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物張愛玲：性、商品與殖民迷魅

大三那年，由永和搬回復興北路舊眷村改建的住宅，老鄰居多還在，但對著十四層的電梯大廈，總有著腳踏不著實地的戚然。地方還是老地方，卻尋不著任何可以拴牽記憶之處，整個人飄忽如游魂。在這個錯愕的異質(zhì)空間里，我在家的遺跡之上又有了家。

從小沒搬過家，雞犬相聞的窄窄巷道，村子的老樹與夏日沉沉的草地，曾經(jīng)恍惚以為這就是天長地久的地方，而第一次搬出去就五六年，改建好搬回來的時候，一切都變了，母親過世，我也由懵懂的小女孩變成了有模有樣的大學生。

搬出搬進之間，被迫丟了不少東西，但有只盒子卻是在搬回來后的半年才丟的。盒子里裝著兩件小時登臺表演的芭蕾舞衣，一件用金蔥布和黃褶紗做的，記得是跟秋天落葉有關的舞碼，另一件是紫緞上綴著珠花亮片配紫紗裙，跳什么早忘了。來來回回舍不得丟，但真的是爬滿蟲子了。有日心一橫，叫妹妹順手帶到樓下去。

總是在這種時候記起張愛玲。當華服變缊袍、陳絲如爛草，涌起郁郁蒼蒼的身世、母親與耽溺，或許就是我“戀物”張愛玲的情結所在，而今要用典雅端莊、正經(jīng)八百的論文形式處理的，其實也正是千絲萬縷卻欲解還結、死纏爛打依舊死心塌地的心理糾結，是張愛玲，也是我的“戀物”。戀物不就是一種“患得患失”嗎？擁有時怕失落，而只有不斷的失落才可印證曾經(jīng)擁有。戀物不也是一種“幻得幻失”嗎？“幻”影的“幻”，“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的“幻”。戀物當然更是一種“換得換失”，是置移、替代與否認的心理機制，從來就不曾失落過，只因從來就不曾擁有過。

在下面如戀人絮語般的長篇大論中，我將有樣學樣于另一位女性主義學者寄深情于學術。（哪個寫女人的女人不自戀？）托里爾·莫依在寫《西蒙娜·德·波伏瓦》一書時，刻意回避了“傳記vs.文本”的二元對立。對她而言，“她留給我們有關小說、哲學、自傳和書信文本的交互指涉網(wǎng)絡，正是我們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此主體性與“文本性”相互疊合交織、相互建構形塑。因此下面討論的張愛玲，將包含各種文本與社會、文化脈絡文本，有小說、散文、評論、劇本、照片、書信等，我們的張愛玲依舊是一個未曾終始的文本。

在理論架構上，將以“戀物”與“戀物化”為主，借力（后）殖民研究的“殖民凝物”?？偠灾瑢憦垚哿釕傥锏恼撐?，既該有情書的纏綿，也該有小報的聳動，在東家長、西家短的碎嘴聒噪中，牽腸掛肚、繪聲繪影我們的張愛玲。

華洋雜處：異國情調(diào)與殖民凝物

張愛玲所處“華洋錯綜、新舊掩映”的上海與香港似乎也該有更多歷史的陰影、殖民的焦慮雜糅其中，使其戀物更具權力、欲望、性/種族/膚色/階級差異的穿刺。此部分便將以（后）殖民研究的角度切入，將戀物在性別政治化之余，也種族/文化政治化一番。

其實英文fetish的字源，不僅在文化人類學研究中可上溯靈石、符物，更可在歷史發(fā)展上追溯到西方殖民帝國主義之發(fā)軔期。fetisso最早乃為葡萄牙人的貿(mào)易術語，是歐洲人與非洲人交易時用以起誓成交的信物，而此African fetish更在日后以其獨特之魔魅席卷歐洲，轉而成為表現(xiàn)非洲原始蠻荒的美學符征，而此“美學化”的過程背后卻又是一頁頁血淚斑駁的奴隸販賣殖民史。英國藝術史家哈爾·弗斯特就曾以十七世紀荷蘭靜物畫為例，談論藝術呈現(xiàn)的戀物結構。畫中豐盈之展示器物，既魔魅又可即，神靈活現(xiàn)地擺蕩在生物—非生物之幽冥，出現(xiàn)一種“詭異的生動”與“死寂的懸止”。這些“超自然”之物既有繪畫上的價值，也栩栩如生地帶出所呈之物的商品價值，成為荷蘭帝國主義與殖民市場的提喻舉隅。我將從弗斯特此種融合弗洛伊德與殖民研究，先切入張愛玲筆下的東方主義式凝視與器物表呈，再進一步探討其中對文化、種族與膚色差異的“殖民凝物”，最后將以洋人/混血/洋派的人來分別談論張筆下新舊與華洋的排比轉換。

首先，“東方主義”一詞為愛德華·薩義德援引并發(fā)展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基本心理機制，在“東方主義式的凝視”之下，西方看不見東方，只看見自己欲望投射出去、結合了“異國”與“異色”的東方色彩；或用弗朗茨·法農(nóng)在另一個種族殖民架構（黑白沖突）中所用的“文化木乃伊化”來說，殖民凝視便是在視覺快感中，將他者客體化與置固化，此種“他者的西方戀物化”，便是將第三世界活生生的現(xiàn)實與現(xiàn)狀化為神秘之本資或僵止置固在幽邈的古代。

像《鴻鸞禧》里描繪玉清與大陸結婚的禮堂，其富麗堂皇之裝飾完全投合了外國人的東方色彩：

廣大的廳堂里立著朱紅大柱，盤著青綠的龍；黑玻璃的墻，黑玻璃壁龕里坐著的小金佛，外國老太太的東方，全部在這里了。其間更有無邊無際的暗花北京地毯，腳踩上去，虛飄飄地踩不到花，像隔了一層什么。整個的花團錦簇的大房間是一個玻璃球，球心有五彩的碎花圖案?？腿藗兌际切⌒囊硪眄樦蛎媾佬械纳n蠅，無法爬進去。

但真正詭異的是，這花團錦簇的大房間不是外國老太太的東方幻象，而是十里洋場上海都會的結婚廳堂，這虛實真幻間仿佛時間凝止，空間錯置，已被殖民凝視“釘死”的東西又借尸還魂，這種視覺的精神分裂與錯亂，正是既可用中國人的眼看外國人，又可用外國人的眼看中國人的“文化混血兒”張愛玲的長處與苦惱。一方面她對炎櫻說過，“像我們都是在英美的思想空氣里面長大的，有很多的機會看出他們的破綻”（《雙聲》），另一方面她覺得用洋人的眼睛看中國也不失趣味：

用洋人看京戲的眼光來看看中國的一切，也不失為一樁有意味的事。頭上搭了竹竿，晾著小孩的開襠褲；柜臺上的玻璃缸中盛著“參須露酒”；這一家的擴音機里唱著梅蘭芳；那一家的無線電里賣著癩疥瘡藥；走到“太白遺風”的招牌底下打點料酒——這都是中國，紛紜，刺眼，神秘，滑稽。（《洋人看京戲及其他》）

當然張愛玲不是不知道即便是最天真爛漫的殖民帝國凝視，都有其權力壓迫的脈絡可循，但她多半以輕描淡寫的趣味一筆帶過：

有個外國姑娘，到中國來了兩年，故宮，長城，東方蒙特卡羅，東方威尼斯，都沒瞻仰過，對于中國新文藝新電影似乎也缺乏興趣，然而她特別賞識中國小孩，說：“真美呀，尤其是在冬天，棉襖，棉褲，棉袍，罩袍，一個個穿得矮而肥，蹣跚地走來走去。東方人的眼睛本就生得好，孩子的小黃臉上尤其顯出那一雙神奇的吊梢眼的神奇。真想帶一個回歐洲去！”

思想嚴肅的同胞們覺得她將我國未來的主人翁當作玩具看待，言語中顯然有辱華性質(zhì)，很有向大使館提出抗議的必要。愛說俏皮話的，又可以打個哈哈，說她如果要帶個有中國血的小孩回去，卻也不難。（《道路以目》）

因此，張愛玲對帝國殖民主義的反思，不在于義正辭嚴的反霸反帝，而在于呈現(xiàn)殖民主體（包括外國人、混血兒、中國人）本身內(nèi)在的精神分裂與不穩(wěn)定性，尤其是文化融合的“疊影”。

這種“疊影”（帝國凝視下影像的分裂與雙重），就像是薇龍在第一次造訪姑媽“皇陵”宅院時所見到的自己：

從走廊上的玻璃門里進去是客室，里面是立體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幾件雅俗共賞的中國擺設，爐臺上陳列著翡翠鼻煙壺與象牙觀音像，沙發(fā)前圍著斑竹小屏風，可是這一點東方色彩的存在，顯然是看在外國朋友們的面上。英國人老遠的來看看中國，不能不給點中國給他們瞧瞧。但是這里的中國，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荒誕，精巧，滑稽。

葛薇龍在玻璃門里瞥見她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東方色彩的一部分，她穿著南英中學的別致的制服，翠藍竹布衫，長齊膝蓋，下面是窄窄的褲腳管，還是清朝末年的款式；把女學生打扮得像賽金花模樣，那也是香港當局取悅歐美游客的種種設施之一。然而薇龍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樣愛時髦，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絨線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越發(fā)覺得非驢非馬。（《第一爐香》）

紛紜、刺眼、神秘、荒誕、精巧、滑稽，桌上的中國擺設是專為了滿足外國人的異國情調(diào)，正如同薇龍身上的賽金花打扮，也是為了投合歐美游客的東方色彩，似乎突然間屋子與身體都成了殖民凝視下的皇陵、博物館與活人蠟像館，一種借尸還魂的戀物凝止卻又觸手可及，莫怪乎陰森而又詭譎。

這里的“疊影”表呈了薇龍如何清楚意識到自己被觀看的方式，以及殖民凝視是如何穿透并建構其主體性，而張愛玲筆下更復雜的“疊影”，則出現(xiàn)在留過洋、喝過洋墨水的洋派角色身上。像《紅玫瑰與白玫瑰》里帶著“外國式的俗氣”的振保，在帶著異味的巴黎妓女身上受了驚嚇，“眼睛是藍的吧，但那點藍都藍到眼下的青暈里去了，眼珠子本身變了透明的玻璃球。那是個森冷的，男人的臉，古代的兵士的臉”，便轉而結識混血姑娘玫瑰，新加坡華僑嬌蕊，最后仍選擇了道地乖順卻乏味的中國姑娘煙鸝為妻。而《金鎖記》里的童世舫則更直截了當?shù)叵霃拈L安的身上，找到故國姑娘楚楚可憐的韻致，但終究迷思變夢魘：“卷著云頭的花梨炕，冰涼的黃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這就是他所懷念著的古中國……他的幽嫻貞靜的中國閨秀是抽鴉片的！”假若世舫的落寞在于真相之難以忍受，那他的難堪難道不更在于內(nèi)化了東方情調(diào)與殖民凝視的留洋之人回返尋夢于古中國之綺麗遐思嗎？這反諷與無奈間，又道出了多少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剪不斷理還亂的殖民心理糾結。

而此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舊/新中國，卻時時配搭著帝國殖民權力排比下的華/洋雜處，往往透過對舊物/新物之迷戀、老派/洋派之對比，而有不同殖民心理層次的翻轉。像《留情》中留過學的米先生，常常憶及“老式留聲機的狗商標，開了話匣子跳舞，西洋女人圓領口里騰起的體溫與氣味”，而小說里新派的楊家，則早在楊太太的公公手里就作興念英文、進學堂，“楊太太的丈夫剛從外國回來的時候，那更是激烈。太太剛生了孩子，他逼著她吃水果，開窗戶睡覺，為這個還得罪了丈母娘。楊太太被鼓勵成了活潑的主婦，她的客廳很有點沙龍的意味，也像法國太太似的有人送花送糖，捧得她嬌滴滴的”。在這個新派的家庭里，就連老太太陰陰不開窗的房間，除了煙鋪外也塞滿了“灰綠色的金屬品寫字臺，金屬品圈椅，金屬品文件高柜，冰箱，電話；因為楊家過去的開通的歷史，連老太太也喜歡各色新穎的外國東西”。又像《鴻鸞禧》中在美國得過學位的婁囂伯，常愛翻閱舊的《老爺》雜志，“美國人真會做廣告。汽車頂上永遠浮著那樣輕巧的一片窩心的小白云?！拿倒濉频耐考桑К摰狞S酒，晶瑩的玻璃杯擱在棕黃晶亮的桌上，旁邊散置著幾朵紅玫瑰——一杯酒也弄得它那么典雅堂皇”。囂伯的商品拜物，既是由抹去了勞動痕跡的廣告所召喚，也是混雜了崇洋與階級品位之心理向往。

這種對洋化的投射與向往有時更直接以對外國女人之迷戀表達之。像《年輕的時候》里讀醫(yī)科的潘汝良，不由自主地勾畫出一個外國人臉的側影，“沒有頭發(fā)，沒有眉毛眼睛，從額角到下巴，極簡單的一條線，但是看得出不是中國人——鼻子太出來了一點。汝良是個愛國的好孩子，可是他對于中國人沒有多少好感。他所認識的外國人是電影明星與香煙廣告肥皂廣告俊俏大方的模特兒，他所認識的中國人是他父母兄弟姊妹”。所以日后汝良為戀愛而戀愛的對象，便是俄國女子沁西亞，只因她似乎允諾了汝良投射出的新世界：

路上經(jīng)過落荒地帶新建的一座華美的洋房，想不到這里的無線電里也唱著紹興戲。從妃紅蕾絲窗簾里透出來，寬亮的無表情的嗓子唱著“十八只抽斗”……文化的末日！這么優(yōu)美的環(huán)境里的女主人也和他母親一般無二。汝良不要他母親那樣的女人。沁西亞至少是屬于另一個世界里的。汝良把她和潔凈可愛的一切歸在一起，像獎學金、像足球賽、像德國牌子的腳踏車、像新文學。（《年輕的時候》）

但如果面對抉擇的是兩個截然對立的世界，舊的中國與新的西方，那就算痛苦掙扎也還是可以孤注一擲的。然而張愛玲筆下的殖民糾結，卻正在于此二者的摻雜混糅，洋房里聽紹興戲。所以我不贊同以煙鋪上的父親與留洋的母親來強行編派張愛玲的文化認同分裂，因為張的父親有洋名，而張的母親也纏過足，就如同《對照記》里張與弟弟抱著母親從國外寄來的禮物，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穿襖袍的“中國”女孩抱著“洋娃娃”，因為中國襖袍與西洋娃娃都是張愛玲主體成長經(jīng)驗的戀物，就如同我們一直相信張愛玲的英文造詣毫不遜色于她的中文造詣一般，就如同我們相信張愛玲的作品與西洋文學的關聯(lián)并不弱于與鴛鴦蝴蝶派的關聯(lián)一般。

因此“文化融合”的觀念必須被一再強調(diào)?！拔幕诤稀敝傅牟皇侵畜w西用，也非全盤西化，而是“華洋雜處、新舊掩映”的疊合交纏，似有二元對立的華/洋與新/舊，卻因種種戀物（如襖袍與娃娃）的“轉喻毗鄰性”而混淆曖昧。更何況“文化融合”的張愛玲尚曾自嘲自己血統(tǒng)混雜的可能：“我母親也是被迫結婚的，也是一有了可能就離了婚。我從小一直聽見人說她像外國人，頭發(fā)也不太黑，膚色不白，像拉丁民族。她們家是明朝從廣東搬到湖南的，但是一直守舊，看來連娶妾也不會娶混血兒……這本集子里《談看書》，大談人種學，尤其是史前白種人在遠東的蹤跡，也就是納罕多年的結果?！保ā丁磸埧础底孕颉罚┰瓉聿粌H是《茉莉香片》里的聶傳慶有竄改身世之異想，連《張看》里的張愛玲也有錯亂種族之好奇。莫怪乎張愛玲擅畫擅寫各式混血兒，對混血兒尷尬邊緣的社會處境多所觀察，像《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玫瑰，“就為了她是不完全的英國人，她比任何英國人還要英國化”，像小說中嫁了混血兒的英國艾許太太，“因此處處留心，英國得格外道地”，她的女兒艾許小姐，則更是“地位全然沒有準繩的混血姑娘”。又如《第一爐香》里的交際花周吉婕，有著極為復雜的宗譜和極為復雜的社會處境：

你看，我們的可能的對象全是些雜種的男孩子。中國人不行，因為我們受的外國式的教育，跟純粹的中國人攪不來。外國人也不行！這兒的白種人哪一個不是種族觀念極深的？就使他本人肯了，他們的社會也不答應。誰娶了個東方人，這一輩子的事業(yè)就完了。

原來女人作為交易商品也是有種族區(qū)隔的殖民布局啊！

上面談過了東方主義凝視下的中國擺設如鼻煙壺與觀音像，也談了崇洋心理投射中具有商品迷魅的汽車與威士忌，更帶出混血女人身體商品化時的種族布局，但大體上仍以物和物化了的女體為討論對象，最后這一部分則將焦點集中在張愛玲筆下的外國男人呈現(xiàn)，也借此帶入思考霍米·巴巴“殖民凝物”的另一面向。

張愛玲筆下不乏對外國男人的刻畫描繪，像《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哥兒達先生，是阿小眼中生吃雞蛋的“野人”，也是“比十個女人還要小奸小壞”的外國主人。像《第二爐香》里的大學教授羅杰和新娘妻子愫細（多么典雅婉轉中國化的翻譯，而非平淡淺白的“蘇西”），羅杰被誤認為變態(tài)色情狂，幾乎摧毀了白種人在殖民地應有的聲望，而他的“丑史”也迫他走上自殺一途。但引起最多爭議的則是《連環(huán)套》里對外國人角色之描繪。迅雨（即傅雷）在《論張愛玲的小說》一文中嚴厲批評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