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愛國篇

人生的五次選擇

古往今來，凡有大作為、成大器者必是能緊隨國家發(fā)展的脈搏，進而把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相結(jié)合。錢學森懷著對祖國和人民的無限熱愛與忠誠，做出五次重要的人生選擇。這五次選擇都以國家利益為重，以人民利益為重，他將熾熱的愛國情懷融入學習和工作中，將個人的興趣愛好與祖國的迫切需要緊密結(jié)合。

人生第一次選擇——學習鐵道工程

1929年，錢學森報考大學前夕，他的中學數(shù)學老師認為他數(shù)學好，應報考數(shù)學系，將來當數(shù)學家；國文老師認為他文章寫得好，應報考中文系，將來當作家；美術老師認為錢學森在藝術上有天賦，建議他學畫畫，將來當畫家；而錢學森的母親章蘭娟希望他子承父業(yè)，建議他學教育，將來當教育家。此時錢學森已經(jīng)有了自己的主意，做出了人生的第一次選擇：學鐵道工程，學造火車頭。中學時，他經(jīng)常聽老師講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給出了一整套振興國家的設想，為了讓衰敗的中國迅速復興，提出要發(fā)展交通，尤其要發(fā)展鐵路交通。錢學森受這一觀念的影響，報考了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學的就是鐵道機械工程專業(yè)，當時叫鐵道門。

人生第二次選擇——改學航空工程

正當錢學森在交通大學憧憬著畢業(yè)后做詹天佑式的鐵道工程師時，1931年和1932年先后發(fā)生了“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在“一·二八”事變中，日軍飛機對上?？褶Z濫炸，給中國軍民造成慘重損失。在校園里目睹著天空中肆虐的日軍飛機，錢學森做出了人生的第二次選擇：改學航空工程，學造飛機。此后，他利用課余時間把交大圖書館里所有航空方面的書都讀了一遍，還發(fā)表了多篇關于航空方面的文章。錢學森從交通大學畢業(yè)后考取了清華大學庚款留美公費生，專業(yè)是航空工程，當時叫航空門。在出國前，他根據(jù)清華大學的安排，在杭州中央飛機制造廠、南昌第二航空修理廠、南京第一航空修理廠、上海高昌廟海軍制造飛機處參觀實習了大半年。

1934年清華大學考選留美公費生揭曉通告。

人生第三次選擇——改學航空理論

1935年9月，錢學森來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讀研究生，一年后獲航空工程碩士學位。在學習過程中，他發(fā)現(xiàn)當時航空工程的工作依據(jù)基本上是經(jīng)驗，很少有理論指導。錢學森認為，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論，并以此來指導航空工程，一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當時美國的航空工廠普遍歧視中國人，錢學森在碩士畢業(yè)后無法進入工廠實習以獲得必要的航空工程實踐經(jīng)驗?；谝陨蠋c考慮，他做出了人生的第三次選擇：從做一名航空工程師，轉(zhuǎn)為研究航空理論。錢學森向當時最擅長航空理論研究的加州理工學院提出入學申請，并成為世界著名力學家馮·卡門教授的博士生。在馮·卡門的指導下，錢學森迅速成長為航空理論界的青年才俊。

人生第四次選擇——改做航天工程

1955年，錢學森回國后不久，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指示陳賡大將詢問錢學森，中國人自己搞導彈行不行？錢學森的回答非?？隙?，但他并沒有料到國家會把研制導彈、火箭的任務交給他，讓他來做技術方面的負責人。國家的需要使錢學森做出了他人生的第四次選擇：從學術理論研究轉(zhuǎn)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設。錢學森晚年曾經(jīng)跟他的秘書說：“我實際上比較擅長做學術理論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國家叫我干，我當時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沒有想那么多就答應了?！卞X學森干起來之后才發(fā)現(xiàn)原來做這個事困難那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多的精力，而且受國力所限，國家只能給這么一點錢，所以壓力非常大。他以國家的需要作為自己工作的選擇，義無反顧投身于中國航天事業(yè)，并且出色地完成了國家交給他的任務。

人生第五次選擇——重回科學研究

1982年，從國防科研領導崗位退下來的錢學森已經(jīng)71歲了。為國家做出了這么大貢獻，錢學森完全可以休息了，寫寫回憶錄，做做報告，但是他又做出了人生的第五次選擇：再次回到學術理論研究當中。此時全國上下都憋著一股勁，要把被“文革”耽誤的時間奪回來。錢學森認為，自己沒有任何理由置身事外。從71歲到85歲，他以獨到的研究視角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數(shù)學科學、系統(tǒng)科學、思維科學、地理科學、軍事科學、建筑科學等領域進行不懈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而富有建設性的思想。在我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偉大征途中，錢學森的很多思想如系統(tǒng)工程思想、綜合集成思想、總體設計部思想等已在國民經(jīng)濟、軍隊建設以及社會發(fā)展中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錢學森非常看重自己晚年的科研成果，他曾經(jīng)對堂妹錢學敏教授說：“我這些年來和你們一起研究和探討的這些問題與設想，才是我回國以后開創(chuàng)性的、全新的觀點和理念。它的社會意義和對現(xiàn)代科學技術發(fā)展的重要性，可能要遠遠超過我對中國‘兩彈一星’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