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美好
非但寫稿寫得勤,我還央求父親多買些東方出版社少年文庫的書回來,父親起初不同意,他認為那都是小學生的讀物,字邊都還帶著注音符號的。我都上中學了,怎么回頭看“小人兒書”呢?我說:我要看的那些,都是我的老師寫的。
其實不是。他大部分的出版品都是改寫故紙之作。從《孔子》到《諸葛亮》,從《班超》到《鄭和》,以中國歷史名人的傳記為主,也有像《東周列國志》、《聊齋志異》或《大明英烈傳》之類的古典小說。我曾經(jīng)非常熟悉的《好孩子生活周記》里那個充滿現(xiàn)實小康家庭生活細節(jié)與倫理教訓的世界不見了,仿佛他從來沒有塑造過那樣的一家人、那樣的一個小學時代。蘇老師后來更多的作品,是把無論多長多短的古典材料修剪或補充成一個獨立完整的中篇故事,總是以主人翁人格上的特色為核心,洋溢著激勵人情志風骨的趣味。
在一篇改編自《聊齋·陸判》的故事里,有這樣的段落:“朱爾旦立刻跳起來叫著說:‘唉呀!我完了!昨晚我冒犯了他,今天他問罪來了!’那判官卻從大胡子里發(fā)出聲音來說:‘不,不!昨天承你好意相邀,今晚有空,特地赴約來的?!?/p>
其中“那判官卻從大胡子里發(fā)出聲音”既俏皮、又驚悚,令人印象深刻。多年以后我對照原文,才知道原本蒲松齡的文字是這樣的:“判啟濃髯微笑曰”。蘇老師省略了“微笑”,因為在生動地表現(xiàn)大胡子里發(fā)出的聲音之后,再去表達微笑,就會顯得冗贅;為了微笑而不那樣改寫的話,又無從承接前述朱爾旦的恐懼之情。
在《大明英烈傳》里,也有匠心獨具的發(fā)明痕跡。原著第七十八回《皇帝廟祭祀先皇》,說劉基(伯溫)聽見朱元璋咒罵漢代的張良:“不能致君為堯舜,又不能保救功臣,使彼死不瞑目,千載遺恨。你又棄職歸山,來何意、去何意也?”
原本朱元璋一路大用劉基,常常稱許他“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吾子房也”,如今指著和尚罵賊禿,其疏賤之心可知,劉基就堅持告病還鄉(xiāng)了。可是在蘇老師改寫的版本里,橫空多出一段,描寫劉基的老朋友宋濂前來送別,還問他:
“只是你走了以后,我可寂寞呀!你看我應當怎樣做呢?”
“你是一個純良的讀書人,工作也很單純,仍舊做你的官,寫你的文章好了?!?/p>
這樣一段老朋友的際會,非徒不見于《大明英烈傳》,亦不見于《明史》,顯然是蘇老師別有領悟,而劉基對于宋濂的勉勵,又何嘗不是蘇老師對于少年讀者的提醒呢?關(guān)鍵字:純良、單純、讀書、寫文章;讀書,寫文章。
而不是寫作文。
但是請容我回頭從寫作文說起。
除了指斥作文中的缺陷,俞敏之老師教書通常都流露著一種“吉人辭寡”的風度。她平時說話扼要明朗,句短意白,從未賣弄過幾十年后非常流行的那些“修辭法則”,也沒有倡導過“如何將作文提升到六級分”的諸般公式。印象中,她最常鼓勵我們多認識成語,不是為了把成語寫進作文,而是因為成語里面常?!安刂适隆薄5且坏┝R上了人,話就無消無歇、無休無止、綿綿無絕期了。我甚至覺得:若不是因為在拈出壞作文時可以痛快罵人,她可能根本不愿意上這堂課呢。
有一回我在一篇作文里用了“載欣載奔”的成語,俞老師給劃了個大紅叉,說:“怕人家不知道你讀過陶淵明嗎?”“讀過陶淵明就要隨手拿人家的東西嗎?”“人家的東西拿來你家放著你也不看一眼合不合適嗎?”
直到我活到了當年俞老師那樣的年紀,已經(jīng)健忘得一塌糊涂,是在什么樣的上下文聯(lián)系之間用了這個成語,已經(jīng)不能想起。只依稀記得有兩個穿著蓑衣在雨中奔跑的農(nóng)夫——說不定也只是一則簡短的看圖說故事吧?
但是俞老師足足罵掉我一整節(jié)的下課時間,必然有她的道理。她強調(diào)的是文言語感和白話語感的融合。同樣是“載…… 載……”我們在使用“載歌載舞”的時候或許不會感到突兀;而用“載欣載奔”形容高興奔跑,卻難掩那雅不可耐的別扭。
五年級下學期的某次月考,俞老師出了個作文題:《放學后》。我得到的等第是“丙”。非但成績空前地差,在發(fā)還作文簿的時候,俞老師還特地用我的那一篇當反面教材,聲色俱厲,顯得浙江鄉(xiāng)音更濃重:“第一行跟第二行,意思差個十萬八千里,翻什么鬼筋斗???”
我的第一行寫的是四個字、四個標點符號:“打??!殺啊!”——這當然是指放學之后校車上最常聽見的打鬧聲。之后的第二行,另起一段,第一句如此寫道:“我是坐校車上下學的……”
俞老師搖晃著我的作文簿,接著再罵:“打啊殺啊跟你坐校車有什么關(guān)系?文從字順是什么意思你不懂嗎?上面一個字跟下面一個字可以沒關(guān)系嘛,上面一個詞跟下面一個詞也可以沒關(guān)系嘛,上面一句話跟下面一句話也可以沒關(guān)系嘛,上面一段文章和下面一段文章也可以沒關(guān)系嘛!”——你已經(jīng)聽出來了,老太太說的是反話!接著,隔了五六個同學,她把作文簿扔過來了,全班同學一時俱回頭,都知道是我寫的了。他們當然也都立刻明白:俞老師是因為失望而生氣的。
“我看你是要下去了!”她說。
從俞老師帳下,一直到高三,前后八年,教過我國文的還有孫硯方老師、陳翠香老師、申伯楷老師、林學禮老師、胡達霄老師、魏開瑜老師;幾乎每一位國文老師都當堂朗讀過我的作文。那些一時為老師激賞、同學贊嘆的東西究竟是些什么東西?我連一句、一字都記不得了,五十年春秋華發(fā)到如今,印象深刻的偏只“載欣載奔”和《放學后》那蹩腳的起手式。兩番痛切的斥責,則字字灌耳,不敢或忘。想來興許有些沉重,卻在我成為專職寫作之人的時候,時刻作用著。無論我日后寫什么、也無論使用什么書寫工具,時刻在我眼前浮起的,總是米黃色打著綠格子的折頁毛邊紙,也總是那濃重的浙江腔的提醒:“上面一段和下面一段……”
說得雅馴一點,俞老師講究的就是語感協(xié)調(diào)、結(jié)構(gòu)嚴密,但是教人寫作,雅馴之言雖簡明扼要,卻顯得空洞、飄忽。我很慶幸,在我求學的過程里,那么些老師里面沒有一個教我什么是類疊法,什么是排比法,什么是映襯法。他們只要帶著飽滿的情感朗誦課文,在上下文相互呼應之際,遞出一個心領神會的眼神,就足以讓學子體會:什么是語言的美好。
初中畢業(yè)前夕,高中聯(lián)考在即,卻由于不大受管束,又浮蕩著那種不知道哪天就再也不會踏進校門的惆悵情緒,我們在校園各個角落里尋找著偷看了三年的女生班同學。有的拿出紀念冊,要個題款或贈言;有的伺機遞上自覺帥氣的照片,要求交換留影。我則帶著那本珍藏了五年的《好孩子生活周記》,在理化教室旁的樓梯上攔住了蘇尚耀老師,請他給簽個名。他從中山裝胸前的口袋里拔出老花鏡戴上,工整地簽下了名字。我問他:“為什么老師說:‘寫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寫作文’?”
他乍沒聽清,我又問了一次,他沉吟了一會兒,才說:“作文是人家給你出題目;真正寫文章,是自己找題目;還不要找人家寫的題目。”
我是在那一刻,感覺小學、中學一起畢了業(yè)。
文章意思
作為一個現(xiàn)代語詞,“作文”二字就是練習寫文章的意思。
練習是一種手段,必須有目的,而且最好是明確的目的。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不得不寫作文,目的是在升學考試拿高分、進名校。這個目的相當明確,可是人人沒把握,老古人早說了:“不愿文章高天下,但愿文章中試官?!闭l知道批改作文的試官是怎么看待一篇文章的好壞呢?于是,原本明確的目的變得模糊,練習寫文章多少帶有試運氣的成分,這也是老古人面對考試結(jié)果時早就流傳的無奈結(jié)論:“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钡筋^來,關(guān)于文章本身的意義和價值反而無人聞問,大凡是舍筏登岸、過河拆橋,又是老古人教訓過的話:“先考功名,再做學問?!?/p>
面對惶惶不可終日的考生及家長,我總想說:如果把文章和作文根本看成兩件事,文章能作得,何愁作文不能取高分呢?以考試取人才是中國人沿襲了一千多年的老制度,以考試拼機會更是這老制度轉(zhuǎn)植增生的余毒,既然不能回避,只能戮力向前,而且非另辟蹊徑不可。
說得再明白一點:寫文章,不要搞作文。
那么,請容我就幾個古人的故事來說說這文章的作法。他們是:洪邁、蘇東坡、葛延之。
洪邁是南宋時代的博物學者、文章家,也是一代名臣。他的《夷堅志》、《容齋隨筆》至今還是文史學者極為重視的珍貴材料。相傳他“幼讀書日數(shù)千言,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這段話里的“稗官虞初”,就是小說雜文——甚至可以看成是與科舉作文無關(guān)的娛樂文字了。
這樣一個人,在他的精力才思、知能智慮邁向巔峰的四十五歲左右,擔任起居郎、中書舍人、兼侍讀官,日日在學士院待命,替皇帝草擬詔書。有那么一天,也不知道是什么緣故,要草擬的文告特別多,不斷有上命遞交,自晨過午,已經(jīng)寫了二十多封詔書。
完工之后,他到學士院的小庭園里活動一下筋骨,不期然遇見了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攀談之下,發(fā)現(xiàn)對方出身京師,為世襲老吏,一向在學士院處理庶務,年輕的時候,還曾經(jīng)見蘇東坡那一代早已作古的知名文士。多年供職下來,如今子孫也承襲了他的職掌,自己已經(jīng)退休,在院中宿舍清閑養(yǎng)老。
洪邁一聽說老人見過大名鼎鼎的蘇學士,不覺精神一抖擻,把自己一天之內(nèi)完成二十多封詔書的成績顯擺一通,老人稱贊著說:“學士才思敏速,真不多見?!焙檫~還不罷休,忍不住得意地問:“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他沒有想到,老人的答復如此:“蘇學士敏速亦不過此,但不曾檢閱書冊。”也就是說:當年蘇東坡寫文章是不翻閱參考書的。這一則筆記最后說:洪邁聽了老人的話之后,為自己的孟浪自喜而慚愧不已。
這故事的教訓,難道是說一個文章寫得好的人,必須腹笥寬廣、博聞強記,把四書五經(jīng)之語、諸子百家之言,都塞進腦殼,隨用隨取,才足以言文章嗎?看來未必,因為蘇東坡自己說過,文章該怎么寫,才寫得好。
在先前提到的《容齋隨筆》以及其他像《梁溪漫志》、《韻語陽秋》、《宋稗類鈔》之類的筆記上,還有一則記載,說的是蘇東坡被一貶再貶,最后被放逐到海南島的儋耳。當時,已經(jīng)名滿天下的“蘇學士”有一個大粉絲,叫葛延之,是江陰地方人。他聽說蘇東坡遭到流放,便一路追蹤,自鄉(xiāng)縣所在之地,不遠萬里而來到儋耳,和他心目中的偶像盤桓了一個月左右。其間,葛延之向大文豪“請作文之法”。蘇東坡是這樣說的:“你看這儋州地方,不過是幾百戶聚居人家,居民之所需,從市集上都可以取得,可卻不能白拿,必然要用一樣東西去攝來,然后物資才能為己所用。所謂的‘一樣東西’,不就是錢嗎?作文也是這樣的——”
接下來,我們看筆記所載,蘇東坡原話是這樣說的:
天下之事,散在經(jīng)、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后為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
葛延之拜領了教訓,把這話寫在衣帶上。據(jù)說,他在那一段居留于儋耳的時日里親手制作小工藝品作為答謝,那是一頂用龜殼打造的小冠,蘇東坡收下了,還回贈了一首詩,詩是這么寫的:
南海神龜三千歲,兆葉朋從生慶喜。
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鉆七十二。
誰能用爾作小冠,岣嶁耳孫創(chuàng)其制。
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
這首詩不見于《東坡集》,依然可見學士風骨,尤其是“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鉆七十二”,這兩句話用蘇東坡關(guān)于作文先立其意的論述來說應該就是全篇根柢,他一定看出葛延之苦學實行,然而未必有什么才華天分,于是以自己為反諷教材,慨嘆智慮再高,也未必足以保身;有時甚至正因為露才揚己,反而落得百孔千瘡。對于一個憨厚樸實、渴求文采之人而言,這真是深刻的勉勵與祝福了。
文章里面該有些什么意思才作得好?此處之求好,畢竟不是為了求取高分,而高分自然寓焉。好文章是從對于天地人事的體會中來;而體會,恰像是一個逛市集的人打從自己口袋里掏出來買東西的錢。如何累積逛市集的資本,可能要遠比巴望著他人的口袋實在。
寫好玩的
中小學教學現(xiàn)場一直有一個說法(我忍住不用“迷思”二字):不考作文就沒辦法教寫作文。坦白說:我不相信這一點。因為這個說法無法解釋孩子在聯(lián)考時代到會考時代從來不考玩耍,可是一樣愛玩耍;不考滑手機,可是一樣愛滑手機。
考作文之“理據(jù)”看起來是消極性的——也就是說:當教學手段無法激發(fā)學習興趣的時候,就干脆不去激發(fā)興趣,而是激發(fā)學習者“不學習就要倒大楣”的恐懼。目前會考學科之外以作文六級分為錄取門檻就是這種手段的極致。
我多年來一向呼吁:要徹底除升學主義之魅可能很艱難,但是要從作文教學扭轉(zhuǎn)八股流毒的取向倒是可以做到的。問題在于實施教育的人有沒有辦法不以考試領導教學(也就是不以激發(fā)恐懼帶引學習動機)。
我的臉書之友莊子弘是兩年之前參加會考的初中生,他傳了私信給我,問我:“余秋雨和郭敬明到底怎樣?”彼時已無大考小考,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半夜不睡可不只是因為隔日不上課的緣故,他恐怕是真心想印證一下——在他看來“文學造詣可疑”的作家們之浪得虛名或恐會讓他睡不著覺吧?
我撐著答了幾句,褒貶玩笑如何,也不太記得了,要之在于這位于我堪稱陌生的小臉友對寫作這件事有興趣、對寫作的價值判斷有好奇心、對寫作的成就或名聲有想法,這些興趣、好奇、想法或者不成熟,無論如何卻是自動自發(fā)的。
我鄰居的孩子也在今年應考,她是一位小提琴高手,非常注重課業(yè),隨時都檢討著自己和同學在學科方面的評比情況——老實說,我總覺得她競心太強,日后一定很辛苦??墒牵幸惶?,她忽然填了幾闋馬致遠的《天凈沙》,要我欣賞。我細讀幾遍,發(fā)現(xiàn)一些平仄聲調(diào)上的問題,就提供了點意見。我問她:“這是學校的功課嗎?”她居然說不是,“是自己寫好玩的?!?/p>
“自己寫好玩”,表示別人不一定以為好玩??墒菑氖陆逃娜瞬灰步?jīng)常把“適性量才”掛在嘴邊,說是要尋找每個孩子真正的興趣嗎?“真正的”絕對不是“唯一的”或者“最喜歡的”,早在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論述之中,就已經(jīng)明白昭告天下人:對于一個少兒來說,真正的興趣是無窮盡的,只要施教者(或成人)讓事物顯現(xiàn)其趣味。
莊子弘發(fā)文提到他的作文二級分,我無意也沒有資格替他爭取??墒菦_他那一通擾人清夢的留言,我斷斷乎相信他還保有一種對于更繁復的文學世界單純而執(zhí)著的興趣;至于小提琴高手,我也幾乎可以斷言:她對元曲的興趣并非來自與同學作課業(yè)較勁的動機,而是自然而然感動于、也回應了詩歌音樂性的召喚。
我一再回憶這些孩子青苗初發(fā)的文學興味,其難能可貴,都令我泫然欲泣;因為我知道:再過幾個月、也許幾年,經(jīng)歷過課堂上隨時壓迫而來的考試恐懼,再加上種種為了應付考作文而打造出來的修辭教學,他們就再也不會相信文學最初的感動,也不再記得曾經(jīng)騷動他們的文字。他們終將隨俗而化,視融入積極競爭而獲致主流社會認可的成功為要務。也就像懷特(E.B.White)在《夏洛的網(wǎng)》(Charlotte’s Web)中所諷喻的那樣:女孩主人翁芬兒(Fern)很快地長大,之后再也聽不見動物們的交談。
我不是要告訴你文學多么美好,我只是要說:考作文殺害了孩子們作文的能力,讓一代又一代的下一代只能輕鄙少兒時代多么言不由衷或人云亦云。一切只歸因于年長的我們不會教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