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對《左宗棠傳》的自白

左宗棠時代的中國，是一個充滿危機的時期。出身寒門的他，歷經磨難和艱辛，通過自學而具有了卓絕的才干。踏入仕途時，他已是人過中年；憑借過人的才干，最終他登上了高位，獲得了清政府能夠給予漢人的最高職位。他是同時代中堪稱翹楚的軍人，雖然他從來沒有接受過正規(guī)的軍人訓練和教育。他不但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將軍，在同儕之中擁有顯赫的地位，還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努力安撫和重建慘遭戰(zhàn)爭蹂躪的廣大地區(qū)，且成就斐然。

左宗棠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進入西方觀察家的視線，他也沒跟外國人打過多少交道。西方觀察家沒有充分重視他在大清帝國的西部戰(zhàn)爭中取得的驕人戰(zhàn)績，而僅僅是偶爾有所提及。他曾被人評論為“排外”，對于在19世紀末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來說，這個詞有著特殊的意思?；蛟S就是由于這個評價，使得人們沒有興趣探究他的生平。

左宗棠逝世后僅25年左右，大清帝國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左宗棠為了挽救這個帝國所做的巨大努力與功績，顯然也因此而被低估。

當清帝國覆亡之后，人們將焦點轉移到了與當時形勢關系更為密切的事件上去，那些為了已經失敗的事業(yè)而做出顯赫成績的名人們的努力便被淡化。在這種背景之下，人們便很少再注意到左宗棠，乃至將之完全遺忘。

左宗棠個人的生活及努力未被當時的中國人所重視。在1885年他逝世之后的一段時間里，他被整個帝國所贊頌和緬懷，然而，當舊政權被推翻之后，社會輿論也隨之轉向。在洶涌澎湃的革命熱潮之中，左宗棠這位偉人因為服務于異族這一“罪名”，而被大肆攻擊。

辛亥革命顛覆了清朝的統(tǒng)治，在一定程度上，人們將這次起義當成是完成了太平天國運動的未竟之功。很難指望將清王朝打翻在地的這一代人對鎮(zhèn)壓了太平天國運動的人予以褒獎?？墒牵m然從某些方面說，辛亥革命確實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延續(xù)，可兩者的理念之差極為顯著——太平天國并沒有想過推翻一種體制，其目標僅僅在于推翻一個朝代。

隨著時間的流逝，有一種趨勢越來越明顯，那就是對于上個世紀的這位領袖人物，中國人能夠給予較為冷靜的評價了。人們越來越關注諸如左宗棠、曾國藩這樣的清朝末年人物的生平事跡和豐功偉績。

作為一名儒家學者，左宗棠窮其一生都在努力研究儒學，并按照儒家的生活范式要求自己。他為之奉獻一生的對象，并非大清王朝，而是“忠君愛國”這一理念。從孔子時代就流傳下來的中國儒學體系，已經進入了中國文化的骨髓，沒有任何其他思想體系能夠比得上它對中國的影響，無論從時間上還是深度上都是如此。我們無法預見未來，卻能夠大致斷定一點，無論是哪一位歷史上的中國人，只要他是在儒家學說的鼓舞及規(guī)范下生活、奮斗，人們就不會將之永遠打上恥辱的標記。

我對左宗棠產生興趣，源于對中國西北及新疆南部、中部相關文獻的偶然翻閱。在收獲季節(jié)，他通過一系列戰(zhàn)斗，收復了清國大西北的領土。為了留下足夠的時間讓部隊播種及收獲糧草，他沒有急切地再次進軍，而是選擇了按兵不動?？墒?，在英語文獻中基本找不到關于這種奇特戰(zhàn)法的資料，有關西征比較完整的資料，只能從漢語文獻中翻查。為了申請學位而提交給北平中文學院的論文，構成了本書的部分初稿，論文的標題是《左宗棠與平回》。

論文較少涉及左宗棠早期對太平天國的戰(zhàn)爭和當時的歷史背景，主要是研究其在西北的戰(zhàn)爭。以該論文為基礎，本書較為詳盡地研究了左宗棠早期的戰(zhàn)爭生涯和生平，對論文中不足的部分進行了相應補充。

我同時增補了一篇引言，對19世紀中國的財政體系、軍隊、科舉制度及政府進行了大致描述。還增加了其他章節(jié)，對初期太平天國運動、中國的回民及阿古柏政權予以介紹。另外，還改寫了關于“平回”的部分內容。謹以這本書，紀念左宗棠這位偉大人物。

不管怎么說，本書都不能算作對左宗棠進行了徹底研究。關于左宗棠生活的時代背景、他的生平、他所參與的事件，相關中文資料可謂汗牛充棟，非經過多年時間不能有一個系統(tǒng)研究成果。這些資料以《左文襄公全集》最為完整，而本書的敘述形式即類似于《全集》中年譜里對于左公的文章摘錄。這套文集根據(jù)楊書霖撰寫左宗棠《年譜》時所搜集的資料編輯而成，編纂時間長達4年。而最終有10卷之多的《年譜》，雖然系統(tǒng)記載了左宗棠從1812年出生到1885年逝世期間的生平和事件，但是仍然存有缺漏。本書則依據(jù)大清典史館編纂的左宗棠官方傳記進行了增補，此外，本書還隨機參考、節(jié)錄了很多其他的中文資料和相關外國著作中的研究成果。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威廉·詹姆斯·黑爾的杰作《曾國藩與太平天國》對于本書的撰寫有很大啟發(fā)，特別是在本書的創(chuàng)意、構思和取材方面，本人獲益良多。限于題材，關于左宗棠值得敘說的人生和事件，黑爾博士的著作里無法進行詳細描述，他只是對左宗棠的生平進行了簡略的描述，因此，我也希望本書對于左宗棠生平的詳細研究有益于黑爾博士的研究。

說到太平天國運動，在本書中我僅記述到了1860年。1860年之后到太平天國運動結束的這段時間里，我更關注左宗棠本人在這一時期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樣的處理方法當然無法照顧太平天國運動的整體情況，不免忽略了太平天國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然而這幾乎是所有傳記作品都難以避免的先天缺陷。大多研究太平天國運動的英文作品中，都以某些特定時間及其中的特定人物為焦點。而某些外國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在1860年之后跟一系列事件都有關系）則吸引了早期研究者幾乎全部的注意力。而且，他們過于夸大了外國人對結束這場戰(zhàn)爭所發(fā)揮的作用。直到最近，研究者才漸漸有所改變，開始逐漸關注參與這場戰(zhàn)爭的漢人的作用，只是要讓他們客觀評價漢人在鎮(zhèn)壓太平軍的過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目前來看顯然還不切實際。

在平定太平軍的過程中，左宗棠的角色無疑是重要的。越是深入地了解這場戰(zhàn)爭，就越發(fā)感覺到左宗棠的重要。在太平天國運動前期，如果湖南官方當局對曾國藩湘軍的援助少那么一點，都可能讓帝國的事業(yè)受到致命性的打擊。而這個時期在湖南當局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正是尚處在準官員位置上的左宗棠。他憑借自己的影響力極大地支持了湘軍對太平軍的作戰(zhàn)。

為了真實反映左宗棠的性格和脾氣，以及體現(xiàn)他對當時中國各種形勢的判斷，我摘譯了左宗棠的部分奏折和書信。就我所知，這可能是首次對左宗棠的奏折和書信進行的英文翻譯。譯文雖說較為隨意，但我認為絕對沒有歪曲作者的本意。當然，我一個人完成了書中所有的翻譯，當然要承擔其中的訛誤責任。另外，雷先生雖然已經將李秀成在1865年的記述以《忠王自傳》為名翻譯成了英文，但這個極為罕見的譯本我并沒有見到。因此，本書中關于太平天國初期的文摘，都是由我自己翻譯的，責任也由我來負。

本書所涉及的很多中國人名和地名，在羅馬拼音化過程中并沒有前后統(tǒng)一的標準。因此，在翻譯人名時，我選取的標準是北京方言的發(fā)音，即所謂的國語發(fā)音；在翻譯地名時，我則盡量選用丁格爾編撰的《中國新地圖和地名辭典》里的拼法。

借著這個機會，我要對中文學院院長W．B．佩圖斯博士表示感謝，他慷慨而長期的鼓勵是我難以忘記的，該院圖書室和中文教研室給予我的寶貴幫助，我也無法忘懷。中文學院的圖書室主任F．D．舒爾西斯博士審讀了我的手稿，并給出了許多有益的意見；約瑟夫·W．史迪威上校則很關注這部作品，對于中國和中國人，他有著自己的深刻理解，因此，他的諸多建議讓我獲益匪淺。我要特別感謝他們給所予的幫助。

我對中文學院的老師王楚明先生的感激之情，只有那些有過類似經歷的人才可體會。他是一位來自中國的老師，魅力非凡，性格堅忍，對于自己祖國的歷史，他的見解非常深刻，他抱著世間罕有的熱情帶領人們走進偉大的中國的歷史。他以極大的耐力、興趣和熱情，幫助我理解漢語文獻，從而為本書的撰寫奠定了基礎。本書若能得到些許贊賞，都應歸功于王先生。另外，王先生對于英語絲毫不了解，因此本書存在的大量缺陷與他毫無關系。

本書僅僅是一個開始，開始探索一位偉大政治家和軍人的人生歷程。他的整個生命，處于中國發(fā)生翻天覆地變化的關口。隨著人們更多地了解左宗棠的一生和其奮斗經歷，將會更清楚地意識到他的重要性。左宗棠的性格底色屬于傳統(tǒng)的中國，但他卻有著同時代人所不具備的新的人生觀。在盛極必衰、否極泰來的法則中，他一直頑強地奮斗并堅持著。以現(xiàn)在的眼光看，或許我們會覺得左宗棠的功績無論從時間上還是空間上看，都有著很大的局限性，但這并不影響他的經歷仍具有重要意義。也許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的結論就會改變。

左宗棠一生最景仰的榜樣就是諸葛亮，雖然諸葛亮一生的成就同樣受到了時間和空間標準的限制，但他的一生仍然被無數(shù)中國人認同。以儒家的標準來看，人生最重要的成就，是那些腳踏實地、兢兢業(yè)業(yè)的努力贏得的功績。左宗棠的標準顯然與此差距不大。我本人希望這本淺顯的書能作為引玉之磚，讓更多對此主題感興趣的讀者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將來寫出一部更好的關于左宗棠的研究著作。

W．L．貝爾斯

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上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