色蒼白，神情也顯得有些緊張，光著腳穿著一雙半舊的鞋。也許是彼此生疏的緣故吧，她不太愛講話。當晚，便安頓她在我家客廳住下了，老斐一再囑咐家人說：“不要去打攪她，讓她安心休息……”所以我也就很少去客廳，也沒和悄吟在一起單獨地長時間地談過話。這時三郎幾乎每天都來看望她，看樣子兩個人很談得來，三郎一走，悄吟就又把自己關在房間里捧著本書在那里讀，甚至一天一天的也不出房門外去走動走動，也不太愿意主動和別人講話或打招呼。天長日久，我家里人（除了老斐）就經(jīng)常在我的耳朵邊上嘀嘀咕咕地說悄吟孤傲、不通人情世故，甚至還埋怨我說：“真是沒事兒找事兒，讓這樣一個人住在家里，吃在家里……”（當時悄吟正懷著孕）因為我太年輕了，太幼稚，聽了這些煽動性的話之后也沒仔細地想一想，對悄吟也就產生了不滿情緒，就在悄吟從醫(yī)院分娩回來后不久，忘記為了一件什么事，（好像是我在三郎面前說了悄吟的閑話）說著說著就與三郎爭吵了起來。年輕的三郎脾氣是很火暴而執(zhí)拗的，我年輕時口頭也很是不服輸，俗語講：“罵架沒好口，打架沒好手”，越吵越兇，就這樣彼此傷了和氣，第二天吧，三郎就帶著悄吟離開了我們家……事情過后我也時常后悔，但是已經(jīng)如此了，也無可挽回了，所以至今我還記得這件事。自從這次爭吵之后，我就再也沒有見過悄吟，有時在副刊上倒是經(jīng)?？吹剿l(fā)表的文章，覺得她確是位很有才氣的人，我丈夫也經(jīng)常說她有才華，并說她和三郎是“一對流浪兒，還滿對脾氣的呢！”

三郎雖然仍像往常一樣與我家常來常往，只是因為感情上有了隔閡，他只是與我丈夫談論稿件和出版的事務，并不與我打招呼，我也賭氣地想：“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就這樣彼此僵持了一段時間。一天，我丈夫提議帶著孩子們到野外去玩一玩，同時又邀了幾位平日經(jīng)常來往的好朋友同去。當我們走到一個大水槽附近的時候，別人都從臨時搭起的獨木橋上迅速地走了過去，丈夫也帶著孩子們走過去了，我看著那悠悠顫顫的獨木板兒橋，心里真有些發(fā)慌不敢前往。這時只聽我丈夫在對面喊著：“三郎，快把你嫂子扶過來。”（其實三郎還比我大二三歲呢?。┪乙换仡^，才看見三郎默默不語地正站在我的身后，聽見了老斐的喊聲，三郎便快走了幾步到我前面，側過身來，伸過手將我扶過橋去，從那天以后，我們便和好了。

雖然三郎和悄吟搬到外邊去住了，我丈夫還是經(jīng)常地關心著他們，幫助著他們。他覺得從三郎身上可以得到一種鼓舞人的力量，辦起事來就不發(fā)愁，信心足，有三郎在身邊兒心里就踏實了許多，沒有犯難的事……所以他幾乎是時刻離不開三郎，總是叨念他，提起他，大事小事都要和他商量商量。到了1934年的夏天，聽說三郎夫妻要離開哈爾濱了，幾天來我丈夫的心情都很低沉。我問他：

“三郎他們要到哪兒去？”

“準備到上海。”他說。

“干什么？”我問。

“去見魯迅先生?！?/p>

“你身邊兒既然離不開他，為什么不留留他呢？”

“那怎么行呢，他們有他們的前程啊……”丈夫無可奈何地感慨地嘆了口氣，就再也不說話了，獨自回到他的書房里……三郎他們的路費據(jù)說是朋友幫助湊齊的，什么時候從哈爾濱動身的我就不知道了。

1935年三郎的《八月的鄉(xiāng)村》和悄吟的《生死場》出版了，我丈夫高興地說：“總算看到他們開花結果了……要是能見見面有多好?！贝藭r他的寫作熱情也似乎隨著三郎他們的南去而逐漸消失了，他越來越懶于動筆，身體也越來越衰弱，后來又因為其他的一些原因終于離開了哈爾濱到了北京。

記得他曾收到過三郎寫給他的一封信，這封信他不知道讀了多少回，并把它小心地放在自己隨身帶著的錢夾子里。一天不小心讓小偷把錢夾掏了去，為了能尋回這封信，他特意花錢請了一次客，請諸位到場的警方人員千萬幫他找回這封信。一直到1957年裴馨園去世之前，他都念念不忘當年《國際協(xié)報》投稿的那些朋友，特別是三郎。老斐沒能夠再見他一面，這是他最感到惋惜的事。

1979年全國第四屆文代會召開了，我在報紙上看到了蕭軍(三郎)的名字，心里很高興，很想去看望他，可是又顧慮重重，怕他不愿意接待我。幾十年不見了，彼此生疏了，我的丈夫老斐去世了，四個孩子也都死掉了，只剩下我這個孤零零的老太婆，誰還會記起我呢……我的一位老朋友很理解我的處境和感情，她一再熱情地動員我給蕭軍寫封信，也許蕭軍能回信呢？就在我發(fā)信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剛剛走進院子的大門，就有鄰居的孩子告訴說有二位來客在等我。這時只見一位頭發(fā)花白、面色紅潤、體格很壯實的老人在那里低著頭用筆正在寫著什么。他聽見我回來的聲音，立刻就走到我的面前，樂呵呵地說：

“你不認識我了？我正要留個條子給你?！?/p>

“不認識了……也不敢認了?！蔽掖_實認不出這位胖墩墩聲音透亮的老人是誰？

“我是蕭軍，這是我的女兒蕭耘。”

“啊……”我因為一時心情太緊張了，也不知說什么好了，腦子也一下子亂了起來，手也抖起來了，開了幾次才把門鎖打開請他們進到屋里，想說些什么呢？我萬萬也沒有想到蕭軍接到我寫的信當天竟冒著那么熱的暑氣來看我，他是一個重感情的人，尊重友誼的人。

臨走的時候，他告訴我生活上如有些什么困難不要發(fā)愁，只管寫信給他，不要客氣……我說：“我什么也不用你擔心，我今天能見你一面也就知足了，老裴臨去世之前還在叨念你，今天總算代他了結了這份心愿?！?/p>

選自《東北現(xiàn)代文學史料》第四輯，1982年

“牽牛房”憶舊

袁時潔

作者介紹：袁時潔同志是黑龍江省愛輝縣人，少年喪父，稍長考入哈爾濱女一中附屬師范學校。后與黃之明結婚，新居之室謂之“牽牛房”。1937年她只身投奔延安參加革命。1938年在抗日軍政大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翱勾蟆碑厴I(yè)后，被分配在陜甘寧邊區(qū)政府交際處工作，后到白區(qū)工作。解放后一直在北京民航總局工作。

“……奇她們已經(jīng)安定下來了吧？兩三年的工夫，就都兵慌馬亂起來了，牽牛房的那些朋友們，都東流西散了?！边@是蕭紅1936年11月2日由日本東京寄給上海三郎信中的一段話。信中的“奇”，就是指的我。我當時名淑奇。時光流去四十多年，現(xiàn)在，由我來回顧“牽牛房”那段令人難忘的往事。

“牽牛房”的主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沈陽，當年年底進入哈爾濱。當時我是哈爾濱女一中附屬師范的學生。“九一八”的炮聲促成我與愛人黃之明結了婚，住在哈爾濱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的一個大院內。大院的深處有木工作坊和一些職工家屬宿舍，我們家靠近大院大門附近。房子寬大，窗門向南，屋內客廳、住室、書房、廚房、廁所等俱全。我同老黃住客廳的西面，隔成兩間的寢室里。客廳的正南面有兩個大窗戶，窗戶中間放著一個大寫字臺，上面放些文房四寶，多是畫具等?？蛷d的正中央安放著一張方桌，桌面上鋪蓋著和室內顏色調和的帶深淺方格子花紋漆布，桌子四周放有六七把椅子。這所房子正面的門窗迎著過往出入大院的人們，我們感到這對來往的朋友們聚會的時候很不方便，我們就在窗前種了許多牽牛花，這樣一來，我們的房舍不僅裝飾得美觀，也達到了可以遮擋過往行人向室內張望的視線。

牽牛花盛開了。一天，老黃下班回家，看著粉白色、紅白色和紫里襯白的牽牛花，爬滿了所有的窗子和風斗門，老黃興致勃勃地建議：“把我們這個房子叫‘牽牛房’吧！”大家聽了，高興地拍著手說：“好哇好哇，對啦，你就當這房子的老黃牛?！崩宵S聽了美滋滋地笑著：“這個命名我倒?jié)M意?！焙髞恚彩莵砦覀兗掖T的或聚會的朋友們，都得了沾“?！弊謨旱耐馓枺纭芭峙！?，“瘦?！?，“傻?！钡鹊??！盃颗７俊本统蔀楫敃r有進步傾向的青年們聚會和活動的地方。

“牽牛房”的客人

來“牽牛房”的人們，有作家、有詩人、有畫家、有職員、有教師和學生等。

常聚在“牽牛房”的人們，起碼都具有著愛國主義思想，有著希望中國共產黨將來領導中國人民實現(xiàn)一個革命的新社會的向往，渴望著中國共產黨迅速喚起全國人民覺悟起來抗日，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出中國去……大家都明白，只有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有徹底翻身做主人的日子的出現(xiàn)。在“牽牛房”里，有的實際就做著秘密抗日工作，宣傳著共產黨領導“東山里”抗日游擊隊的勝利，宣傳著抗日游擊隊的勝利消息，主要是工人和學生援助抗日和參加抗日的消息，宣傳著中國共產黨反圍剿勝利的消息。

當時，來“牽牛房”的三郎（蕭軍）和悄吟（蕭紅），算是“職業(yè)作家”。他倆在物質生活上是一貧如洗，常常餓著肚子。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蕭軍的名字上了黑名冊，但仍秘密地寫著《八月的鄉(xiāng)村》；蕭紅寫著《王阿嫂的死》、《廣告副手》等小說，稿酬微薄，他倆頑強地、不懈勁地向惡劣環(huán)境搏斗，大家稱他們是硬骨頭。常來“牽牛房”的朋友，還有白朗、羅烽、舒群等。這些人，是我的啟蒙老師，又是一起學俄文的同學。當時我的年齡是17歲，蕭紅給我起名叫“小蒙古”。我思想是簡單的，頭腦是單純的，唯獨接觸了這些老師，我學習不少革命道理，并閱讀了他們帶來的不少進步書刊，如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祝?！贰⒏郀柣摹赌赣H》、史沫特萊的《大地的女兒》等等。悄吟對我說：“一個女人要想翻身，必須自己站起來，參與革命事業(yè)，不給男人當‘文明棍’，不給男人當‘巴兒狗’?！庇捎凇盃颗７俊钡呐笥褌兊膯⒌虾陀绊?，使我這個無娘的受苦人，后來竟毅然舍掉了所謂小家庭的幸福，舍下了獨生女兒，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投奔了延安，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牽牛房”的畫家，是金劍嘯，他是有才華的畫家。劍嘯是一位主要畫電影廣告和商業(yè)廣告的畫家，由于宣傳抗日，后來竟被日本特務逮捕，英勇就義，犧牲時才26歲。

“牽牛房”的魯大哥和孫教師

孫教師夫婦，是做秘密工作的。他們夫婦兩人，一位是中學教師，一位是專科學校的教員，經(jīng)常在“牽牛房”客人稀少的情況下來作客，來后默默地交給我和老黃幾張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東山里抗日游擊隊”打擊日寇的勝利消息。我當時非常喜愛和羨慕那約有二毫米的字體，非常干凈漂亮的油印抗日宣傳品，幻想有一天也會寫，也會那樣做下去……常同他們夫婦接觸的是唐達秋，他是哈爾濱第二師范的學生，從政治上和學習上與孫教師夫婦聯(lián)系密切。他是“牽牛房”的“小弟弟”。

“牽牛房”的老大哥名叫魯少曾，是哈爾濱鐵路局的職員。他是一位謹慎穩(wěn)重的大哥。他常對大家說：“出入‘牽牛房’的人要注意提高警惕，我覺得大門外來往的行人有些不對頭呢！”于是，在必要時，老黃就讓我抱著“小姑娘”（鄰家女孩名）從室內往窗外瞧著“狗”（指特務）。

“牽牛房”是日本占領哈爾濱以后，朋友們聚會和活動的地方。聽了魯大哥的建議，大家警惕性高起來。我們在客廳方桌上放上瓜子、花生、糖果之類。每在朋友多時，若來了不速之客，由在座的一人宣布：“為黃大哥、大嫂的‘石頭婚’祝賀！”或者在桌上擺上麻將、撲克之類，特意玩起來給查戶口的，給走錯門的，給那些“狗”們看。魯大哥給大家的教育是很大的。

當年“牽牛房”的朋友，蕭紅、黃之明、唐達秋（即唐景陽）、金劍嘯等人，一個接著一個的先后早已去世了，緬懷往事，令人痛心?；钪氖捾?、舒群、白朗、羅峰等從落實政策以后都很好。我在四十年前舍下的唯一獨生女兒名叫黃鸝，13歲參軍，在革命隊伍中成長為一名女高音，她沒有辜負父輩們的期望，我也就得以欣慰了。

1980年4月29日

選自《哈爾濱日報》，1980年8月3日

《夜哨》上的亮星

梁山丁

“九一八”像一塊夜幕，企圖把東北文壇上剛剛燃起的“普羅文學”火花撲滅，然而人民的火種是撲不滅的，新文學的靈魂又在借著敵人的尸體復活起來。1933年初秋，《夜哨》文藝周刊，在“滿洲國”的長春出版的《大同報》上創(chuàng)刊，宛如在黑暗的夜空，燃燒一堆野火，閃爍在祖國的北方，給淪陷的東北人民帶來光熱和希望。

創(chuàng)刊號上有一首題名《解放》的詩，代替了《夜哨》的發(fā)刊辭：

你們像是牢獄里的囚犯，

緊纏著笨重的鐵鏈，

如今，一團烈火燃燒著——

鐵鏈就要被毀斷，

打開牢獄之門前進，

光明就在你眼前出現(xiàn)。

再也不能安分地期待，

期待只是受那種種的割宰，

如今，奴隸們只有一個路——

鋼鐵一般團結起來，

偉人一般看重自己，

把鐵鎖鏈毀斷，

去歡迎那光明的出現(xiàn)。

這就是《夜哨》的吶喊和呼喚，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是能夠聽到這個聲音的。

在《夜哨》的創(chuàng)刊號上，女作家蕭紅以“悄吟女士”的筆名發(fā)表了短篇小說《兩個青蛙》，描寫兩個政治犯在監(jiān)獄里的生活，通過兩個青蛙變成一群小青蛙，預示著人民革命的勝利。她以女性細膩而又粗獷的筆致，把一對男女青年的愛情和革命工作揉合起來，兩顆年輕的心交織在一起，流著革命與戀愛的血汁。作者巧妙地反映了東北淪陷以后進步青年們的思想斗爭，她借小說中的人物，抒發(fā)她對生與死的觀點：

在這樣的世界上，我也真希望死了。因為你，我死的希望破碎了，你不是常說嗎：想要死的人，那是自私或是個人主義的變態(tài)。

蕭紅在那時，她剛剛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道路的開始，就宣傳為集體而活著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她的作品具有鮮明的傾向性。

《夜哨》共出刊二十一期，幾乎每期都有蕭紅的作品。小說《啞老人》、《夜風》、《清晨的馬路上》、《煩擾的一日》；散文《小黑狗》、《渺茫中》；詩歌《八月天》……

《夜風》是一篇描寫抗日聯(lián)軍和貧苦農民血肉相關的故事，作者赤裸裸地暴露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欺騙與剝削。代表地主階級形象的老祖母，和代表貧農形象的李婆子，對立的階級感情，通過幾個細節(jié)的描寫，生動地表現(xiàn)出來。如老祖母罵“可惡的×××（指共產黨）又在尋死”，而李婆子卻和×軍（指紅軍）一起包圍地主的房舍，揮舞著拳頭?！兑股凇返淖x者是明白這個“×”的含義的。這篇小說當時分三期連載在《夜哨》上，后來收到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蕭紅選集》里。

蕭紅是出現(xiàn)在《夜哨》上的一顆亮星，她那閃閃發(fā)光的文學作品，轟動了淪陷初期的東北文壇，她是東北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女作家。

蕭紅，本名張迺瑩，清宣統(tǒng)三年農歷五月初六，即公元1911年6月2日，誕生在黑龍江省呼蘭縣城內的一個封建地主家庭。1942年1月22日，以肺病和氣管性擴張病逝于香港，埋葬于淺水灣，終年32歲。

蕭紅的處女作《王阿嫂的死》，發(fā)表于1933年哈爾濱《國際協(xié)報》新年號征文，她的文學創(chuàng)作才華，初露鋒芒。當時哈爾濱地下黨組織積極團結進步青年進行“反滿抗日”宣傳活動，《夜哨》文藝周刊，是在羅烽、巴來等共產黨員的支持下創(chuàng)刊的。由三郎（即蕭軍）集稿，從哈爾濱寄到長春，每周一次，由《大同報》副主編陳華選取發(fā)稿。從1933年8月6日到12月24日，《夜哨》共出刊二十一期，發(fā)表小說、劇本、散文、詩歌、雜文共七十六篇，最后一期上刊登一篇揭露日本兵在鄉(xiāng)村討伐中制造罪行的劇本，《夜哨》終于被報館當局勒令?？?/p>

《夜哨》唱了絕響，但它的社會影響卻一直沒有消失，它的火種并沒有熄滅。

1934年1月，繼《夜哨》之后，在哈爾濱《國際協(xié)報》出刊《文藝》周刊，由劉莉（即白朗）主編?！兑股凇返淖髡撸扛鼡Q筆名，蕭紅開始用“田娣”筆名發(fā)表小說《患難中》、《鍍金的學說》，同時，在每天出刊的《國際公園》副刊上，開始連載《生死場》中篇小說的前兩章，《麥場》、《菜圃》，作為獨立篇章發(fā)表。當時，并未引起讀者們的特大注意。這年的6月12日，蕭紅與蕭軍一同被迫離開哈爾濱，由大連登船到青島，蕭紅的《生死場》寫成，1935年在上海以“奴隸叢書”名義出版，魯迅先生親自給小說寫了序言：“北方人民的對于生活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往往已經(jīng)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因為這是一部最早反映東北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統(tǒng)治下生活和斗爭的作品之一，轟動了祖國的文壇，奠定了蕭紅文學生涯的基礎。

蕭紅在短短不足十年的文學生涯中，為我們留下了七八十萬字的文學財富，這些作品，從在哈爾濱出版的短篇集《跋涉》（她和蕭軍合著）到在上海出版的中篇小說《生死場》，短篇集《牛車上》、《朦朧的時期》、回憶錄《回憶魯迅先生》，和在香港出版的長篇小說《呼蘭河傳》，紀念魯迅先生的啞劇《民族魂》到最后的絕筆《小城三月》，都是她在長期顛沛流離、窮困潦倒生活中創(chuàng)作出來的；都是她嘔心瀝血、艱苦勤奮創(chuàng)作出來的。這些作品所創(chuàng)造的人物形象，所敘述的故事情節(jié)，充分反映大動蕩的時代脈搏，充分說明作者的思想感情，一直是和勞動人民，和民族解放運動，息息相關，同呼吸，共命運。

蕭紅的一生，是戰(zhàn)斗的一生。她在童年時代，失掉了母愛，為爭取獲得讀書權利，和封建家庭進行斗爭，終于到哈爾濱市立第一女中學習；她在青年時代，為爭取婚姻自主，反抗父母包辦婚姻，逃離家庭，開始過流浪生活，從哈爾濱逃到北平；1932年和蕭軍同居以后，以文藝為武器向敵偽統(tǒng)治的黑暗勢力進行斗爭；1934年離開哈爾濱以后，和蕭軍并肩戰(zhàn)斗在魯迅先生身旁；1936年和疾病作斗爭，去日本療養(yǎng)；“七七”抗戰(zhàn)爆發(fā)后回國投入抗日斗爭，1938年從武漢到臨汾去民族革命大學教書；在臨汾和蕭軍分手，說明：她在愛情上也是一直在斗爭著。1940年去香港，終于孤獨寂寞地死去。

去年8月，我陪蕭軍同志訪問呼蘭蕭紅故居，我們參觀了蕭紅童年少年時代居住的房子和她讀書的龍王廟小學……回到哈爾濱以后，我又去商市街二十五號，訪問蕭紅和蕭軍居住過的地方。這些訪問勾起我很多回憶。

1933年秋天，《跋涉》出版后，《大同報》記者，曾寫專文介紹，稱贊它是真實生活體驗的作品，它有堅強的思想意識，有忠實的描寫，有特色的藝術風格，贏得當時文藝界的一致推崇。就在那年冬天，我披著一件老羊皮大衣，握著蕭軍給我的信，找到商市街。穿過一座透瓏的鐵門，在那間靠門的小房子里，會見了《跋涉》的兩位作者蕭紅和蕭軍。他們熱情地款待我這個從小鎮(zhèn)上來的，有點土氣的年輕人，那年我19歲。

我們互相稱呼筆名時，感到特別親切，宛如回到文學故鄉(xiāng)一樣。那天，蕭紅為我做的湯面，還有一碟俄式灌腸。我記得，蕭紅穿著一件青色舊呢大衣，黑剪絨小翻領，頭發(fā)蓋在額前雙眉上，臉頰微微有些蒼白，但兩只大眼睛閃著智慧的光芒。作風樸素大方。她說話的語聲很低，對人熱誠，總怕我吃不飽，直說她做的不好，而我卻吃得很飽。蕭軍卻豪爽得很，他身上穿著俄式襯衣，扎個腰帶子，戴著平頂小帽，完全是哈爾濱流行的裝束，他給我留下的第一個印象是三大，大眼、大嘴、大手，和我握手時沉甸甸的，說話詼諧而有風趣，盡管他們當時生活很苦——他們是靠稿費生活的，他們毫不吝嗇地招待我并陪我去訪洛虹（即羅烽）和劉莉（即白朗），那天夜里我們一起在中央大街地下室酒館吃了一頓俄式晚餐，然后在附近一家照相館照一張相片。

第二天他們又領我到道里公園去訪《牽牛場》的畫家馮詠秋和老黃，還會見了搞俄文翻譯的金人和寫《風流會長》的達秋。我和哈爾濱文藝界結成的文學友誼，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在。

現(xiàn)在是8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

我的案頭，擺著一本新出版的《呼蘭河傳》，這是最近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寄來的。這本書的扉頁上畫著呼蘭小城和呼蘭河的圖案，扉頁后面是一幅蕭紅照片，下面一行字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于哈爾濱”，從日期上說明，這是蕭紅離開東北時留下的最后形象，是一幅很珍貴的照片。

我望著蕭紅的遺像，思緒萬千，屈指算來，蕭紅離開我們已經(jīng)三十八年了。今年6月是她誕生六十九周年！遺憾的是她沒有親眼看到祖國天翻地覆的變化，她小說里描寫的那些貧苦農民早已得到解放，她所憎恨的地主階級反動統(tǒng)治早已被推翻，勞動人民腳上的鎖鏈早已被粉碎……萬幸的是她沒有經(jīng)受到“四人幫”制造的十年浩劫，如果她真的活到現(xiàn)在，她也很可能被扣上幾頂帽子的！而今天，粉碎“四人幫”以后，祖國處處是春天，文藝界的春天來得更早，北方文藝出版社傳來了春天的喜訊，他們要為東北著名的女作家蕭紅出版全集；蕭紅家鄉(xiāng)的鄉(xiāng)親們透露出他們的愿望，要將蕭紅的墓地由廣州遷回到哈爾濱，將蕭紅呼蘭故居辟為紀念室。我想蕭紅有知，她將并不感到寂寞的。

《夜哨》上的亮星，曾經(jīng)閃耀在祖國的北方，把光和熱溫暖著東北這塊土地，而后又把它的光芒射向祖國，飛向世界。

現(xiàn)在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在研究她，評論她，紀念她。

關于蕭紅的身世，聽到種種傳說，去年訪蕭紅故居時和蕭軍同志談過，到鏡泊山莊時和陳堤同志談過，今年春節(jié)在長春和錫金同志談過，在牡丹江時又聽鐵鋒同志談過，蕭紅同志到底是不是張家的后代，我想還是讓那些文學研究家們去探索，我在這篇小文里，只想給蕭紅畫個速寫，給一些青年讀者提供一點印象。

選自《長春》第六期，1980年

重見蕭軍憶蕭紅

厲戎

蕭軍從延安回東北以后，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是1946年，當時他正在佳木斯，是魯迅文藝學院的負責人；可能是在早春的一個星期天，我步出合江省教育工作者學習班的大門，心情隨著腳步聲在起伏著，興奮、愉快、急切、也還伴有一點緊張。三郎、悄吟都啥樣了？幾個孩子了？三郎還是那樣肋脦嗎？悄吟還那么瘦嗎？這些年他們又寫什么書了？……雪跺得嘎吱嘎吱響著，小北風不聲不響地在咬著我的臉……經(jīng)過傳達，可下子見著了。“大哥！你還認得我嗎？”我趕前兩步，握著他的手，興奮地笑著，不知怎么回事，這由初見而綻開的笑容卻和久別的難過心情開始在掙扎，兩頰前后地微微在抽動起來了，但我還是強忍住了充滿兩眼的淚水，他一面握住我的手不放，一面把胸部略向后仰，久久地注視著我的臉：“你是滕……”他似乎說不下去了，“厲戎！”我趕緊提醒他一句，他的手握得緊了，我們都笑了?！澳汩L的比我都高！”他身穿青布棉襖，頭戴個矮樁的氈子棉帽盔，拖著一雙大氈鞋，面龐有些豐滿了，眼睛也像比以前老成了，但還像有那股子亢勁。“到這屋吧！”他伸出右手讓著我。一條舊桌子，上面橫七豎八地堆擠著一大堆書報。我開始陳述著這12年的生活和工作，……“再寫什么來沒有？”他逐漸收斂了笑容，眼睛看著東窗，“我和關沫南在1937年冬合寫了一本小冊子《蹉跎》；在音樂方面，我編了一本《十字街頭》，一本《歌潮》，還有幾集《初學歌集》……”我呆板地背誦著，他沒有什么表情，也不看我，這使我很不是滋味，摸不清他究竟要指責我什么。他點起了木頭煙斗，狠狠地吸了一口，站起身來，在地板上踱了兩步。我以前很少見他有這個舞臺式的表情?！斑@12年你還是白紙一張??！”我一下子明白了，他是說我在這期間沒給祖國做出一點貢獻。但我知道他初回東北，手頭絕不會有我出版的東西，當然他更不知道這些集子的主要內容和偽滿警察廳檢閱股砍下去的東西。更不消提我在1942年春天已被特務股列入了黑名單。半小時過去了，既沒見著悄吟，也沒聽見孩子們的嬉笑聲，“大姐呢？”我想也許她在別的屋子里不知道我來，“她已經(jīng)死了！”蕭軍的聲音低沉了，輕輕的、慢慢的、平平的；他的眼睛半瞇著，表情淡淡的、淡淡的。這個表情更加重了他的語調的分量，像在我的胸部壓上了一塊大石頭，緊接著頂住了我的喉嚨，使我透不出氣來，就在這一瞬間，悄吟以前的各種表情都一齊涌上了我的腦際。他慢慢地走到西窗前，留給我一個他遙望著長空的背影，一團濃濃的青煙從他的頭上慢慢地飄散開去。我有些后悔，不該冒然地直接向他了解，以致引起他的悲傷，當然大姐是多暫死的、什么病……這些話更不便再問了。忽然我想起我才看到的門聯(lián)，是悄吟扔下的孩子嗎？不是……大哥！你們房門對聯(lián)的下聯(lián)寫的“一家四五口……是……”“我在延安結婚了，還生了兩個孩子！……今天你在我這兒吃肘子，我還是不喝酒，要喝你自己喝吧！”顯然他想轉開話題，下了一道命令。飯后我在他另一間屋子里彈起了鋼琴，他皺著眉，吸著煙，靜靜地聽著。不管是在天棚、吊燈、還是在鋼琴的黑白鍵子上，處處都浮現(xiàn)著悄吟清瘦的面龐，笑的、沉思的、頑皮的……以及每次我和他們見面的許多場面，鬼才知道我在彈了些什么，連何士德同志什么時候進來的我都不知道。

冷丁回憶起來，時間可真不短了，有的淡忘了，有的記憶還很深刻。那還是1934年的初春呢！我和山丁的弟弟考上了東省特別區(qū)立哈爾濱第二中學校的初中，因為我們都是孩子，第一趟出遠門，兩家都不放心，所以叫山丁跟來照料我們，他臨走時，又把我們倆委托給他的文學朋友、本校師范六班同學唐景陽（筆名達秋）照看。上半年的學費是65元，來哈前父親給我?guī)Я?7元，答應以后每月寄給我兩塊錢零花，沒想到學校另外還要五元錢的保證金，還得取個人名保。這下子可難住我了，寄信管父親要吧？我知道這67元錢還是父親外借了一部分才湊上的，不能再要，只有每月少花點零錢，還可以攢夠數(shù)，可是這又遠水不解近渴，還得找個保人，托誰呢？只有找唐景陽商量了。原來唐景陽也是個窮學生，全仗給《國際協(xié)報》寫點稿子維持學習，但他卻笑著對我說：“都好辦！這個禮拜天我領你上一個朋友家借借去，這個朋友是家庭教師，還是個作家呢！”吃過了早飯，我們就出發(fā)了。哈爾濱的三月，還是大冷的天，沒有風，也沒有云，可是飄著清雪，一會兒身上就落了薄薄的一層，可能他是凍慣了，不戴帽子，散亂的長發(fā)，一走一扇乎，一副近視眼鏡，一條長圍巾，長棉袍子，拖地的長棉褲，后褲腳子都磨飛邊了，一雙大傻鞋……我們從南馬路口往西拐，一輛黑色小汽車開到我們的身旁，速度大大減慢了，車門推開了，“道里一毛！道里一毛！”司機探出頭來向著我們招呼。入學以后這是第一次上街，覺得什么都新鮮，小汽車雖然舊了些，沒想到就這么容易坐上，但是我明白，這兩毛錢對我來說還必須得掂算著花，我從后側面望了望唐景陽，他側過頭來笑著說：“咱們還是走著走吧！不遠！走著比坐車暖和呀！”我一邊走一邊看光景，一排排大樓真洋氣呀！過了新城大街往西，行路的俄國人漸漸多起來了，男的都穿皮領子大衣，女的更洋氣了，歪戴個小氈帽，上面插著個雞翎子或者是幾朵小絨花，長毛的大衣領子，兩手插在手籠里，可是她們都沒穿棉褲，露著腿肚子，穿雙高腰絲線襪子，足登高跟鞋，外面還套了雙膠皮套鞋。我真納悶，她們上身穿的那么厚實，為什么脖子怕冷腿肚子反倒不怕凍呢？噢！可能也是凍慣了。

中央大街又名莫斯科娃牙，有中國字街牌，也有俄國字街牌，街東邊是中國街，街西邊是外國街?！斑@回可到了！你看道北那個鐵大門洞子！”唐向道北指著。進了大門洞，正面是所小洋房，西側有個小矮房，還帶個木頭門斗，進門就是廚房，能有兩平方米大小，也許是乍進屋的關系，里面黑乎乎的，借著開門的小亮，模糊地看見有個年輕女人，我忙用唐的身子擋著自己，因為我不敢看她。“哎呀！達秋來啦！”聲音像銅鈴那樣清脆，語調又是那樣爽朗?！斑@位小老弟是……”顯然她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我?！翱爝M來吧！今天冷吧？！”隨著里屋門的開處，閃出來個青年男人，個子沒有唐景陽高，可是和唐一樣，也是一頭散亂的長發(fā)，兩頰消瘦顴骨突出，眼睛雖然不太大，可是目光有神?！昂?！還帶來個小老弟？！”他的聲音粗大，語調豪爽，看不出有一點教師的那種斯文勁。小屋頂多有十米，靠門左搭了張大床，被子是疊起來了，可是并不整齊，墻角掛了一幅小油畫，一看就能認出來是這位男主人，顴骨高高的，倒有三分像朝鮮人，靠院子這邊有一個玻璃窗，上面掛滿了厚厚的霜，窗下擺著一張舊桌子和三個凳子，總的看來，什么都零亂，什么都破舊。“我給你們介紹一下?！碧埔贿叢林鴴炝怂难坨R，“這位是三郎，你叫大哥！這位是悄吟，你叫大姐！這是我的新同學，山丁的朋友，叫滕厲戎！”我呆板地行了兩個禮。男主人和我寒喧了兩句，便和唐談起來了，談著談著，悄吟也加入了，他們談了《國際協(xié)報》最近揭露的文章和某幾個作家的動向，談了五日畫報社、談了……這些談活，對我來說都是生疏的、新鮮的、從沒聽過別人談過的。無疑這些談話也使我很感興趣，我似乎覺得他們是另一個行道，而且是個很厲害很了不起的行道；但是我也發(fā)現(xiàn)他們也是窮得要命，我不禁有些著急了，這五塊錢恐怕沒有指望了。忽然他們的話鋒轉向我來，一下子把我的探索的思維給打斷了。“小老弟！聽說你也愛好寫文章嗎？！好幾百人你考個第二，還挺棒呢！”三郎顯得幽默起來了，我覺得臉上發(fā)熱，一時找不出一句適當?shù)脑拋?，“我考的不好！這是僥幸！”我勉強地看了他一眼。“第一批山丁的弟弟沒考上，第二批還是他給搶上的呢！”（替他考上的）唐補充了一句?！澳悄阄恼乱欢▽懙牟诲e！出的是什么題？”清脆的鈴聲也響起來了，悄吟坐在板鋪上，我沒敢抬頭，只是盯了盯她的下身，又是一個奇跡，她拖的是一雙男式的舊棉鞋?！拔业闹驹福　?。我只能回答她問題的一半，因為我不理解作文就是文章。“嗯！我聽山丁的弟弟說，他在高小時候凈考第一，他的作文篇篇都留成績了！”唐又插了一句?！靶±系埽∧阏姘?！將來當個作家吧！好不？”悄吟邊說邊向我走來，端起茶壺向我碗里續(xù)水，我本能地站了起來，雙手捧著小碗?！吧督凶骷已?？”我靦腆地微笑著看了她一眼，一副俏皮而清瘦的面龐，兩只小短辮……“嘻嘻！作家就是寫文章的人吶！”“呵！有了同行的啦！哈哈……”三郎爽朗地笑起來了。屋里的空氣也像在活躍起來了，把我的拘謹勁一下子給打去了一大半?！霸趺?？你嫉妒啊，我就要拉這個同行！”悄吟側頭瞥了三郎一眼，似笑似嗔地向門外走了。“寫文章當然是人們的一種愛好，但是要當個作家，寫文章就不單純是愛好的問題了，首先是你要寫什么？為什么要寫！”三郎說到最后，笑容突然收了臉變得一本正經(jīng)了。我茫然地點點頭?！翱峙聟柸诌€真不知道要寫什么呢！”唐景陽算是替我說了?！按蟾?！你說要寫什么呢？”“要寫窮！”三郎把臉板起來了，板的那樣嚴肅，聲音也大了，說的那樣斬釘截鐵。悄吟進來了，端了一盤像橘子瓣一樣的東西，橙色還帶點粉色，她走到我的眼前?！俺蕴前尚±系?！別聽他白話！”大家都笑了?！昂茫∧阏f我白話就算我白話，再聽你說說吧！”三郎微笑著站了起來，抓起幾塊糖，給我兩塊，我接過來放在桌子上了。“看！你又把教學生的嚴肅勁拿出來了，小老弟嚇的連糖都不敢吃了！”“我嚴肅了嗎？我的學生可不怕，他還騎在我的脖子上呢！”“三郎！咱們請小老弟吃什么？”“我們今天九點鐘吃的早飯，一點也不餓！”唐邊說邊看著我，像要求我出來作證?！罢娴?！我們一點也不餓！”“很簡單！我去買去！我們也當不了吃午飯！”三郎說完一抬身子走了。悄吟坐在凳子上，把身子伏在桌子上看著我，一點掩飾沒有，側著頭臉對臉的看著我，我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明白她是在逗一鄉(xiāng)下的孩子。“小老弟還像個大姑娘哪！你十幾啦！”“17！”“我還是個老大姐呢！來！我喂你吃糖！”說著她便拿起一塊糖送到我的嘴里，我看著她笑了，糖外觀好像是用石膏做的，上了層色，用舌頭一碰飄輕，一咬挺糠，除了甜還有點其他什么香味。“三郎說的對，要寫窮！但是光寫窮不行，要寫都因為什么窮的，都有哪些人是窮的，窮到什么地步；富人又是什么樣子，官老爺又是什么樣子，他們過的是什么生活，他們是怎樣對待窮人的……”經(jīng)悄吟的這一解釋，我對窮字的這個總題明白得多了，但是“為什么要寫窮呢？”我急切地希望著，“因為不平！”想不到這位總是面帶笑容的大姐突然也嚴肅起來了?！安黄絼t鳴！”唐插了一嘴，我一下子明白了，原來作家寫文章就是要為窮人鳴不平啊！

悄吟、三郎、達秋，他們的最強音像漫天的暴風，猛地掀起了我心潮的巨浪。不由的想起了我悲慘的童年。是??！父親為什么見人總是低三下四？我為什么當童工？為什么二頭子拿膠皮鞭抽我我還得滿臉賠笑地叫二叔？我為什么除夕晚上送財神碼子？我為什么趕在放鞭炮的時候搶先上當鋪當號？……為什么？因為窮！怪不得奶奶常告訴我：“冷天尿水，吃人吃虧啊！”這話是真不假！心潮在澎湃著，這種冤屈是應該說出去的。

“大姐！我家就很窮，我愿意當作家，我愿意寫窮！你就多指點我吧！”說完我又后悔了，不該在人家面前暴露自己窮，這多叫人家瞧不起！可是向人家借五塊錢的保證金不就說明自己窮嗎？嘿！這種自欺欺人的假面具！

悄吟和達秋的眼神變得親熱了，大家互望著，笑著，悄吟突然把我的頭摟在懷里，“好！我就收你作個徒弟！來！大姐再給吃塊糖！”我乖乖地張開了嘴，親熱地仰望著她的下頦。

三郎回來了，“啊！這么快你們就親熱起來了！哈哈……”“快吧？！我收徒弟了！咱們一定要教給他寫文章！”悄吟撒開了我，接過三郎買來的東西?！拔壹揖褪沁@么簡單，你看！一湯一菜一飯！”三郎笑著對達秋說。我們就著紅腸、格瓦斯，吃著面包，屋子在人們的不知不覺中冷下來了，但我們卻有說有笑，吃得個熱火朝天，悄吟活潑起來了，活潑得無拘無束?！昂猛郏∈胀降芸偟糜袀€見面禮??！”三郎瞇縫著眼，猛地喝了一口格瓦斯?！霸珙A備啦！”悄吟從床底拿出一本書來，“這是三郎和我最近出版的小說散文集《跋涉》，就算是見面禮吧！”書不到半寸厚，十六裁的，牛皮紙的皮，上面印著“跋涉”兩個大字，下面的小字是三郎、悄吟。我接過來一翻，書頁參差不齊，還有許多頁連在一起沒裁開。“回去裁開再看！看完了送書局去，他們就給切齊了，這個辦法好，看完了還像一本新書！”三郎向我囑咐著。

“咱們走吧？！”達秋看著我。

“等等！我還沒卡戳哪！”三郎在我的保證書上蓋了一個章——柳燕白印?！按蟾?！你是柳老三哪？！”我頑皮地向三郎翻愣著眼睛?！耙苍S是吧？！”他拍了一下我的右肩。隨手掏出五塊錢來。“我得過兩個月才能還呢！”“不要緊，我還有呢！”

我和唐景陽走到孔士洋行拐角了，三郎和悄吟還在大門洞外望著我們呢！

哈爾濱的空氣有些緊張了，因為我畢竟還是個孩子，所以三郎和悄吟的走，達秋并沒告訴我。第二次看見蕭軍的時候是1955年，在北京的后海，第三次是1979年夏，在哈爾濱，這次又見著他了。蕭軍老了，身體雖然很棒，可是頭發(fā)白了。蕭紅死的時候還很年輕?！按蠼?！你為什么得??？又為什么死的那么早呢？大姐！現(xiàn)在的文筆人好做了，黨一直在鼓勵著他們，不像舊社會那樣有的文筆人凈挨抓了，因為印把子掌握在咱們的手里了。大姐！安息吧！大姐！”

選自《創(chuàng)作通訊》第四期，黑龍江作家協(xié)會編，1981年（內部交流）

我們第一次應邀加參加魯迅先生的宴會

蕭軍

一封書簡

1934年12月某日，收到了魯迅先生寄給我們以下的一封書簡：

劉 吟 先生：

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時，我們請你們倆到梁園豫菜館吃飯，另外還有幾個朋友，都可以隨便談天的。梁園地址，是廣西路三三二號。廣西路是二馬路與三馬路之間的一條橫街，若從二馬路彎進去，比較的近。

專此布達，并請

儷安

豫

廣同具——十二月十七日

接到這封信的日期可能是在發(fā)信——12月17日——的第二天——12月18日。

這不是夢！這是真實。

時間已經(jīng)是四十余年過去了，當然，在今天我已經(jīng)不可能再如實地寫出當時的我們那種激動的、復雜的心境和情景！只記得把這封短短的書簡由我的手轉移到蕭紅的手，由她的手又轉移到我的手，……而后又每人用了自己的一只手把這信捧在了兩個人共同的胸前看著、讀著……兩人的兩只手全在不約而同地不能夠克制地在輕輕抖動著！……眼淚首先是浮上了她的眼瞼，落下來了！接著我的眼睛也感到了一陣濕潤。但我的眼淚卻沒能夠痛快地流落出來！因為在生理上我有缺陷，從來沒記憶過自己的眼淚曾經(jīng)能夠流落到眼睛外邊來！

我們這兩顆漂泊的、已經(jīng)近于僵硬了的靈魂，此刻竟被這意外而來的偉大的溫情，浸潤得近乎難于自制地柔軟下來了，幾乎竟成了嬰兒一般的靈魂！（四十余年以后寫到這里，我的眼淚竟又浮上了我的眼睛，但還不能夠流下來?。?/p>

一件新“禮服”

當時，我們經(jīng)過了一陣夢一般的迷惘以后，才漸漸恢復了清醒。我清醒后的第一件事，馬上尋出了一份上海市的市街圖來，首先從它的“索引”上尋找“二馬路”和“三馬路”的大體方向和位置；其次是尋找那條稱為橫街的“廣西路”。如此，大方向大概的地位初步確定了，我也量取了它的路程距離遠近，以及要乘坐某條路線的公共電車和汽車才能夠到達，……我儼然又如一個軍人要進行戰(zhàn)斗一般，精密地把一切：方向、地形、地物，……全作了一番想象和仔細的研究，才松了一口氣，靜靜地望向蕭紅，似乎要向她開始發(fā)表什么議論了。但她卻笑著一雙剛流過淚還有些濕漉漉的大眼睛，帶有嘲笑意味地卻搶先說話了：

“你要出兵打仗嗎？”

我一時迷惑不解地望著她，不知道她說這話的真意所在，反問著她：

“你這話是什么意思？”

“我和你說話，竟裝做沒聽見的樣子，一個勁兒的在那張破地圖上看來看去，又用手指量來量去！簡直像一個要出兵打仗的將軍了！”

“我總得把方向、地點……確定下來呀！心里得有個譜，怎么能夠臨時瞎摸亂闖呢？——你要和我說什么呀？”

“我要和你說呀……”她伸過一只手扯了扯我的罩衫袖管，接著說，“你脫了外套，就穿這件灰不灰、藍不藍的破罩衫去赴魯迅先生的‘宴會’嗎？”

“那穿什么呀？——我沒有第二件，……?！?/p>

“要新做一件，——”

我搖了一下腦袋，說了一聲“沒必要”，斷然地拒絕了她的主意，而且補充著說：“上一次會見魯迅先生時，不也就是穿的這件罩衫嗎？”

“這一回……有客人！”

“魯迅先生信上不是說，只有幾個朋友，而且都是可以隨便談天的嗎？魯迅先生認為可以隨便談天的人，我想總不會有什么‘高人貴客’吧？左不過是一些左翼作家們，我以為他們不會笑話我的罩衫的吧，……?！?/p>

“你這個人！……真沒辦法！”

她似乎又有些發(fā)怒了，兩只大眼睛閃亮起來了，……把床上的大衣一手抓過去，隨便地披到了肩上，一扭身形竟沖出了屋門，接著是一串急促的篤篤篤下樓梯的腳步聲，她竟半跑似的走了出去，……

我莫明其妙地靜靜地看著她這一系列的動作，既沒來得及問她為什么發(fā)怒？也沒問她干什么去？……當然也沒攔阻她，更沒追趕她。因為我是充分知道她這人的體性的，遇到類似這種情況出現(xiàn)時，她不會回答你的問題，也不會聽從你的勸阻。如果她走了你追她，她就跑得更快些！……因此我就只好“隨她去吧”！待過了一定的時間，她就會像什么事情也沒發(fā)生過一樣，又像一個孩子一般地跳跳叫叫地回來了。

大約經(jīng)過了兩個小時以后，我聽到樓梯上有她的急促的腳步聲——這是我所熟悉的——上來了。這時候我似乎正在寫著一些什么或讀著一些什么，我假裝沒聽到她的腳步聲，以至她推門走進來，……忽然一卷什么軟綿綿的東西敲到我的頭上來，同時聽到她帶著笑的聲音責備著我說：

“你沒聽到我回來了嗎？”

“沒聽到——”我慢慢地轉了一下頭，嘴角歪動了一下說：“我什么也沒聽見！”

“壞東西！——看，我給你買了一件衣料！”

她把一片黑白縱橫的方格絨布料，兩手提拎著舉向我的身邊來，——我估計，原來打在我頭上的那軟綿綿的東西大概就是這布卷卷了。這時候，我本能地周身的神經(jīng)感到森涼了一下，心里想：“糟糕！大概她把僅有的一點錢全買布料了，也許連明天赴‘宴會’的乘車費也花光了！……”我擔驚，而心情有些沉重地問著她：

“買它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