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書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外國文學研究30年”的研究成果。這一項目旨在系統(tǒng)地檢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基本狀況，就其性質(zhì)和定位而言，可歸入學科史的范疇。迄今為止，國內(nèi)高校和研究機構(gòu)已開展過兩個大型研究項目，梳理和總結(ji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年來外國文學研究的發(fā)展情況。其一是陳眾議主持的“當代中國外國文學研究(1949—2009)”項目。該項目追溯了“五四”以來外國文學研究的發(fā)展情況，在此基礎上描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別、區(qū)域或語種文學研究、外國文學翻譯、外國重要文藝理論思潮在中國的接受、外國文學教材建設等問題。^[1]其二是申丹、王邦維主持的“新中國60年外國文學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該項目規(guī)模龐大，共分八個子課題展開，包括“外國文學作品研究之考察與分析”(下分詩歌與戲劇研究和小說研究)、“外國文學流派研究之考察與分析”“外國文學史研究之考察與分析”“外國文論研究之考察與分析”“外國文學翻譯之考察與分析”“外國文學研究分類考察口述史”“外國文學研究數(shù)據(jù)庫”和“外國文學研究戰(zhàn)略發(fā)展報告”。整個項目將外國文學研究分成不同的領域或?qū)ｎ}分別加以考察，力圖“以新的方式探討新中國成立后60年外國文學研究的思路、特征、方法、趨勢和進程，對重要問題做出深度分析，從新的角度揭示外國文學研究的得失和演化規(guī)律，對未來的外國文學研究進行前瞻性思考，以求推進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術史建構(gòu)”^[2]。從時間范圍來看，這些研究項目同樣涵蓋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國文學研究，但其成果具有通史的性質(zhì)，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國文學研究被當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外國文學研究的一個階段來處理，從而就被置于一個廣大的背景下來審視，其意義自不待言。相形之下，本項研究更多地具有斷代史的性質(zhì)，雖則仍要以改革開放以前的外國文學研究為必要參照，但其焦點更為集中，可以照顧到更多的細節(jié)，并透過對細節(jié)的充分梳理和評估，為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國文學研究提供比較系統(tǒng)的概覽。通史研究和斷代史研究的側(cè)重點各不相同，但兩者之間無疑存在著互補的關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國當代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標志著改革開放的開始，對我國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生活產(chǎn)生了全方位的影響。外國文學研究作為我國文化建設的一部分，作為中外文化交流和互動的一個重要渠道，也經(jīng)歷了相當大的變化。對三十多年來外國文學研究的狀況予以系統(tǒng)總結(jié)，可以從一個側(cè)面反映我國文化建設的整體發(fā)展情況。與此同時，本項研究又具有內(nèi)在的學科意義，能夠在一定范圍內(nèi)揭示三十多年來外國文學研究的進程、變化、特點以及未來發(fā)展趨向。按其性質(zhì)和目標而言，本項研究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個歷史縱深的視角，如果不能對改革開放以前的外國文學研究有一個總體把握，就無法確切地認識和評價改革開放以來外國文學研究的新格局。由于這個緣故，雖然本項研究并不過多地直接涉及改革開放以前的外國文學研究，但其作為一種隱含的參照，則始終在場。國內(nèi)研究者通常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界，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外國文學研究分成前后兩個時期。不過，這兩個時期的關系要比任何籠統(tǒng)的劃界都更為復雜，其間不僅發(fā)生了顯而易見的變化，而且也存在著十分重要的連續(xù)性，需要在全面了解兩個時期外國文學研究的特點的基礎上，透過比較視野予以把握。另一方面，在當今國際化趨勢日益加強的背景下，還需要參照國外(尤其是對象國)相關學科領域的發(fā)展來審察我們自己的研究工作，發(fā)現(xiàn)相同或相異的問題意識、選擇的理由、影響的方式、研究水準的高下等。鑒于外國文學研究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關系，因而就有必要結(jié)合語言學、哲學、歷史學、心理學、社會學、宗教學等學科來對它加以綜合性審視?？偠灾?，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國文學研究進行考察，是一項蘊含著多方面復雜聯(lián)系的工作。盡管在本項研究中，這些聯(lián)系未必明確地呈現(xiàn)出來，但它們作為始終一貫的潛在視域，直接影響到考察工作的諸多環(huán)節(jié)，如選材、判斷、分析、解釋、評價等。離開了這種深切的比較意識，對改革開放以來外國文學研究的發(fā)展進程和獨特品質(zhì)就不可能形成確切的認知。

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若從始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大規(guī)模引介算起，已經(jīng)歷了一個世紀的發(fā)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30年是外國文學研究的草創(chuàng)階段，學科建制初步形成，大學的外文系成為外國文學研究的制度性依托，培養(yǎng)了一批優(yōu)秀的專門研究人才。這批學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成為外國文學研究的中堅力量，他們做了大量的引介、普及和研究工作，同時又通過系統(tǒng)、規(guī)范的教學活動培養(yǎng)了新一代研究工作者，進一步確立了外國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地位。不過，如同人文社會科學的其他領域一樣，當時的外國文學研究與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高度吻合，很難按學科的自律邏輯展開，研究對象、方法和視角相對單一，分析和評論經(jīng)常不是從文本實際出發(fā)，而更多的是為一種既定的意義系統(tǒng)提供佐證或辯護?，F(xiàn)實主義，尤其是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受到幾乎是壓倒性的關注，而素樸的社會學方法則成為主流研究方法。這個時期的外國文學研究無疑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對它很難采取非此即彼的評價方式，或許將它看作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學科積累的一個必要環(huán)節(jié)，才更加符合事實。

改革開放以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氣氛下，外國文學研究也與其他人文學科一樣呈現(xiàn)出不同于既往的嶄新格局，其涵蓋范圍急劇擴大，昔日被有意無意排除在外的作家、作品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日益成為外國文學鑒賞、詮釋、分析和評論的焦點，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的大量引介，豐富了人們對外國文學的認知。與此同時，經(jīng)典作家、作品也在一種新的視角下得到重新評價，不僅對研究文本的選擇突破了思想內(nèi)容的限制，文學形式、文學手法、文學修辭等原本被刻意回避的層面也受到特殊關注。盡管這個過程始終伴隨著爭議、辯難甚或批判，但就其基本發(fā)展輪廓來看，開放和多元畢竟已成為不可遏制的趨勢。加上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引入的大量西方學術資源，文學文本被置于廣泛的思想聯(lián)系中來觀照和評價，呈現(xiàn)出更復雜、更微妙的意義層次。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外國文學研究基本上沿著這一軌跡往前推進，當然涉及的范圍更加廣泛，新的研究課題層出不窮，如后現(xiàn)代文學、族裔文學、生態(tài)文學等，都引起了普遍關注。盡管從學理上看，有些研究對象以及研究本身的價值還可以爭論，見仁見智，不足為奇，但一個基本傾向是，外國文學研究日益按其內(nèi)在的學科邏輯來進行，在規(guī)范性、系統(tǒng)性、累積性等方面都有顯著的進展。隨著學科建制的不斷完善，形成了一支涵蓋了外國文學各領域的學科隊伍，除傳統(tǒng)上受到較多關注的歐美文學和俄羅斯文學以外，東方文學、拉美文學、非洲文學的研究也達到了一定的規(guī)模，專業(yè)化程度越來越高。

除此而外，現(xiàn)代西方文論的引介和研究也在不斷加強。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論開始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如精神分析文論、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結(jié)構(gòu)主義、神話原型批評、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接受美學、敘事學理論、解構(gòu)主義、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等。隨著研究者對現(xiàn)代西方文論了解的深入，也出現(xiàn)了一些帶有批判性反思的成果?？梢哉f，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文論研究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成績不可小覷。不過，在此過程中，對新理論、新思潮的追逐也漸成風尚，甚至產(chǎn)生了一呼百應的效果。例如，在相當一段時間內(nèi)，研究者的關注焦點主要集中在后現(xiàn)代主義上，范圍所及，幾乎囊括了后現(xiàn)代主義的所有方面。圍繞一種理論思潮形成研究熱點，的確有助于凝聚研究資源，將討論不斷推向深入，但也有可能出現(xiàn)相反的情況，因為處在一種熱烈的氛圍中，研究者往往很難認真推究一個問題的前因后果及諸多邏輯環(huán)節(jié)，而一旦熱潮過去，這個問題又隨之被棄置一旁了。20世紀90年代的“后現(xiàn)代熱”就屬于這種情況，雖然有深度的研究并非完全付諸闕如，但總體來看，后現(xiàn)代主義研究的成果質(zhì)量遠遠不能與后現(xiàn)代主義受到的普遍關注相匹配。進入21世紀以來，人們對后現(xiàn)代主義的興趣逐漸減弱，熱潮不再，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后現(xiàn)代主義的研究已經(jīng)完結(jié)。不管是好是壞，后現(xiàn)代主義作為20世紀后半葉西方社會的一種突出的文化現(xiàn)象，其影響和效應仍將以某種方式長期存在。不僅如此，透過后現(xiàn)代主義的視野反觀現(xiàn)代主義，也有可能看到許多從前看不到的東西，因為正如不少學者指出的，后現(xiàn)代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并非截然斷裂的關系。對于諸如此類的問題，現(xiàn)在也許到了做進一步深入檢討的時候了。

本項目分兩個階段予以實施。第一階段主要做了文獻梳理的工作，旨在按外國文學各分支領域并圍繞若干重點問題，為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國文學研究提供一個發(fā)展梗概。第二階段以第一階段的工作為基礎，選擇若干具有典型意義的專題，做較為集中的探討。我們希望通過這種點面結(jié)合的方式，既比較系統(tǒng)地呈現(xiàn)三十多年來外國文學研究的成果，同時又借助若干個案對這些成果進行更細致的分析，以期從特定的視角見出外國文學界在某些具體問題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績，以及存在的種種問題。我們充分地意識到，無論是文獻綜述，還是專題討論，都必然帶有高度的選擇性。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里，外國文學領域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文獻資源，專著、論文的數(shù)量不可勝計，所涉及的分支領域也遠非此前任何時期的外國文學研究所能比擬。要對汗牛充棟的文獻進行梳理，就必須在多個層面上(如研究者所研究的作家作品、所關注的問題、探討問題的方式等)做出選擇，因而真正意義上的全面性只是遙不可及的理想。第一階段的文獻綜述尚且如此，第二階段的專題討論就更不可能面面俱到了；事實上，這一階段的工作僅僅具有舉隅的性質(zhì)，從中或可約略看出，對某個作家、某部作品或某個文學現(xiàn)象的探究是如何一步一步向前推進的。如果說第一階段的工作更注重資料性，第二階段的工作則更注重對資料的消化、分析和解釋；就此而言，兩個階段的工作是相互補充的。

與項目實施的兩個階段相應，本書分成三卷。第一、二卷按國別或語種將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國文學研究分成如下幾個分支來進行考察：英美文學研究、德語文學研究、法國文學研究、西班牙語文學研究、俄羅斯文學研究、阿拉伯文學研究、日本文學研究、南亞文學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學研究。文論研究主要涉及20世紀幾個主要歐美國家的文論，在此作為單獨一章，并在“西方文論研究”的總標題下按流派加以考察。鑒于前兩卷側(cè)重于對三十多年來外國文學研究的一般發(fā)展狀況進行考察，因而在編排內(nèi)容時，原則上可采取編年史的形式，按論文或?qū)Ｖ某霭鏁r間排列順序，例如以某個年份為單位，描述和總結(jié)當年的研究成果。這無疑有助于讀者方便地了解某個特定時段研究者的興趣方向，并對該時段的研究成果形成一個總體印象。但另一方面，這樣做也可能造成支離之弊，因為在這種安排下，對同一作家、作品或文學現(xiàn)象的研究就必須按論文或?qū)Ｖ某霭鏁r間置于不同的年份分別加以描述。經(jīng)反復考慮，我們以為比較可取的做法是按對象國文學史的線索來編排各章內(nèi)容，圍繞各個時期的重要作家、作品或文學現(xiàn)象，簡要描述三十多年來我國外國文學界對其所做的研究。將三十多年來外國文學界對某個具體作家、作品或文學現(xiàn)象所做的研究作為一個整體來處理，有助于透過發(fā)展的視野見出相關研究的連續(xù)性脈絡。不過，由于不同語種文學(尤其是東方各語種文學)的研究狀況不盡相同，這一原則很難始終一貫地予以貫徹，容有變通的情況。前兩卷的考察對象以論文為主，取材范圍包括幾家專業(yè)的外國文學期刊，但也同時兼顧各類專著，以及刊載于各種綜合性學刊的研究論文。由于涉及的文獻數(shù)量龐大，我們只能根據(jù)具體情況做出適當?shù)娜∩?，選擇若干論文或論著來簡要描述其基本觀點，而對其余的大量論文或論著則僅列其名。

在前兩卷的文獻梳理和全景考察的基礎上，第三卷的專題研究不再以區(qū)域或國別為框架，而是以個案和問題為中心，分為“作家作品”“文學史與翻譯”“文學理論與概念”“國別研究的整體反思”四個板塊，分別選取30年來我國外國文學研究中具有典型意義的作家、作品、流派、現(xiàn)象、概念、問題等進行深度探討?！白骷易髌贰笔堑谌碇姓急茸畲蟮陌鍓K，以所論作家的出生年代為各章編排順序，在時間上跨越了16世紀至20世紀，在空間上覆蓋了西方文學和東方文學，依次涉及：莎士比亞(1564—1616)、萊辛(1729—1781)、歌德(1749—1832)、司湯達(1783—1842)、喬治·愛略特(1819—1880)、羅斯金(1819—1900)、契訶夫(1860—1904)、泰戈爾(1861—1941)、紀德(1869—1951)、普列姆昌德(1880—1936)、卡夫卡(1883—1924)、紀伯倫(1883—1931)、杜拉斯(1914—1996)和村上春樹(1949— )。這些作家在各自的國家或區(qū)域的文學中都具有很高的代表性，但本項目把他們作為個案來考察，則主要是針對他們在我國30年外國文學研究中的特殊意義，目的是對他們在我國的接受、傳播、翻譯、誤讀等具有中國特色的現(xiàn)象進行反思和總結(jié)。本項目作為外國文學研究之研究，不僅要把作家作品當作個案來考察，還要把一些更具有源頭性或基礎性的問題當作個案來深思。這些問題大至某個學科門類的建立和命名，小至某個理論概念的接受和流變，當然還包括外國文學的漢譯，都會牽連出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現(xiàn)象和難題。我們作為一個有自己語言、文化和思想傳統(tǒng)的中國“他者”，在進入外國文學這個廣闊研究領域時必然帶有我們特有的目光、問題、優(yōu)勢或障礙。這便是“文學史與翻譯”和“文學理論與概念”這兩個板塊的設計意圖?！拔膶W史與翻譯”板塊的三篇論文分別探討了東方文學史的編寫問題和西班牙語文學在我國的翻譯出版歷程以及英國詩人濟慈作品的中譯個案?！拔膶W理論與概念”板塊中的兩篇論文各有側(cè)重，一個涉及文論教材的編寫，一個涉及文本概念，都探討了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的旅行和本土化問題。最后一個版塊分別以法國文學、美國文學和荒誕派戲劇為案例，提供了國別研究和流派研究的整體綜合考察，是對單一的作家作品研究的重要補充。因研究力量所限，第三卷的選題不可能面面俱到，只可能具有抽樣性質(zhì)，但就其學術性和反思性而言，這些專題論文是第一階段充分的資料調(diào)研后的必要延伸和結(jié)果，其中各章對每個個案所進行的深度分析和反思，對我國今后的外國文學研究的方向和重點提供了多層面的啟發(fā)和指南，從中可以看出，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大環(huán)境的變化對外國文學研究的諸多層次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通過本項目的考察，我們希望對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里的外國文學研究有一個宏觀的、總體的把握。首先應該肯定的是，這三十多年的外國文學研究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改革開放前，如同人文社會科學的其他領域一樣，外國文學研究深受時代政治風向的左右，評論的對象和視角單一，主要聚焦于少數(shù)幾個具有進步傾向的作家及其作品，尤其在蘇聯(lián)模式的影響下，政治和社會學詮釋成為主導研究進路，文學作品被當作某種特定意識形態(tài)的注解。當然，這個問題也要辯證地看待。外國文學與社會、政治的關系確實是外國文學研究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維度，就其本身而言，這類研究并非毫無意義，因為文學之為文學，就在于它涵蓋了人類生活的一切基本面向。相應地，文學研究必須將其觸角伸展到文學的全部意義層次，其中也包括文學的社會和政治內(nèi)涵。除此而外，那個時期的外國文學翻譯也取得了不容低估的實績，經(jīng)過老一輩學者和翻譯家的不懈努力，許多外國經(jīng)典文學作品都有了質(zhì)量上乘的中譯本。撇開公眾閱讀生活不談，從專業(yè)外國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些譯本提供了比較信實的基礎性原典，即便通曉外國語文的研究者也經(jīng)常需要參考它們，以期更確切地把握原著的意義。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文學研究之不同于哲學、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必定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品質(zhì)，如果拋棄了文學的“文學性”，它就失去了作為一個學科的存在理由。改革開放后，老一輩學者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問題，并且對此作了充分的探究，例如楊周翰先生的《新批評派的啟示》就隱含著對前幾十年主要從社會和政治視角切入外國文學的方法的深度反思。^[3]如果說改革開放以后的外國文學研究有什么不同于既往的特點的話，那就在于研究題材、方法和視角的多元性和開放性。除了文學的政治、社會層面外，其形式、語言、修辭等層面也備受重視，形式與內(nèi)容的關系在更加符合文學特性的視野下獲得了重新定位。隨著研究的逐步深化和學科的不斷成熟，研究者早已不滿足于單純、籠統(tǒng)的引介，而是運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從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宗教學、文化學、語言學、敘事學等層面上細致解讀和挖掘作品的文本細節(jié)。這類研究極大地豐富了文本闡釋，呈現(xiàn)出意義的多元性、發(fā)散性和跨學科性。隨之而來的是學科自律性的不斷強化，研究者摒棄了先入之見，更多地按學科的內(nèi)在邏輯尋找、發(fā)現(xiàn)和解決問題，學理探究被置于其應有的地位上。國外的最新研究成果被源源不斷地引入，充實了研究資源，更新了研究手段，拓展了研究者的視野。這是一個值得慶幸的發(fā)展進程，對外國文學研究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里，通過新老兩代外國文學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大量的外國理論思潮、方法論和學術研究成果被陸續(xù)引入，加上與國外同行交流的日益增多，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獲得了一個與國際對接的發(fā)展契機，研究者可以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推動學科的發(fā)展。不過，我們也應當注意到，這樣大規(guī)模的引入在打開研究者視野的同時也產(chǎn)生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其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跟風、逐異。前已提及，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和文學在20世紀90年代曾在外國文學界掀起了一個研究熱潮，論著、論文大量發(fā)表，但從總體上看，研究者大多不去深究后現(xiàn)代主義在西方社會和文化中的來龍去脈，更談不上對它進行深度的批判性反思，甚至有論者簡單地斷定，后現(xiàn)代主義是一個全球性思潮，其流風所及，中國也已經(jīng)進入了后現(xiàn)代。又比如，曾經(jīng)有一段時間，美國華裔文學在外國文學界成為一個焦點問題，很多學者積極參與到華裔文學的引介和研究中去。無可否認，美國華裔文學對于了解作為少數(shù)族裔的美國華裔的生存狀況、意識形態(tài)、文化理念、文學表達等有著重要的價值，但美國華裔文學的一些根本問題，如華裔文學在當代美國文學中的位置、其本身的文學成就等，卻經(jīng)常遭到忽略。不僅如此，研究者的興趣主要集中在少數(shù)幾個華裔作家身上，致使華裔文學的整體面貌難以充分地呈現(xiàn)出來，對華裔文學的文學價值的評判更是相關研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

除此而外，經(jīng)典作家、作品的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加強。鑒于國內(nèi)外在經(jīng)典作家、作品的研究方面已經(jīng)積累了豐富的成果，要想在研究中取得新的突破，就變得日益困難。由于這個原因，經(jīng)典作家、作品經(jīng)常被刻意地回避，而過去研究較少的作家、作品則受到重視，有時甚至受到了與這些作家、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極不相稱的重視。自然，這類研究成果中的某一些確有填補空白的意義，其本身無可厚非，但如果只是為了新成果的產(chǎn)出，就將大量的研究資源集中于此，那就不免有本末倒置的嫌疑。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這個問題是實實在在地存在的，只要看看國內(nèi)的重要專業(yè)學術期刊，就可以發(fā)現(xiàn)，像埃斯庫羅斯、但丁、薄伽丘、莎士比亞、彌爾頓、伏爾泰、歌德、狄更斯、托爾斯泰、泰戈爾等偉大作家的研究只占極小的比例，與這些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呈負相關。當然，我們也要看到，最近若干年情況發(fā)生了一些變化，對經(jīng)典作家、作品的重視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這是一個應當進一步推動的良好趨勢。如所周知，經(jīng)典是經(jīng)過時間過濾后的文學中的精華，提供了文學傳承的最基本的線索，理應成為外國文學研究的重點。經(jīng)典作家的作品一般都有深度的思想含量。文學理論家韋勒克和沃倫曾說，文學史與思想史之間存在著平行關系。^[4]如果此言不虛，在這種平行關系中，經(jīng)典作家、作品無疑居于中軸的地位。經(jīng)典作家通過自己的作品來表達對哲學、歷史、社會、文化等的觀點，更有不少經(jīng)典作家不但通過文學作品，而且還通過思想論著深刻地切入時代問題。舉例來說，英國浪漫主義文學家柯爾律治就不僅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而且還寫了大量的宗教和政治論著，其思想的深度不亞于同時代其他思想家，以至于穆勒將他與哲學家邊沁相提并論，認為他們兩人是那個時代最有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家。在目前的外國文學研究中，經(jīng)典作家作為思想家的層面還較少引起關注，這或許是外國文學研究中一個應該加強的環(huán)節(jié)。

另外一個問題是，東方文學與西方文學的研究成果嚴重失衡。相較于西方文學研究，東方文學研究尚未達到與其地位相匹配的規(guī)模。東方文學涉及的語種較多，而這些語種的文學所受到的重視程度又各個不一。相對而言，日本文學、印度文學、阿拉伯文學更受重視，其所以如此，或許與通曉相關語言的研究者人數(shù)較多有一定的關系，其他語種的文學則缺乏充實的研究力量，研究成果更是極度貧乏。這一情況已引起國家文教部門的重視，從2012年起，教育部陸續(xù)在各高校培育了一批國別與區(qū)域研究基地，加大對東方語言、文學學科的扶持力度。我們希望類似的制度性支持能夠持續(xù)下去，并產(chǎn)生出全方位的效應，使外國文學各分支領域能得到更加均衡的發(fā)展。

總起來說，本項目試圖將描述與分析、綜述與討論、資料性與學術性有機地結(jié)合起來。我們希望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外國文學研究狀況的全面調(diào)研獲得充分的一手資料，將外國文學研究置于一個動態(tài)的長程視野中進行綜合、考察和分析，既如實地反映和評價已有的成就，又對存在的問題做出一定的反思。鑒于本項研究的全局視野，它不僅具有單純的回顧性質(zhì)，更有一個向未來延伸的層面，可以為外國文學學科的未來發(fā)展提供鑒照，同時也幫助研究者了解和掌握各個具體的分支領域的研究現(xiàn)狀，從而在更高層次上推進相關領域的研究。

本研究項目得到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王建教授的大力支持，他在項目實施的初期還做過大量的組織工作。北京大學人文學部主任申丹教授一直關注項目的進展，并慨然將項目成果納入她所主編的叢書中。北京大學出版社張冰主任以及初艷紅、朱房煦、蘭婷、劉爽女士對本書的出版做了大量具體、復雜、瑣碎的工作，若無她們的積極推動，本書的出版定將是遙遙無期。在此，謹向?qū)Ρ緯淖珜懞统霭嫣峁└鞣N形式幫助的專家、學者和編輯人員表示由衷的謝忱。

[1] 參見陳眾議主編：《當代中國外國文學研究(1949—200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

[2] 參見申丹、王邦維：《新中國60年外國文學研究》，總導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該書共分六卷七冊，各卷冊標題依次為：“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外國小說研究”“外國文學流派研究”“外國文學史研究”“外國文論研究”“外國文學翻譯”和“口述史”。除陳眾議和申丹分別主持的兩個項目外，國內(nèi)還出版過幾部外國文學學術史的專著，如王向遠著《東方各國文學在中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龔瀚熊著《西方文學研究》(收入“二十世紀中國人文學科學術研究史叢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但這些專著只涉及東方或西方文學研究，而沒有涵蓋外國文學研究的全部分支領域。

[3] 《國外文學》1981年第1期。

[4] 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第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