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教書和寫文章

如前文所述，瞿秋白在1920年至1927年間，做了幾件大事，可以說是他投身革命后的頂峰時期。那么，在這幾年里魯迅又做了些什么呢？從表面上看，他似乎沒有瞿秋白那樣轟轟烈烈，但也同樣發(fā)揮著巨大戰(zhàn)斗作用。

1919年“五四”運動之后，魯迅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教書和寫文章。他用口傳授知識，教育學生；用筆作匕首和投槍同軍閥政府、封建勢力作斗爭。

魯迅自從1912年5月初到北京后，一直在教育部任職。先是任第二科科長，后又任僉事，主管圖書館、博物館和美術(shù)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工資不高，而且時常欠發(fā)。一個人生活還可應(yīng)付，二弟周作人一家搬進八道灣之后，經(jīng)濟馬上緊張起來。原因是弟媳羽太信子揮金如土，雇了若干傭人不說，就連買東西也要上日本商店，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yī)生。魯迅和周作人的薪水加到一起約有800元，但還是月月虧空，搞得魯迅到處借貸。一天，魯迅借到一點錢后，連忙坐黃包車送回家，可在門口卻見日本醫(yī)生的汽車從家里開過去，魯迅的心一下子涼了半截，他感嘆道：“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過用汽車帶走的呢？”所以，為了維持自己和二弟一家人的生活開銷，魯迅不得不四處兼課。從1920年8月起，直到1926年離開北京，他先后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和一些中學或?qū)？茖W校任教。按魯迅的學問，在大學當教授是不成問題的，其時周作人已是北京大學的教授了，但因魯迅在教育部有專職，所以只能作兼職講師，月薪也比較少。

在北大，魯迅講的是中國小說史，講義是自己編的《中國小說史大略》，后來經(jīng)補充修改定名為《中國小說史略》，1923年12月、1924年6月由新潮社分上下冊出版。這部書，魯迅傾注了許多心血在里頭，他打破了“中國小說自來無史”的沉悶局面，為小說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奠定了基礎(chǔ)。

由于魯迅知識豐富，思維敏銳，所以講課時從不照本宣科，而是根據(jù)講義的論點加以發(fā)揮、補充。語言也很風趣，娓娓動聽，引人入勝。同學們都喜歡聽他的課，就連不是學文學的學生也跑來旁聽，教室里常常是擠滿了人，兩個人的座位竟坐了三四個人，沒有座位的一些同學就坐到窗臺上去聽課。人雖多，秩序卻非常好。有時魯迅還把課堂搬到社會上去，許廣平曾回憶道：

有一天，趁新的講義還沒有印出來，先生正準備講書時，姑且和他鬧一下罷，如果成功，就有得玩了。課室前排的幾個人最愛搗亂：“周先生，天氣真好哪！”先生不理。“周先生，樹枝吐芽哪！”還是不理?！爸芟壬n堂空氣沒有外面好哪！”先生笑了笑?！皶牪幌氯ツ?！”“那么下課！”“不要下課，要去參觀?！薄斑€沒有到快畢業(yè)的時候呢，不可以的?！薄疤崆稗k理不可以嗎？”“到什么地方去？”“隨先生指點罷！”“那你們是不是全體都去？”測驗是否少數(shù)人搗亂，全體起立，大家都笑了：“先生一致通過?！毕壬肓讼?，在黑板上寫出“歷史博物館”幾個字，又告訴我們在午門——皇宮的一部——聚齊……大家都去了。原來這個博物館是教育部直轄的，不大能夠走進去。那時先生在教育部當事，所以那里的管事人都很客氣地招待我們參觀各種陳列……平?？床坏降臇|西真不少，勝過我們讀多少書，因為有先生隨處給我們簡明的指示。

魯迅教學與其他枯燥沉悶的課堂形成鮮明對照。

魯迅除了在高等學校講課外，每周還到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小說史一次。世界語是波蘭眼科醫(yī)生柴門霍夫創(chuàng)造的，簡單易學。傳入中國后，一些有為青年利用世界語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和革命活動。魯迅認為，學習世界語可以促進各國間的文化交流，因此贊成世界語運動。世界語學校成立后，便接受邀請，擔任講師。他每次都準時去上課，從不缺課，如果病了，也總是事先請假。為了支持這所學校，他多次退還學校發(fā)給的薪金，無償為學生上課。

1924年七八月間，魯迅接受了西北大學和陜西教育廳合辦的暑期學校的邀請去西安講學。7月7日晚10時，乘火車出北京赴西安。同行的有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桐齡、南開大學教授陳定謨、東南大學教授吳宓、前北京大學理科學長夏元軌、北京政法大學教授柴春霖、《晨報》記者孫伏園、《京報》記者王小隱等。列車上，魯迅想這次西行，除了向西北傳播新文化、新教育外，還可以為創(chuàng)作長篇歷史小說《楊貴妃》收集一些感性材料，作好創(chuàng)作準備。那時，從北京到西安交通非常不便，需要水陸交替才能到達，往返要用十幾天的時間。魯迅在列車的轟鳴聲中漸漸地睡著了。

清晨，魯迅被一群蒼蠅的嗡嗡聲吵醒。他打了一個長長的哈欠，隨口念道：“‘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于今朝驗之矣?！避囘^洛陽，同行的夏教授去拜訪了吳佩孚，回來后向大家講起會見時的情景：吳佩孚問他在北大教什么課？他說：“擔任新物理中電子研究。”吳指著墻壁上掛著的八卦圖問道：“此中亦有陰陽變化的奧妙，能為我闡述否？”夏教授怕說不好得罪了他，招來殺身之禍。于是說：“此舊物理，與新物理非一事?！眳菂s說：“舊有舊的奧妙，新有新的道理?！贝蠹衣犃舜笮Σ恢梗斞敢残χ鴮Υ蠹艺f：“這也是蒼蠅之聲呀？”

7月14日，魯迅一行人抵達西安，住在西北大學教員宿舍。休整期間，他游覽碑林、孔廟，觀賞了薦福寺小雁塔、慈恩寺大雁塔、曲江灞橋和昭陵石刻等名勝古跡。后來在文學創(chuàng)作過程中，魯迅從這些古跡中得到了許多歷史的啟發(fā)。他還幾次到易俗社觀劇，和導(dǎo)演、演員們一起交談戲劇改革。易俗社是1912年創(chuàng)辦的，設(shè)有一個秦腔劇團和一個戲曲學校，魯迅因在教育部工作，對該社編演新劇早有所知。這次又特別觀看了他們演出的《雙錦衣》、《大孝傳》和《人月圓》。看后很滿意，他想：“西安地處偏遠，交通不便，而能有這樣一個立意提倡社會教育為宗旨的劇社，起到移風易俗的作用，實屬難能可貴。”為了支持戲校，他拿出50元捐給他們。后來，離開西安時又親筆題寫了“古調(diào)獨彈”四個字，制成匾額，與別人聯(lián)名贈給劇社作紀念。

從21日開始，魯迅為暑期學校演講，到二十九日結(jié)束，共講了十一次，計十二小時。題目是《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內(nèi)容是根據(jù)《中國小說史略》濃縮、補充而成的。如關(guān)于文藝起源于勞動就是以前沒有講過的內(nèi)容。魯迅說：“我想，在文藝作品發(fā)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詩歌在先，小說在后的?！辈⒕瓦@一問題作了具體的分析、闡述。他的文藝理論觀點，為后來的文藝理論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

暑期學校演講結(jié)束后，還有幾天就要返京了。山西督軍兼省長劉鎮(zhèn)華突然托人請魯迅給講武堂的學生講演。本意是想讓魯迅替他歌功頌德，但他知道魯迅不比別人，一定不肯，于是就提出讓魯迅把演講的題目換一換，給士兵們打打氣。魯迅當然不會隨著軍閥的指揮棒轉(zhuǎn)，他回答說：“給士兵講可以，我還是講小說史，因為就只會講小說史。”劉鎮(zhèn)華碰了個軟釘子，差點就撕下“禮賢下士”的假面具，加害魯迅，經(jīng)人勸阻才沒有下手。這件事被西安《新秦日報》的記者透露了出去，立即被?？脦滋臁?/p>

在西安，魯迅對西北大學的工友，卻非常關(guān)切。

演講期間，魯迅一直住在西北大學教員宿舍，當他看到工友們整日忙碌，很辛苦，又想到這次赴西安演講，陜西人費心勞力，備飯花錢，用汽車載，用船裝，用騾車拉，把我們請來，所以應(yīng)該“把陜西人的錢在陜西用掉”。于是，他向同來的先生們提議多給工友一些錢。大多數(shù)人都對魯迅的提議表示贊同，但有位先生卻說：“工友既不是我們的父親，又不是我們的兒子，我們下一趟不知什么時候才來，我以為多給錢沒有意義?！濒斞嘎犃撕芊锤?，他對同來的朋友說：“我頂不贊成他的‘下一趟不知什么時候才來’說，他要少給讓他少給好了，我們還是照原議多給?！?/p>

8月4日，魯迅一行人告別了古都西安，早晨乘騾車出城由渭水東行，踏上返京的歸程。12日半夜抵京。至此，為期36天的西安之行才算結(jié)束。

回到北京后，魯迅還惦念著幾位西北大學的先生。他把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和《吶喊》各五部寄給他們留念。

魯迅在教學工作中，不僅學識豐富，而且從不擺先生的架子。他對學生和藹可親，以朋友相待。在北京阜成門內(nèi)西三條胡同21號居住時，經(jīng)常有學生三五成群地光顧他的“老虎尾巴”。

“老虎尾巴”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因為是在堂屋的后面接出的一間平頂灰棚，拖在三間北房的后面，很像一條尾巴，所以被人稱為“老虎尾巴”。魯迅自嘲地稱它為“綠林書屋”，并且說：“這是房子中最便宜的一種?！?/p>

魯迅有晚睡晚起的習慣，有些青年一大早就去拜訪，他也不介意，照樣熱情接待。有的青年是初次見面，顯得拘謹，魯迅就拿出糖果和小花生招待他們，于是氣氛馬上活躍起來。青年們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魯迅一一作答，談得晚了，魯迅還親自端著高腳煤油燈送他們出門，直到他們走出胡同口才回房繼續(xù)工作。

北京的冬天是寒冷的，魯迅身穿愛國布棉袍坐在“老虎尾巴”里，覺得手腳冰涼，望一眼快要熄滅了的爐火，他走出屋外，頂著刺骨的寒風去砸煤。

購買西三條這處房產(chǎn)時，魯迅分別向好友許壽裳和齊壽山各借了400元，經(jīng)濟一直很緊張。一條褲子，膝蓋處已有兩個膏藥般的補丁，棉被也是多少年沒有換的老棉花，已是“破帽遮顏”的魯迅必須親自動手砸煤，不小心手也碰破了。回到屋后，他往小火爐里添一些碎煤，不一會兒，火苗躥上來，屋里漸漸暖和了。在黑沉沉的夜里，魯迅望著爐火沉思著。不一會兒，一個“瘋子”的形象在眼前浮現(xiàn)。他快步走到三屜桌前坐下，取過“金不換”毛筆，在紙上寫下“長明燈”三個字作為標題，然后飛快地寫起來，不知不覺寫了個通宵。晨光透過窗戶射了進來，魯迅吹熄了燈，把稿子裝進一個大信封，封好，準備寄給《民國日報》。此時爐火已經(jīng)熄了，魯迅蜷縮著躺在床上睡著了。1932年3月5日，《長明燈》在《民國日報》上發(fā)表了。作品描寫吉光屯的一個“瘋子”，堅持要吹熄廟里的長明燈，而遭到封建勢力的迫害的故事，表現(xiàn)了覺醒者的堅韌的反封建精神，對地主豪紳為代表的封建勢力給予猛烈的抨擊。這篇小說含有深刻的象征意味，它說明舊社會的反動勢力是如何殘酷暴虐地禁止一切改革。而小說主人公的“我要放火！”的喊聲，較之《狂人日記》中“救救孩子”的呼聲也更富有反抗性了，李大釗讀后興奮地說：“魯迅先生發(fā)表《長明燈》，這是他繼續(xù)《狂人日記》的精神，已經(jīng)挺身而出來了！”除《長明燈》之外，魯迅還創(chuàng)作了《離婚》等七篇作品，后來收入小說集《彷徨》。這些作品深刻反映了魯迅的探索與追求，在藝術(shù)上也達到了新的高度。

在“老虎尾巴”這間小小的斗室里，魯迅寫出了著名的散文詩集《野草》，小說集《彷徨》中的大部分作品，雜文集《華蓋集續(xù)編》以及《朝花夕拾》、《墳》中的大部分文章，共計二百多篇。

1925年和1926年是魯迅在北京工作最緊張、斗爭最激烈的一段時間。他不僅創(chuàng)作繁忙，而且經(jīng)歷了“女師大風潮”和“三·一八”慘案的疾風暴雨，參與并領(lǐng)導(dǎo)了女師大進步師生同北洋軍閥政府教育部的正義斗爭，并取得了勝利。

國立女子師范大學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女子高等學校。它的前身是1909年清學部設(shè)立的京師女子師范學堂，校址在宣武門內(nèi)石駙馬大街（今新文化街）。1912年更名為北京女子師范學校，1919年改為女子高等師范學校，1924年8月22日被北洋軍閥政府教育部武裝接收，改組為國立北平女子師范大學。

魯迅于1923年7月被聘為該校講師，開設(shè)小說史和文藝理論課，直至1926年8月離京南行。在魯迅任教的三年里，正是北洋政府段祺瑞執(zhí)政時期，社會政治動蕩不安，革命群眾運動日益高漲，反動政府對革命人民采取高壓手段，對革命活動殘酷鎮(zhèn)壓。在這種背景下，發(fā)生了聞名全國的“女師大風潮”。

1925年年初，以共產(chǎn)黨和國民黨作為基礎(chǔ)的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正式形成。在日趨高漲的革命運動的推動下，女師大學生掀起了一場以驅(qū)逐推行封建奴化教育的校長楊蔭榆為目標的學潮——“驅(qū)羊運動”。

楊蔭榆自1924年2月28日當上校長之后，對學生實行封建教育，禁止學生參加政治運動。5月7日，女師大學生要求參加國恥紀念日的游行示威，她也不允許，憤怒的學生要求教育部更換校長。11月，國文預(yù)科二年級學生三人，因江浙戰(zhàn)爭期間道路被阻，未能按時返校，楊蔭榆以違章為由勒令他們退學，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主持公道，要求楊蔭榆收回成命，被楊厲聲責罵，醞釀已久的女師大風潮從此爆發(fā)。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北京各界人士在中央公園舉行公祭，女師大自治會決定參加，楊跳出來說：“孫中山是共產(chǎn)共妻的，你們學了他沒有好處，不準去。”

此波未平，又起波瀾。1925年5月7日這天，學校邀請校外知名人士講演，楊蔭榆正襟危坐在主席臺上，結(jié)果學生們發(fā)出一片噓聲，把她轟下臺去。楊惱羞成怒，作出開除劉和珍、許廣平等6名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決定。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于5月11日在校門口張貼“行矣楊蔭榆”的啟事，寫上“楊蔭榆先生注意！同人等早已否認先生為校長，請以人格為重，幸勿擅入校門。”

在女師大學生斗爭最激烈、最困難的時候，魯迅挺身而出，以同仇敵愾的精神和學生們共同作戰(zhàn)。早在北洋軍閥政府武裝接收女師大之前，魯迅就為學生代擬了兩篇“呈教育部文”，他歷數(shù)楊蔭榆“尸位素餐，貽害學子”的行徑，要求教育當局迅速撤換其校長職務(wù)。當?shù)弥獥钍a榆無理開除學生后，又同其他教授一起，聯(lián)名發(fā)表了《對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的宣言》為學生們伸張正義。楊氣急敗壞，8月1日，她率打手包圍學校，截斷電話線，停止伙食。但女師大被困學生堅持斗爭并得到北京、上海等地學生界的聲援。無奈，北洋政府被迫撤去包圍女師大的軍警，恢復(fù)水電，批準楊蔭榆辭職，同時又陰險地下達了停辦女師大的命令。魯迅堅決站在學生一邊，公然違抗命令，毅然擔任女師大校務(wù)維持會委員。教育總長章士釗利用職權(quán)于8月12日呈請段祺瑞免去了魯迅在教育部“僉事”的職務(wù)，“以示懲戒”。魯迅上訴干政院控訴章士釗。因為他擔任女師大校務(wù)維持會委員是8月13日，而章士釗呈請免職是在8月12日，魯迅抓住他“倒填日期”的漏洞不放，終于告倒了章士釗，取得了這場訴訟的勝利。女師大被強行解散之后，魯迅又和學生們在宗帽胡同另覓校舍，堅持復(fù)課。他帶病前往校務(wù)維持會，不僅給女師大學生義務(wù)上課，而且主動提出將課時增加一倍。他還不斷寫文章抨擊反動勢力，揭露“在杯酒間謀害學生”的教育界的害群之馬。

11月28日，北京各界群眾為要求關(guān)稅自主，而反對段祺瑞政府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段祺瑞之流在革命群眾運動的高潮中暫時避匿時，魯迅基于對敵人反動本性的清醒認識，號召革命群眾乘勝追擊，痛打落水狗，以免重演“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歷史悲劇。30日，章士釗去職。段祺瑞迫于群眾運動的威力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不得不發(fā)布命令，恢復(fù)女師大。教育部也于1926年1月17日決定恢復(fù)魯迅“僉事”的職務(wù)。至此，歷時一年半的女師風潮，以魯迅為代表的進步勢力獲得勝利而告結(jié)束。

20世紀初的中國，政府腐敗無能，帝國主義對中國弱肉強食。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炮擊國民軍布防的大沽口；國民軍被迫自衛(wèi)還擊。16日，日本帝國主義借口國民軍違反《辛丑條約》，糾集英、美、意、法、荷、比、西等國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北京各界群眾為了抗議帝國主義的強盜行徑，于18日上午10時，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聲勢浩大的“反對八國最后通牒國民大會”，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陳毅等同志置身于斗爭的最前列。大會由共產(chǎn)黨員王一飛主持，會后，群眾高呼口號，去鐵獅子胡同的執(zhí)政府請愿，要求驅(qū)逐八國公使出境。在執(zhí)政府門前竟遭到衛(wèi)隊的槍擊，當場打死47人，傷150多人，女師大的劉和珍、楊得群也慘遭殺害，釀成全國為之震驚的“三·一八”慘案。

3月18日這天下午，魯迅正坐在“老虎尾巴”里寫《無花的薔薇》。當聽到“三·一八”慘案和劉和珍遇害的消息后，他感到“已不是寫什么‘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而必須拍案而起，投入戰(zhàn)斗。他悲憤地寫道：“這不是一件事的結(jié)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話，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的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并把3月18日這天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魯迅的文章痛斥了北洋軍閥政府對革命青年的摧殘，因此遭到反動政府的忌恨和通緝。

1926年8月，北方的環(huán)境一天比一天險惡，再加上個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魯迅決定南下，去廈門大學任教。臨行前，他在女子師范大學發(fā)表了告別演講。他滿懷信心地說：“黑暗只能附麗于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它不會永久……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p>

1926年8月，魯迅離開了生活和戰(zhàn)斗了15年之久的北京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