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に囄摹返膬r值

傅慶芬

一、前　言

在中國古代目錄學發(fā)展史上，宋代是高峰時期，宋代目錄學所取得的成就已為眾家公認。在宋代的目錄學家中，王應麟又是眾所公認的大家，由于《玉?！に囄摹?，使他成為和鄭樵、馬端臨相媲美的三大著名目錄學家之一。在三大家中，王應麟的目錄學頗具個性和特色，應該更值得重視和研究。但事實上，王應麟生前是以詞科文章著稱的，死后又是以淵博的大學問家、通儒、考據學家的形象為學者所稱賞和欣羨，作為目錄學家的王應麟似乎并沒有被認識和看重。在一些目錄學著作中，當談及目錄學發(fā)展史時，對王應麟或者簡單提及，或者根本就不置一詞。而關于王應麟的目錄學研究文章更是少得可憐。就我本人涉獵所及，僅有兩篇文章，一篇是已故著名目錄學家王重民先生的《王應麟的〈玉海·藝文〉》^〔1〕，一篇是李萬健的《開類書收輯書目之例的王應麟和他的〈玉?！に囄模?sup >〔2〕。這兩篇文章，對王應麟的目錄學都有重要論述，尤其王先生的文章，切實指出了王應麟目錄學的一些重要特點，如編題、形式分類、文獻價值等。但我認為，仍有必要對王應麟目錄學作進一步闡發(fā)和研究。本文即旨在就王應麟目錄學的實用特色發(fā)表一點粗淺的看法。

王應麟的目錄學，我個人認為，實用是其突出特征和總特色。就《玉?！に囄摹穪碚f，這種特色尤其鮮明。該書的編纂目的、分類、著錄及其內容，無不飽含著實用特色，而形式分類、編題、文獻價值等則是這種特色的表現形式。這也是與鄭樵目錄學理論特色和馬端臨目錄學輯錄體特色相媲美之處。

《玉?！に囄摹肥菫橹笇W習而編。王應麟把它設置在類書中，正是為著在類書實用目的的基礎上，以充分發(fā)揮目錄的實用作用。這是我國目錄實用作用發(fā)展的必然，也是與王應麟一貫地自覺利用目錄緊密聯系的。

《玉?！に囄摹返哪夸浄诸惒皇莻鹘y(tǒng)的四部分類。這不僅在于其形式上沒有四部名稱，更重要的是，它運用了形式分類法，從而突破了四部分類的束縛，形成了帶有形式主義特點的、十分實用的目錄分類。

《玉?！に囄摹凡捎玫氖蔷庮}著錄法，它更加有利于指導閱讀。編題所收資料豐富、全面，在封建時代便于學子掌握廣博的知識，在今天，則為學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這些文獻資料還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是目錄文獻輯佚、校補、考證等的大寶庫。

王應麟目錄學的實用特色，是基于他對目錄的一貫利用和對目錄學史的透徹了解和研究，是有著深厚的應用實踐和認識基礎的。這從他在《玉海·藝文》內所設置的類目“書目藏書”即可看出。在“書目藏書”中，王應麟對我國元代以前目錄學的發(fā)展源流勾勒出了清晰的線條，對目錄學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表示了他的觀點和看法。

王應麟是一位大家，尤其是博學的目錄學大家，對他的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對王應麟目錄學的研究，我仍能不揣淺陋，那是因為，王應麟的博學令我驚羨，他的實用特色目錄學對我們青年的讀書治學很有啟發(fā)和益處，也許其中藏有博學的奧秘，鉆之彌堅，因而使我愈加感到王應麟是一座“寶藏”。

二、家世、背景和生平學術簡介

王應麟（1223—1296），字伯厚，又字厚齋，自號深寧居士，學者稱其為深寧先生。其先世居住在浚儀（今河南開封）。其曾祖王安道（曾任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等）于建炎之初南遷，乾道年間始在鄞（今浙江鄞縣）定居下來。其祖父王晞亮，官至武經郎。其父王，字謙父，“幼學于里師樓昉，為文醇深，善發(fā)議論”^〔3〕。嘉定十六年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崇政殿說書，又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曾預修四朝國史，撰《輿服志》六卷；撰成之后，受到理宗賞賜親筆御書“竹林汲古傳忠”六字。王因而名其堂為“汲古堂”，稱其文集為《汲古文集》^〔4〕。由此可以看出，王應麟出身于幾代居宮，深沐“皇恩”的官僚世家。

宋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當南宋統(tǒng)治風雨飄搖時，王應麟呱呱墜地。此時，南宋經過近一百年的歷史，在政治上，又即將面臨新的困境。蒙古族在北方崛起，成為宋的未來隱患。當時，有識之士已深刻認識到這一點。著名理學家真德秀對此就十分擔憂，他指出，“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他認為，當務之急，應是“內固邊防，外精間諜”^〔5〕，以防患于未然。但是，南宋統(tǒng)治者昏庸腐化，不思自強，政治更加腐敗，國勢更加微弱，注定了它滅亡的命運。在思想領域，理學一方面逐漸取得官學地位，一方面也遭到批判。新興起的永嘉學派，以陳亮、葉適為代表，與理學大談心性針鋒相對，提倡實事實功，公然以功利作為其理論基礎，對因理學流行所造成的專尚空談、不務實際的社會風氣深惡痛絕。在教育上，科舉考試中博學宏詞科要求考生學識廣博，使得青年不只是專注于經學中，能夠讀更多的書。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王應麟開始了他不算平凡的一生。

王應麟自幼聰敏好學，“以先君為師，伯仲自為友”^〔6〕，遨游于書海中，九歲即通六經。其父王對王應麟的管教也極為嚴格，甚至到了近乎苛刻和嚴酷的地步。據說，“吏部公（王）每授題，設巍座，命坐堂下，刻燭以待；少緩輒呵譴之”^〔7〕。在嚴格的家教和王應麟本人的努力下，十九歲他就考中進士，授迪功郎衢州西安縣主簿，后差監(jiān)戶部平江府百萬東倉，升為從事郎。三十歲時，又差浙西提舉常平茶鹽鹽司主管帳司。

中進士后，王應麟對進士及第的殊榮并不以為然，他的目標是“通儒”。他說：“今之事舉子業(yè)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于通儒。”^〔8〕于是，他更加勤奮讀書，“閉門發(fā)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9〕。又經過十五年手抄口誦的勤勉學習，三十四歲那年，王應麟又考中了博學宏詞科，升遷為浙西安撫干辦公事。后又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累遷著作郎、守軍器少監(jiān)、秘書監(jiān)、權中書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禮部尚書兼給事中。

中博學宏詞科后，王應麟仍然孜孜不倦地學習。他利用自己擔任文職官員的優(yōu)越條件，更加廣泛地閱覽了宋朝國家藏書，為《玉海》的編纂和晚年著述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宋亡后，他“杜門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經史諸書講論辨”^〔10〕，在著述和講學中大約又度過了二十年的遺民生活，于1296年去世。

王應麟為人博洽多識，其治學氣象博大，通曉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精于史地考證，其“博洽多聞，在宋代罕與倫比”^〔11〕。王應麟一生都在追求博通，他的博洽多識正是他在由博通約的治學道路上，重視并利用目錄讀書治學，發(fā)揮目錄學實用功能的結果。

王應麟的博學，突出地體現為他給后人留下了七百多卷、三十一種宏富著述。流傳至今的，有《困學紀聞》二十卷，《玉海》二百零四卷（包括《詞學指南》四卷），《詩考》一卷，《詩地理考》六卷，《漢書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鑒地理通釋》十四卷，《踐阼篇集解》一卷，《急就篇》四卷，《周書王會補注》一卷，《漢制考》四卷，《小學紺珠》十卷，《姓氏急就篇》二卷，《六經天文編》二卷，《周易鄭康成注》一卷，《通鑒答問》五卷。僅見于文獻記載，今已不傳于世的，有《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通鑒地理考》一百卷，《蒙訓》七十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匪氖?，《小學諷詠》四卷。另外，王應麟還有文集《深寧集》一百卷，已經亡佚殆盡，今只存有后人所輯的《四明文獻集》五卷，《補遺》一卷；《深寧先生文鈔摭余編》三卷，《王尚書遺稿》一卷。

上述這些宏富著述，是與王應麟一貫地運用目錄學作指導分不開的。其中專門的目錄學著作有三種，即：《漢藝文志考證》十卷，《玉?！に囄摹范啪恚ā队窈！肪砣濉?，《小學紺珠·藝文》一卷（《小學紺珠》卷四）。

三、實用的目錄學

王應麟宏富著述中的三部目錄著作，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實用?！缎W紺珠·藝文》是“用訓童幼”^〔12〕的，它專門從孩子的特點出發(fā)，采用“以數為綱，以所統(tǒng)之目系于下”^〔13〕，即應麟本人所說的“誦數以貫之，倫類以通之”^〔14〕的形式，使“博不雜，約不陋”^〔15〕，十分適于孩子長于機械記憶的學習特點。如“五經（又叫五學）”條下列四種情況：“易、書、禮、詩、春秋（揚子《法言》：‘惟五經為辯’）；詩、書、禮、樂、春秋（《漢藝文志》：‘五者，五常之道，易為之原。五學，世有變改’）；周易、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禮記（唐五經博士）；書、詩、禮、易、春秋（公羊）（漢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庇秩纭捌呗浴奔摧嬄浴⒘嚶?、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八覽”即《呂氏春秋·八覽》：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君，等等，都是只列出簡單的數字所對應的有關書籍、篇目、目錄分類等，使孩子在一、二、三……的形象觀念中記住了一些書目、篇名。

《漢藝文志考證》則是針對顏師古對《漢書·藝文志》的注釋過于簡略，《四庫全書總目》也有類似觀點，它指出：“師古注班固全書，藝文特其八志之一，故僅略疏姓名、時代，所考證者如《漢書著記》即《起居注》，《家語》非今《家語》，鄧析非子產所殺，莊總奇嚴助之駁文逢門即逢蒙之類，不過三五條而止?！?sup >〔16〕而由唐至宋，《漢志》所著錄的書籍已有了很大變化，有的亡佚，有的殘缺，有的幾經整理，有的輾轉流傳，撲朔迷離。因此，王應麟采擇諸書，“捃摭舊文，各為補注”^〔17〕，對《漢志》重新解釋考證，還補充了《漢志》未著錄的二十六部書籍，以更便于對《漢志》的閱讀和利用。如上面《四庫全書總目》所舉顏師古注《鄧析》（二篇），僅僅指出“鄧析非子產所殺”，而《漢藝文志考證》則引劉向《序》等記載進行注釋考證：“劉向《序》：‘臣所校讎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為二篇。子產卒后二十年而鄧析死，傳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端逯尽芬痪?，無厚《轉辭》二篇。韓非子曰：‘堅白，無厚之辭章，而憲令之法息。’晁氏曰：‘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今其書大旨訐而刻，真其言也。其間時勦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后人附益之與？’《荀子·非十二子》與惠施并言?！蹲髠鳌罚骸嶑嗩厷⑧囄龆闷渲裥??！痘茨哮櫫摇吩唬骸囄銮赊q而亂法?！眱上啾容^，《漢藝文志考證》對《漢志》的解釋、考證確實要詳明得多。

《玉海·藝文》是為指導青年學習而編的，是這三部目錄著作中，卷帙最大的一部，也最能體現王應麟目錄學的實用特色。因此，為了便于說明，下面主要就《玉?！に囄摹穪碚勔徽勍鯌氲膶嵱媚夸泴W。

1．《玉海·藝文》的實用目的

《玉?！肥且徊款悤珪卜侄T，或說二十一門（即不包括“詞學指南”一門），“藝文”為其第五門。我國古代的類書多為傳授知識、臨文備查而編，《玉?！芬嗳绱??！队窈！冯m然是王應麟“習博學宏詞科編類之書”^〔18〕，但并不只是為應試博學宏詞科而編，王應麟孫王厚孫就說：“此書事類該廣，援據淵潔，非但施于科目而已。”^〔19〕

《玉?！肥堑谝徊吭O有“藝文”的類書。在王應麟之前，我國“唐宋以來的類書從來沒有紀藝文的（有紀圖書典故的藝文，沒有紀圖書目錄的藝文）”^〔20〕。如唐朝虞世南的《北堂書鈔》，其藝文部有談講、讀書、誦書、刊校謬誤、載書負書等事目，顯然不是紀圖書，而是紀圖書典故。王應麟為什么要在《玉?！分性O置“藝文”呢？他為什么能在類書中設置“藝文”呢？我認為，他是為著發(fā)揮目錄的實用作用而設“藝文”，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國古代目錄學實用功能的發(fā)展，一是王應麟本人長期利用目錄指導讀書治學，使他對目錄實用功能有了非常深刻的認識。下面具體談談。

第一，王應麟設“藝文”是我國目錄學實用功能發(fā)展的結果。

我國古代目錄事業(yè)極為發(fā)達，但人們對目錄實用功能的認識卻并不十分清楚。這是因為，在我國封建社會中，文化被統(tǒng)治階級所壟斷，文化學術活動是為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服務的。目錄著作的編纂，也是如此，是為統(tǒng)治階級宣揚文治武功，粉飾太平，是鉗制人們思想的重要工具。西漢時，劉向、劉歆父子第一次對國家圖書進行整理，編成了我國第一部群書目錄——《七略》。這部目錄著作把六經（《七略》稱為六藝）放在首位，又把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學派——儒家放在百家學派之首，客觀反映了統(tǒng)治階級獨尊儒術的事實。《七略》早已散佚，但其內容仍基本保留在《漢書藝文志》內，發(fā)揮著深遠的影響。

我國古代目錄著作編纂的目的，《隋書·經籍志》總序曾有概括：“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也?！笨傊?，目錄著作的編纂必須符合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目的。這種濃厚的政治色彩一直籠罩著古代目錄著作的編纂，成為目錄編纂的普遍目的和指導原則。但是，目錄的實用功能，尤其是其讀書門徑作用，畢竟是目錄的基本功用之一。雖然古代目錄的編纂是從政治目的出發(fā)而編，但在實際上，除了其政治功能，它也仍發(fā)揮著指導讀書的實用功能?！稘h書藝文志》一直是我國學者所看重的指導讀書的目錄著作，“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囄闹尽?，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21〕。清代學者金榜的這段話，很好地概括了《漢志》在我國封建社會中所起的讀書指導作用。因此，隨著目錄事業(yè)的發(fā)展和目錄使用的擴展，目錄的實用功能漸被認識。尤其是在宋代，目錄實用功能有了突破性的發(fā)展，具體則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在宋代的書院和家塾中，指導學子閱讀的書目單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和普遍應用。

宋代書院、家塾的閱讀書目，在元代初年程端學所編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一書中，仍保有其概貌。這種書目由各科閱讀書目構成。如學習四書所開列的參考書目有：

黃勉齋、其西山《集義》、《通釋》、《講義》

饒雙峰《纂述》、《輯講》、《語錄》

金仁山《大學疏義》、《語孟考證》

何北山、王魯齋、張達善《句讀》、《批抹》、《畫截》、《表注》、《音考》

胡云峰《四書通》、《通證》

趙氏《纂流》、《集成》、《發(fā)明》

在書院和家塾中，學生通過老師的講解，再按照所開列出的參考書目仔細閱讀，玩索經義，就能進一步提高自己的能力。因為這種書目單直接針對書院和家塾所開設的課程，又是經過長期的實踐，不斷摸索而總結制定的，因而其實用性較強。當時，除了官僚地主子弟所上的中央太學和地方官學之外，書院和家塾就是最重要、最普遍的學習場所，從而目錄的讀書指導作用得以普遍推廣，在大范圍內被學子所利用。

其次，宋代的科舉考試，各科已有各科具體的學習參考書目。

上面書院和家塾中所開列的閱讀書目，主要是對學生進行基礎教育，而針對科舉應試，具體應試科目則又有針對該科的具體參考書目。比如呂祖謙、真德秀等人都編有應試博學宏詞科應當閱讀的具體書籍篇目。其中，呂祖謙的閱讀書目是按文體編的，分別為制、詔、表、箴、銘、記、贊、頌、序，列出了各文體所當精讀的佳篇，如序有以下六篇：歐陽瓌《唐開元禮》、謝黻《御書孝經》、王壁《統(tǒng)元歷》、周麟之《唐通典》、莫沖《漢石經議奏》、王端朝莫濟《漢靈臺十二門詩》^〔22〕。而真德秀則是按書和著名作家列出了具體篇目，如《國語》，應當閱讀的篇目有以下十三篇：《宣王不籍千畝》、《定王殽烝》、《單襄公過陳》、《景王將鑄無射》、《宣公夏濫泗淵》、《桓公問成民之事如何》、《晉文公元年屬百官》、《悼公朝于武宮》、《使宣子佐下軍》、《晉卿不若楚》、《靈王為章華之臺》、《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吳王昏乃戒令》；柳宗元文應當閱讀的篇目有：《平淮夷雅》、《鐃歌鼓吹曲》、《正符》、《晉問》、《興州江運記》、《嶺南饗軍堂記》、《永州萬石亭記》、《終南山祠堂碑》、《饒娥碑》、《武岡銘》、《劍門銘》等共十一篇^〔23〕。從上面所列可以看出，這種應試書目更加精細，甚至精細到具體篇章、具體作者，其應試的實用色彩十分明顯。

再次，利用目錄搜檢書籍，已是公認的治學本領。

宋人已利用目錄指導閱讀，指導應試，說明對目錄的實用作用已得到普遍共識和認可，并產生了目錄學這一專名。在宋代蘇象先的《蘇魏公譚訓》中記載：“祖父謁王原叔，因論政事；仲至侍側，原叔使檢書史，指之曰：此兒有目錄之學?！?sup >〔24〕這是我們今天見到的最早出現目錄學專名的文獻記載。更為重要的，從這個記載中可以知道，熟知目錄學已成為宋人公認的讀書治學本領，并說明了目錄的門徑作用是“檢書史”，這就對目錄實用作用給予了形象的表達。唐代目錄學家毋昛雖然也說過；“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經故之精術盡探，賢哲之睿司咸識，不見古人之面，而見古人之心，以傳后來，不愈其已?！?sup >〔25〕他的這一通話也是在強調目錄門徑作用，然而到底怎么用，終究還有些含糊，遠沒有蘇象先所記載的，“目錄就是檢書史”的表達來得明白易懂和較準確。這反映了宋人對目錄的實用作用的認識已有了巨大提高?？梢哉f，目錄學這一專名的出現，是宋人把目錄的實用功能由實踐轉化為理論的突破性發(fā)展。

第二，王應麟設“藝文”，也是與王應麟一貫利用目錄指導讀書，與他對目錄的實用功能的深刻認識緊密關聯的。

王應麟生活在目錄事業(yè)極為發(fā)達，尤其目錄實用作用有了突破性發(fā)展和較廣應用的宋代，從小就受到目錄學的熏陶。1241年，他進士及第，但是憑借他的目錄學知識，他深知自己所讀甚少，離通儒的目標相差很遠。于是，他更加發(fā)憤讀書。一方面，他利用博學宏詞應試的參考書目，加緊訓練為文；另一方面，他又閱讀大量書籍，經常出入秘閣，廣覽博求，借閱一般人所難以見到的珍藏秘聞，利用目錄指導讀書，做筆記，收集資料。他考中博學宏詞科之后，仍然繼續(xù)閱讀大量書籍，按照目錄學方法收集資料，編制資料；并以考博學宏詞科的讀書筆記為藍本，采用目錄跟文獻相結合的編題方法編纂《玉?！?。

由上述可知，在目錄學漸被推廣利用的宋代，王應麟一貫地利用目錄讀書治學，從而使他對目錄的實用作用有了清醒的認識，因而在編纂《玉?！愤@部學習工具書時，他第一次在類書中設置、編纂了“藝文”，以發(fā)揮目錄的實用作用。這反映了他對目錄的實用功能的認識已上升到推廣利用的高度。因此，王應麟設置“藝文”，是我國目錄學發(fā)展，尤其是目錄實用功能發(fā)展的結果。王應麟的貢獻，就在于他開了類書收輯“藝文”的先例，在以實用為務的類書中使目錄的實用功能得以充分體現。

王應麟為什么在類書中“增輯紀圖書目錄的藝文”，王重民先生認為，“王應麟是博學的學者，又是圖書目錄學專家，若說由于他認識了圖書目錄的重要作用，所以要在《玉?！穬仍O立藝文一類，這當然是有些關系的。依據我的體會，王應麟在《玉?！穬染幹扑囄牡脑?，主要是由于他在收集資料、編制資料的過程中，是一貫地運用著目錄學的方法，而在全部《玉?！返木幾敕椒ㄉ?，都是把歷史文獻與圖書目錄互相結合在一起來編題的”^〔26〕。顯然，王先生也注意到，王應麟一貫利用目錄指導讀書治學，對目錄學的實用作用有了認識以后，才在《玉?！分性O置了“藝文”。

2．實用的目錄分類

從實用的目的出發(fā)，《玉?！に囄摹返木幾胩幪幨菫樽x者的方便利用著想的。這體現在他的目錄分類上是十分明顯的。

目錄分類是目錄著作的精髓，反映著編者的意圖。我國古代的目錄著作，由于強調政治功用，因而其分類體現的是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而很少考慮目錄的實用功能。王應麟出身于深沐“皇恩”的官僚世家，他的《玉?！に囄摹芬膊豢杀苊獾鼐哂袨榻y(tǒng)治階級政治統(tǒng)治服務的一面，如他仍是把統(tǒng)治階級視作經典的易、書、詩、三禮、春秋等排在最前面；又列有所謂政要寶訓類，用來收集歷代統(tǒng)治者訓戒、治理國家的書籍。但是，由于《玉海·藝文》還是為實用而編，因而其目錄分類還具有很強的實用性。為了便于說明，先把王應麟在《玉?！に囄摹分兴鞯哪夸浄诸惲性谙旅?。

藝文門下設四十四類目：

從上面所列藝文類目可以粗略地看出：第一，它沒有標出四部名稱，也不是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六分、九分、十二分法，而分出了四十四個類目。第二，在四十四個類目中，和當時習慣的四部分類法相比，其中有不少是四部中的子目，也有一些則是四部中不曾有的全新類目，如6續(xù)春秋、22玉牒圖譜等。而四部中有些常見子目，如天文、地理、職官、音樂等卻未在四十四類目中出現。第三，有些類目后標有“附”、“又見”、“詳見”等字樣。如1易擬易附，4三禮又見禮制，6續(xù)春秋又見編年，19政要寶訓圣政附，25諸子又見著書等類，29賜書詳見御書，38銘碑又見紀功等。

經過以上的粗略分析，我們對《玉?！に囄摹返念惸吭O置情況有了大體了解，雖然四十四類目中有不少是四部分類中的子目，但它還有四部子目以外的新類目，加之又未標出四部，所以不能將其歸為四部分類。下面結合《玉?！に囄摹犯黝惸康木唧w內容和《玉?！菲渌T類，再作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玉?！に囄摹返哪夸浄诸惥哂幸粋€十分突出的特點，就是形式分類法的運用。

在《玉?！に囄摹分?，幾乎有一半類目是按著錄的編題名稱形式分類的，也就是說，類目和編題名稱有形式上的一致性。這種形式分類主要又可分為按書名和按文體兩種形式。

按書名分類，在《玉?！に囄摹分兄饕邢铝蓄惸浚?續(xù)春秋、25諸子、32記志、33傳、34錄和43經等。如續(xù)春秋，包括《春秋》以外凡以春秋為名的書籍，主要是歷史編年書籍，如《夏殷春秋》、《吳越春秋》、《漢晉春秋》等。這正如其小序所說：“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后世有所著述，多托春秋之名，其屬辭比事不與春秋相似，非史策之正也?！泵靼椎氐莱?，此類所設是紀《春秋》以外，“托春秋之名”的書籍，也就是按“春秋”這一書名形式分類立目的。但其中也有例外，如其收有“文中子元經”，和類目“續(xù)春秋”在形式上并不一致。又如諸子，前面是總說諸子的幾個編題，有“漢諸子略”、“漢校定諸子百家”、“漢諸子博士”、“唐十七類子錄”、“唐子書要略·意林”等，其下則基本按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小說等順序收集各諸子書籍，如《宴子》、《子思子》、《漆雕子》、《老子》、《文子》等等。但并不包括所有諸子之書，而只是諸子中以子為名的書籍，而不以子為名的很大一部分諸子書則被排斥在這一類目之外，而是收在著書雜著別集等類。如儒家的《陸賈新語》、《賈誼新書》，法家的《晁氏新書》等，都不在諸子類，而在著書雜著別集類。因此，“諸子”類名后所加的“又見著書等類”之語，說明此處的諸子類只包括以子為名的書籍，確切地說，是按以子為名的編題形式進行歸類收書的。其中也有一個例外，這就是“墨辨”。又如經類，其所收圖書有屬于道家的，如《黃帝四經》、《漢神異經》，有屬于儒家的，如《清化經》，還有屬于陰陽家、五行、雜占、方技、孝經類的，而類名只標一個“經”字，則此類所收的書是除儒家六經之外，而以“經”為名的書籍。其他的記志、傳、錄等類，記志專收帶有“記、志”之名的圖書，如《周記》、《孔子三朝記》、《西京雜記》、《晉文章志》、《華陽國志》、《唐通志》等；傳專收帶有“傳”名的圖書，如《穆天子傳》、《夏小正傳》、《列女傳》等；而錄則是專收帶有“錄”名的圖書，如《兵錄》、《唐西南備邊錄》、《唐元和錄》等。由上述可以看出，王應麟的形式分類基本上是整齊的，很可能是他本人的有意識運用。

《玉?！に囄摹分邪次捏w形式的分類，其形式特點也十分突出。如上面所列四十四類目中，35～42的八個類目，不僅以文體分類，書名、篇名還含有其文體或類名，詩歌所收基本上是以“詩、歌”為名的書籍，賦專收以“賦”為名的書籍，箴專收以“箴”為名的書籍，銘碑、頌、奏疏策、論、序贊等也都是如此。

按文體形式分類，早在我國第一部系統(tǒng)目錄著作《七略》中就已出現。在該書中，其詩賦略中就著錄有按文體所分的賦、歌詩等類。后來隨著文學的發(fā)展，文體逐漸增多。至南朝時，梁蕭統(tǒng)編《文選》，把文體分成了三十七類，并依此進行分類選集文章。宋朝時，受統(tǒng)治者“右文輕武”政策的影響，習文風氣極為濃厚，反映在目錄學上，鄭樵《通志·藝文略》文類之下按文體分子目，有贊頌、箴銘、碑碣、制誥、表章、啟事、四六、軍書、案判、刀筆、俳諧、奏議、論、策、書，等等。在鄭樵的文體分類中，收有一些從書名上看不出文體而實為此種文體的圖書，如碑碣類有《金石錄》、《寶刻叢章》、《竇氏集》、《翠琰集》等?！队窈！に囄摹分邪次捏w形式的分類，可能是受到鄭樵文體分類的影響，但和鄭樵《通志·藝文略》中按文體所分類目相對照，可以看出，王應麟的文體分類產生了名不副實的情況，走向了形式主義的道路。如《玉?！に囄摹吩婎愃铡对娖贰?、《詩評》并不是詩，而是關于詩的理論和評論，銘類所收蔡邕的《銘論》，論類所收王充的《論衡》等，也是如此。這可見，王應麟按文體的形式分類，仍然包括和規(guī)范到編題名稱的形式分類，是比較整齊、純粹的形式主義分類。而在《通志·藝文略》中，鄭樵按文體的分類，某一類文體只包括此種文體的書籍，而不包括書名、篇中有此種文體名而非此種文體的書籍。因此，王應麟的文體分類和鄭樵的文體分類，雖然都有形式特點，但鄭、王二人對形式分類的認識并不相同?？梢哉f，鄭樵的文體分類是針對文學類書籍日益增多的現狀，以便更好地給以區(qū)分，他很可能只是借文體類別進行的目錄分類，而對形式分類只注意到文體這一形式；而王應麟的文體分類已經發(fā)展到了拋棄文體形式的內含，徹底地改變內容性質分類的標準，只以文體名稱為分類標準，這若不是有意識地加以運用，是很難如此運用形式分類的。

另外，圖類既是以其性質分類，又是按書名形式分類，賜書紀的是圖書掌故，兩類的編題和類目名稱在形式上是一致的，因此，也是形式分類的類目。

按書的內容進行分類是比較科學的分類指導原則，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文化教育事業(yè)的進步，圖書數量猛增?！端问匪囄闹尽匪浀膱D書已比《漢書·藝文志》增加了近乎十倍（119972卷比13269卷），其卷數也不得不從《漢書·藝文志》的一卷增到八卷。這可見宋朝時圖書之多。另外，書的內容也日趨復雜多樣。單純按內容進行的目錄分類對讀者來說，查找書籍就十分不便。因此，從對目錄的方便利用出發(fā)，勢必需要采用一些新的分類方法來解決傳統(tǒng)目錄基本上按內容分類所帶來的不便。這樣，形式分類的運用就在所必然?！队窈！に囄摹返男问椒诸愄攸c，正是王應麟從實用的目的出發(fā)，為方便利用而做的對傳統(tǒng)四部分類的改造。這對于讀書不多的青年人來說，是人人都可利用的、較好使用的目錄參考書。但是，這種形式分類在目錄分類上的應用，是有利也有弊的。其優(yōu)點是，它比較直觀、機械，不受復雜、嚴密的學科內容限制，因而簡單易懂，易操作，利用這種目錄檢尋書籍比較快捷、便利。尤其是在不明書籍內容、性質，不知該書在傳統(tǒng)目錄的歸類時，直接按書名、編題名稱形式去搜索就方便多了。而就其弊端而言，單純的形式分類，各類收書往往難以均衡，有的類多，有的類又太少；還可能名不副實，難以判斷書籍的內容、性質，以及書籍在同類學術著作中的相關位置、價值等，如《玉?！に囄摹蜂涱愃铡侗洝罚瑔螕惷?，就很難知道它是一部目錄著作。并且，書名相同的書畢竟太少，不可能把所有的書籍按這種方法分類。因此，這種分類方法很難獨立使用，必須跟其他分類方法相結合（如按內容、性質等的分類），依附性很強。其使用就有很大局限性。所以，對形式分類的作用不能過分夸大。

王應麟因為對形式分類有明確認識，對形式分類的弊端也有一定認識，所以在《玉海·藝文》中利用這種分類時，能把形式分類跟其他分類相結合，從而基本上避免了形式分類所可能產生的混亂和局限。具體說來，一是把形式分類跟傳統(tǒng)的按內容進行的分類相結合，在輯錄目錄資料時，同時輯有該書在傳統(tǒng)目錄著作中所屬類目，而對那些人們所熟悉的或其歸類基本無爭議的書籍，就不標明其在傳統(tǒng)目錄著作中的屬類。比如錄類的《春官要錄》標明《新唐書·藝文志》為儒家類^〔27〕，《唐封禪錄》為儀注類^〔28〕，傳類的《漢武帝傳》則在《新唐志》的神仙類^〔29〕。而對別集類的《韓愈集》、《柳宗元集》，則并不輯錄其在《新唐書·藝文志》的哪一類，就是因為兩書與其所分別集類相符，并且為學者所非常熟悉，其類屬無可爭議。又如在前面的1～12類目，一般多不標明其在傳統(tǒng)目錄著作中的類屬，但其中續(xù)春秋一類則例外，因它是按形式分類的，需要和內容分類相結合，才能夠了解該類所收書籍的情況。二是把形式分類和類書分類相結合，就是注明該書在《玉海》其他門類中的屬類。如漢《河間古辟雍記》注明“見三雍類”^〔30〕，漢《陳留耆舊傳》注明“見地理”^〔31〕，晉《文章志》注明“見總集文章類”^〔32〕。三是在類目上直接把形式分類跟類書其他門類、跟“藝文”其他類目的結合標注出來。如“諸子又見著書等類”，就是表示諸子這個形式分類類目當和著書等內容分類類目相結合使用，又如“賜書詳見御書”則是表示賜書這類當與《玉海》圣文門中的御書類結合使用。

經過以上對《玉?！に囄摹沸问教攸c的分析可以知道，《玉?！に囄摹返姆诸惓鲇趯嵱玫哪康亩捎昧诵问椒诸惙?，從而突破了傳統(tǒng)四部基本按內容分類的做法。這就是，第一，在類目設置上，《玉?！に囄摹冯m然繼承了傳統(tǒng)四部中經、史兩部的很多子目，如1～24的類目，但又有近乎一半的類目是形式分類的新類目。這種形式分類類目，因為基本上只從形式出發(fā)，即只按書名、文體等名稱形式，從而使得所收書籍性質復雜，如記志中收有《鄭志》、《鄭記》等經部書籍，也收有《西京雜記》、《華陽國志》等史部書籍，還有《博物志》、《青宮要記》等子部和《文章志》等集部書籍。這種形式分類類目徹底打破了四部界限。第二，四部中常見的子目如天文、地理、職官、音樂等并未在“藝文”中出現，而是作了《玉?！分械拈T類，這體現了《玉海·藝文》作為類書藝文的特點，即《玉?！に囄摹返念惸渴恰队窈！烽T類中的一部分，“天文、地理、職官、音樂等既然作了《玉?！返拇箢悾嘘P的圖書也就分在那些大類之內了”^〔33〕。

這樣，《玉?！に囄摹吠黄扑牟康男问椒诸悾笆棺x者不論從圖書內容的分類上，或者從書名的形式分類上，都能比較容易的找到自己所要參考的圖書，這當然是進步的方法與方式，是王應麟的新創(chuàng)造，而不是犯了什么形式主義。如傳類有《離騷傳》，總集文章類內還有《離騷傳》（卷54）；錄內有《兵錄》，兵法類內還有《兵錄》（卷140）。了解了這一點，在使用《玉?！に囄摹返臅r候就可以左右逢源，的確比單純的分類目錄更為方便”^〔34〕。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突破四部并不是王應麟的發(fā)明。在王應麟之前，隨著我國古代目錄事業(yè)的發(fā)展及眾多圖書的涌現，目錄學家對傳統(tǒng)的四部分類法已不很滿意，他們根據自己的實踐和理論想打破四部，建立新的目錄分類系統(tǒng)。突破四部的做法，一時成為宋代目錄分類的一股潮流，“當時宋代個人書目，鄭、陳、晁都在集部這個問題上想突破四部”^〔35〕，尤其是鄭樵，他著有《校讎略》，論述了關于目錄分類等目錄學理論問題，提出了“學術既分，類例自明”的分類原則，認為傳統(tǒng)的分類法過于簡略，四部分類“無乃荒唐”。他并且把自己的分類理論應用于目錄學實踐，編成《藝文略》。其中文學類圖書不再稱集部，而定名為文類，其下基本上按文體形式分為二十二小類，對四部的突破尤其顯著。因此，王應麟突破四部的做法，是受當時潮流的影響，但他部分采用形式分類方法，既實用，又在打破四部分類上成功地找到了一個突破口，對目錄分類的發(fā)展具有很大的啟發(fā)和意義。

3．實用的編題著錄法

《玉?！に囄摹凡捎玫氖蔷庮}著錄法。所謂編題，是我國古代學者在長期的實踐中摸索出來的作筆記的方法。宋代著名學者呂祖謙、真德秀等人就是通過這種方法掌握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在宋代，它已經成為有志于博學宏詞科的青年士子閱讀群書所使用的方法。對這種方法，呂祖謙曾說：“編題只是經、子、兩漢、《唐書》、實錄內編。初編時須廣，寧泛濫，不可有遺失；再取其體面者分門編入。再所編者，并須覆誦，不可一字遺忘。所以兩次編者，蓋一次便分門，則史書浩博，難照顧；又一次編，則文字不多，易檢閱。如宣室、石渠、公車、敖倉之類，出處最多，只一次編，必不能盡記題目。”^〔36〕真德秀也說，“經、史、諸子悉用遍觀，其間可以出題引用并隨手抄寫，未須分門。且從頭看，凡可用者，悉抄上冊，如《尚書》，則‘舜典’、‘望秩’、‘禋宗’、‘九官’之類皆錄。一書畢，復理會一書，以詳且精為先，不可少有遺缺”，“悉諸書已抄過，然后分為門目”，“先理會一門，競，然后以次編纂。謂如歷法，則凡經史百家所載歷事，悉萃為一處，而以年代先后為次第，如黃帝歷為先，顓帝歷次之，夏、殷、周、魯歷又次之，漢歷至唐歷又次之，本朝歷又次之。它可類推。初編不厭其詳，俟成編，旋加刪削，凡題目有數出處者，須合為一。如高祖五星聚東井（《紀》、《五行志》、《張耳傳》、《敘傳》，后魏崔浩、高允《傳》），才缺一處便不可。而抄類之中，復要認得出處端的。如東井，則《本紀》為正，它皆旁出”，“凡編題目，須上可著朝代”。^〔37〕二人都強調收集資料寧濫勿遺，然后再篩選分門，使其便于檢閱使用。

王應麟在準備博學宏詞科應試，讀四部書時，也采用了編題的方法，把他認為重要的材料一條一條抄下來，并編上題目。隨著材料的逐漸增多，他又編成了一題一題更加完整的編題。后來編《玉?！窌r，王應麟又采用了這種編題方法進行編纂，在“藝文”中則成為目錄著錄方法，這是“藝文”的突出特征。所謂編題著錄法，就是以編題為著錄單位，其下則統(tǒng)率著一大批目錄及有關文獻資料。這和以前以一書為著錄單位，只著錄書名、卷數、作者的做法不相同。進行編題著錄時，每一個編題在最后著錄前，都經過編者的廣泛閱讀，大量抄錄有關資料，幾經整理補充而編成，因而這樣的編題，查尋書籍方便，其知識容量大，有系統(tǒng)，學術源流清晰，有很好的閱讀指導作用。下面就《玉?！肪?8“漢列女傳”這一編題和《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及《郡齋讀書志》各書對《列女傳》及相關書籍的著錄進行對比說明。各書著錄如下。

《玉?！に囄摹穫黝悾?/p>

漢列女傳

《志》：劉向所序《列女傳頌圖》?！秳⑾騻鳌罚合蚨盟咨菀?，而趙、衛(wèi)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采《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端逯尽罚骸读信畟鳌肥寰恚ā短浦尽吠?，劉向撰，曹大家注。又七卷，趙母注（《唐志》云：趙母《傳》七卷）；又八卷，高氏撰?！俄灐芬痪?，劉歆；又一卷，曹植?！顿潯芬痪恚娨u（以《頌》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志》有《頌圖》，非歆也）。曾鞏《目錄序》：《隋書》、《崇文總目》皆稱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益陳嬰母及東漢以來梁鴻妻十六事，非向書未然也。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家人之義歸于反身，二南之業(yè)本于文王。向博極群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異，《式微》一篇又謂二人之作?！恶R融傳》：注《列女傳》?！栋嗾褌鳌罚骸杜]》七篇（《唐志》一卷，引女憲）?！稌x王接傳》：撰《烈女后傳》七十二人。長于愆期緣父本意，又集《后傳》?！赌鲜贰罚衡字偃荨读信畟鳌啡怼！端逯尽罚喉椩读信髠鳌肥恚ā短浦尽罚喉椬冢矢χk《傳》六卷，綦母邃《傳》七卷，杜預《要錄》三卷，《女記》十卷（《唐志》云：《列女記》）?！短浦尽罚号柺呒遥牟?，三百八十三卷，始于劉向，終于《風樓新誡》二十卷，失姓名一家。有劉熙《傳》八卷，孫夫人《序贊》一卷，虞通之《后妃記》四卷，長孫皇后《女則要錄》十卷，魏征《列女傳略》七卷，武后《列女傳》一百卷（唐《舊志》：雜傳，列女十六家）；王方慶《女記》至楊氏《女誡》，不著錄，五家八十三卷（尚官宋氏《女論語》十篇，韋氏《續(xù)曹大家女訓》十二章）。荀爽《女誡》、程曉《女典》見《藝文類聚》。曹植《列女頌》，《文選注》引之。

《隋書·經籍志》雜傳類：

《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

《列女傳》，七卷。趙母注

《列女傳》，八卷。高氏撰

《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

《列女傳贊》，一卷?？娨u撰

《列女后傳》，十卷。項原撰

《列女傳》，六卷。皇甫謐撰

《列女傳》，七卷。綦邃撰

《列女傳要錄》，三卷

《女記》，十卷。杜預撰

《美婦人傳》，六卷

《妒記》，二卷。虞通之撰

《新唐書·藝文志》雜傳記：

劉向《列女傳》，十五卷。曹大家注

皇甫謐《列女傳》，六卷

綦毋邃《列女傳》，七卷

劉熙《列女傳》，八卷

趙母《列女傳》，七卷

項宗《列女后傳》，十卷

曹植《列女傳頌》，一卷

孫夫人《列女傳序贊》，一卷

杜預《列女傳》，十卷

虞通之《后妃記》，四卷

又《妒記》，二卷

諸葛亮《貞潔記》，一卷

曹大家《女誡》，一卷

辛德源、王劭等《內訓》，二十卷

……

《郡齋讀書志》傳記類：

《古列女傳》，八卷；《續(xù)列女傳》一卷。右漢劉向撰。向睹趙、衛(wèi)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為王教由內及外，故采《詩》、《書》所載賢妃貞女及嬖孽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前有王回《序》，其略曰：此書“有母儀、仁智、貞慎、書義、辯通、嬖孽等篇，而各頌其意，圖其狀，總為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為屏風。然世所行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為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同時入，五傳其后入，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為后人所附。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幾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為斷也。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莫得而考。以向所序書多散亡，獨此幸存而完，復為他手竄疑于其真，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為八篇，號《古列女傳》。余二十傳，其文亦奧雅可喜，故又以時次之，別為一篇，號《續(xù)列女傳》?！惫浒矗骸端褰浖尽酚袆⑾颉读信畟鳌肥寰?，……今回刪此書為八篇，以合漢史，得之矣。至于疑《頌》非歆作，蓋因顏籀之言爾，則未必然也。二十傳豈項原所作邪？

由上面四書的著錄可以看出，《玉?！に囄摹返木庮}著錄和其他三部目錄著作以一書為著錄單位的做法相比，前者十分便于使用和指導閱讀。具體說，有以下四個優(yōu)點：

第一，查找書籍十分便利?！皾h列女傳”編題上冠漢朝代名，很容易根據朝代先后去搜查到《列女傳》一書。而其他三書，因為沒有時間指示線索，翻找《列女傳》時，往往要對該類所收書籍查閱一遍，翻尋至后面時方能找到（《列女傳》在《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中列在雜傳類的后面）。

第二，閱讀指導作用更強。在“漢列女傳”編題中，漢《列女傳》，即劉向所編《列女傳》一書，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專門記載女子事跡的書，后來由該書影響而形成了我國封建社會中女訓書系列。因此，劉向《列女傳》在女訓書籍中的地位當首屈一指?！皾h列女傳”以此書為編題題目，就反映了該書在女訓書籍中的重要位置，說明了解女訓書，《列女傳》為第一必讀書，這就對閱讀起著很強的指導作用。而其他三部目錄，劉向《列女傳》都與其他女訓書籍并列著錄，很難看出，劉向《列女傳》的重要地位，因而，根據著錄，就難以起到很好的閱讀指導作用。

第三，指導對其他目錄著作的利用。在“漢列女傳”下，輯錄《隋志》資料：《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又七卷，趙母注；又八卷，高氏撰?！俄灐芬痪?，劉歆；又一卷，曹植?！顿潯芬痪?，繆襲。后來又輯錄《隋志》：項原《列女后傳》十卷，皇甫謐《傳》六卷，綦母邃《傳》七卷，杜預《要錄》三卷，《女記》十卷。這是因為，繆襲以前的著作，或是為《列女傳》作注，或是為其作頌，作贊，其后來所輯書籍則是受劉向《列女傳》影響而另撰寫的女訓書?！队窈！に囄摹钒选端逯尽穼ε枙闹浄肿髑昂髢蓚€部分，可見是進行了一番梳理的，這可以指導利用《隋志》中《列女傳》與其他女訓書。這是其他三部目錄都難以做到的。

第四，知識容量大，有系統(tǒng)，便于學習。“漢列女傳”中，關于《列女傳》，關于女訓書籍的文獻材料，從《漢書》的記載，《隋志》、《唐志》的著錄，到宋人曾鞏的《列女傳目錄序》，以及正史如《漢書》、《晉書》、《南史》，另外還有類書《藝文類聚》等等，一切有關資料都一一網羅，甚至小至《文選注》曾引用曹植《列女傳》也列為一條。但這么繁多的材料，都以《列女傳》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有關女訓書籍的系統(tǒng)介紹，因而其內容是極其豐富的，利用起來也并沒有蕪雜和枯燥之感。而其他三部目錄對《列女傳》和其他女訓書的著錄，各書彼此處于同等位置，不僅不便于指導讀書，并且枯燥乏味；內容只有書名、卷數、作者，也嫌過于簡略?！犊S讀書志》雖然內容較多，但只是對《列女傳》一書有指導作用，而并未涉及其他大批的女訓書籍。

總之，《玉?！に囄摹返木庮}著錄法和以前以一書為著錄單位的做法相比，具有明顯的實用作用。一是其編題題目冠以朝代名，并按朝代先后排列，因而各類中的典籍也基本按朝代先后排列，這就非常方便檢索。如“唐集賢注記”、“魏皇覽”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宋人編著的書籍，一般是冠以帝王年號、廟號，如“嘉祐仁宗實錄”、“熙寧英宗實錄”、“乾道資治通鑒綱目”等是冠以宋代帝王年號，“孝宗日歷”、“仁宗君臣政要”等則是冠以宋代帝王廟號，根據宋代帝王在位的先后，所用年號的先后，仍然可以按時間去尋檢書籍。這是因為宋代時間近，書多，故以年號區(qū)別。另外，也有少量編題并沒有冠以朝代名，如雜史類有“帝王要”、“左史”，書目藏書類有“李淑圖書十志”，等等。

二是編作題目的書籍，往往是相類或同類書籍中比較有重要價值的代表性書籍，甚至可以說是必讀書。除“漢列女傳”這一編題用的是劉向《列女傳》，“漢史記”編題用的是司馬遷《史記》。在“漢史記”中，還有諸家《續(xù)史記》及裴骃《史記集解》以后所有關于《史記》的注解、音義等書和一切相關文獻來源，但司馬遷《史記》是這編題的絕對中心，是了解《史記》系列書所當讀的第一本必讀書。又如“晉博物志”編題用的是張華《博物志》，但除著錄《博物志》與以后收輯的與其相關文獻的來源，還有和《博物志》相類的干寶《搜神記》、魏文帝《列異傳》等書籍，可看出，《博物志》在此編題中是具有重要代表性的書籍。這種以內容為中心的編題，因為同時又匯集了上下左右的相類或同類書籍，因而容納了豐富的知識，形成了一個小的知識系統(tǒng)體系，閱讀和利用起來，比一書為著錄單位的著錄方法要生動和有趣得多。

當然，這種編題也有它的不足。如編題有大有小，大到幾千言，如“漢七略·六略·別錄”^〔38〕，小到只轉錄其他目錄著作的著錄，如“唐海潮賦”^〔39〕僅為：“《志》：盧肇，一卷?！焙鸵砸粫鵀橹泦挝坏闹洸o不同。所以，《玉海·藝文》編題的實用性，是相對于以一書為著錄單位的著錄法而言，其對閱讀的指導作用，還受類書輯錄資料特點的限制，而顯得有些不太整齊。

四、《玉海·藝文》的文獻價值

在《玉?！に囄摹分?，各編題下都盡可能多地收輯了豐富的目錄文獻資料。這是王應麟追求“通儒”的結果。王重民先生認為，《玉?！に囄摹肥鞘茑嶉浴皶ā彼枷胫笇У慕Y果，^〔40〕“廣泛地利用了所有的歷史文獻資料，凡是十三經注疏，十七史及前四史中的諸家注解以及《文選》、《世說》、《水經》等注，重要類書，宋代的實錄、會要，總之，王應麟以前的所有重要古籍，凡有和圖書目錄資料相輔助、相補充、相發(fā)明的地方，他都編錄在《玉海·藝文》之內”^〔41〕。可以說，王應麟編《玉?！に囄摹窌r，沒有輯錄范圍的限制。這是類書輯錄資料的方式，也是目錄事業(yè)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即目錄資料極為豐富）時，目錄著錄的必然趨勢。但王應麟的輯錄范圍過于廣闊，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非要有廣博的學問不可，從而使《玉?！に囄摹肪哂袠O高的文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