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田、砍柴的日子

一切農(nóng)業(yè)活動都離不開土地?！队揽悼h志》中把田土分成“田、地、山、塘四等”，又說“農(nóng)務耕耘，習為勤苦。近山兼樵采，瀕溪則漁釣”。

永康地區(qū)山多地少且缺水，土地也不算肥沃。地處丘陵地帶的巖下老街，農(nóng)耕狀況更加不盡如人意，這就讓耕種成為一種異常辛苦的勞作。正如清康熙《永康縣志》里所描述的，“記稱‘三時之勞，一時之樂’。若吾縣之農(nóng)，蓋四時俱勞，不惶逸樂者也。緣地狹不能多得田，且壤瘠不能多得，稍惰則無以糊口矣”。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永康人對土地則更加珍視。他們一方面努力開墾新的良田；另一方面盡量控制因人口增加而新建房屋對耕地所造成的蠶食。永康人口從明初的63967人，增長到明末83022人。相比之下，田地的總數(shù)在這三百年中，不但沒有減少，反而略有增加?？h志記載，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永康有田4365頃，地616頃；到清康熙六年（1667年），有田4370頃，地634頃。

依舊的農(nóng)家小院

老街上的程氏后人，一直把土地作為他們的立足之本。三世祖程權（1333—1385年）初來巖下村，就在上坑口內(nèi)建造了以“得耕”為名的住宅，并欣然于“終身得耕隴畝”的生活。從此，“得耕”這兩個字，就成為巖下程氏立家的根本。近二百年后，七世祖程（1474—1548年）在老屋西側(cè)建造了一座更大、更華麗的住宅，起名為“得耕居”。程在獨松村的侄子，禮部侍郎程文德（1497—1559年）還對“得耕”這兩個字作了“耕者生民之本，衣食之原也。得耕則以勤而興，不得耕則逸而亡”的評論，以此來勉勵程氏的后人。又過了二百多年，即十八世紀中后期，巖下程氏建造了一座美輪美奐的世遠公祠。這座祠堂是以六世祖程坦為名，為全村程氏共有，也是村里眾多祠堂中地位最高的祠堂。世遠公祠的正堂，仍舊因襲“得耕”這兩個字，取名為“得耕堂”。正堂前金柱上還刻有一副對聯(lián)，“六世衍宗祧有典有則，千秋隆孝享是訓是行”。這里的“典”、“則”、“訓”、“行”中一定包括“得耕則以勤而興”的家訓。

由于耕地數(shù)量十分有限，僅憑勤勞還是不能解決生計問題。于是這里的人們就想盡一切辦法在同樣大小的面積里，比別人打更多的糧食。在兩宋時期，浙江地區(qū)由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要，在大面積種植水稻的基礎上，還積極發(fā)展麥、粟、黍、豆等農(nóng)作物，從而做到“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一歲所資，綿綿相繼”。巖下村的程氏更是把這種“綿綿相繼”的精神推廣到了極致。每到正月，村里的老人就會督促子孫：“十二月講過年，正月講種田?！闭且驗槔辖稚系娜藦恼戮烷_始忙碌起來，所以這里一年四季都有播種和收獲。大體上說，這里的耕地分為水田和旱地，水田以種植水稻為主。當?shù)厝酥v“清明料谷籽，立夏開秧門”，立夏的時候家家戶戶都要吃可以讓人“長”力氣的紅棗雞、蛋湯，標志著新一年農(nóng)作的開始。水稻在立秋（8月7～9日）后收獲，隨后馬上種玉米；到陰歷八月的時候再利用玉米之間的間距夾種蘿卜菜；等到霜降（10月23～24日）的時候玉米熟了，收割以后再套種大麥；冬至（12月22～23日）前后則可以收獲蘿卜菜；來年小滿（5月20～22日）時再收獲大麥，隨后便馬上開始新一年的水稻插秧。旱地在陰歷八九月時開始種小麥，到清明（4月4～6日）時在小麥之間夾種豆子；等到小滿時收獲小麥，再套種番薯；陰歷八九月番薯熟了，便重新播種小麥。至于蔬菜，則在離家較近的邊角地上種植，主要品種有南瓜、蒲菜、白菜等。田間套種的蘿卜是當?shù)厝说漠敿也耍瓤梢阅脕碜龈刹?，又可以用來喂豬，永康人也因此被戲稱為“永康蘿卜”。

巖下老街雖沒有“瀕溪”，卻“近山”，窮苦的村民也需要靠打柴賣錢來貼補家用。由于附近的山多為石頭山，少林木，再加上砍柴的人太多，所以已經(jīng)成了禿山，正因為如此，所謂的“獅子”、“蜥蜴”、“蜈蚣”才顯得格外逼真。橙麓村的程水保老人講，由于老街只有很短的一部分從橙麓村穿過，所以這里的村民不能像巖下村那樣做旅店和蠟燭生意。村里的土地很少，雖然解放初只有500多人，但是“土改”時人均只能分到一分地，所以半個村子的人都要靠賣柴為生。附近的山?jīng)]有柴可采了，就要到20里外的金竹崗去。還好這里砍柴不受“開柴期”或“封山”的限制，除了方巖山和屬于胡氏的壽山之外，附近的山上都可以砍柴。賣柴可以去派溪或者胡庫，派溪的集市雖然近，但是因為賣的人太多，賺不到錢，所以大家都要不辭辛苦走到十里外的胡庫。

用蘿卜做干菜的傳統(tǒng)在老街上依然盛行

晾干菜

二、背井離鄉(xiāng)的手藝人

永康由于地少人多，在勤苦耕耘并“兼樵采”的情況下，還有可能會入不敷出。于是民間便流傳有“家有千秧八百，不如手藝纏身”的說法。手工業(yè)者人數(shù)的增加，使本地的市場過于飽和，導致競爭激烈。但是由于交通不夠發(fā)達，不便于貨物運輸，所以無法形成以手工業(yè)產(chǎn)品為主的商業(yè)。這些手藝人只好挑著擔子，背井離鄉(xiāng)，到別處去謀生路。這種獨特的經(jīng)營方式使永康手藝人的足跡遍布大半個中國，于是就有“府府縣縣不離康，離康不是好地方”的說法，永康也因此素有“百工之鄉(xiāng)”的美稱。

永康手工業(yè)發(fā)展的歷史可以從歷年的縣志中找到些許痕跡。據(jù)明正德年間（1506—1521年）編纂的《永康縣志》戶口篇里記載，當時戶數(shù)總和為16706戶，其中有民戶16351戶，各色人匠192戶。也就是說，平均每87戶才有一戶匠人。這種比例，應該僅僅能滿足當?shù)厝松畹男枰５搅饲蹇滴趿辏?667年）編纂的《永康縣志》中就有這樣的記載，“承平以來，生齒甚夥。而農(nóng)利不加修反損焉。此又近數(shù)十年之變也。民鮮技巧，工多粗劣。持斧鑿者，不及雕鏤，操機杼者，不及錦綺。秉針線者，不及繡，攻澤飾者，不及文章。商賈鮮，百金之赍。其繳利他郡”。從這里可以看出，清朝創(chuàng)立以來，天下太平，人口增多。農(nóng)業(yè)的不濟，使得手工業(yè)在十七世紀中葉開始得到發(fā)展。由于水平有限，所以由此并沒有形成商業(yè)，反而是手工業(yè)者行走他鄉(xiāng)賺錢謀生。二百多年后，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編纂的《永康縣志》中再次提到，“工、土、石、竹、木、金、銀、銅、鐵、錫，皆有匠，然樸拙不能為精巧……多育技于他鄉(xiāng)”。工匠、土匠、石匠、竹匠和木匠都離不開尺子，所以被合稱為五尺工匠。這里的“工”指的是裁縫；“土”為泥水匠，過去泥水匠除了壘墻砌磚之外，還兼畫祠堂、住宅里的壁畫。金、銀、銅、鐵、錫匠又稱為五色工匠，永康以銅、鐵、錫匠最為興盛。此外，還有以修理小五金為主的“小鐵匠”和用白鐵皮為原料制作日常用品的“白鐵匠”。

橙麓村的程水保老人眼睛雖然已經(jīng)看不見了，但他對當年砍柴度日的辛苦還是記憶猶新（右側(cè)為清華大學李秋香老師）

在那些永康籍手藝人挑著擔子遠走他鄉(xiāng)的年月里，巖下老街上的百貨業(yè)和旅店業(yè)正在蓬勃發(fā)展。這里的大多數(shù)人，托胡公的福，還不至于要背井離鄉(xiāng)。就算他們沒有開店，還可以在家里做一些香燭、玩具、雨傘之類的小商品賣錢。這種好年景一直持續(xù)到解放前的幾年，由于連年的戰(zhàn)亂，來拜胡公的人越來越少了，村里才開始有一些年輕人到附近的村莊去學打鐵。由于老街上的程氏一直十分重視教育，這里各個姓氏的子孫都可以到祠堂里接受免費的初級教育，所以從老街上走出去做學徒的男孩都比外村的要大上好幾歲。

現(xiàn)住在作公祠里的程茂發(fā)（1934年生，崇字輩，程氏21代）老人，他是在虛歲16歲的時候（1949年）去仙居學徒打鐵的。這里學徒的頭兩年一般以練習基本功、學行話、熟悉工序為主，此外還要負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雜活。第三年稱“半作”，即在師傅的指導下，開始獨立完成一些工作?！俺鰩煛焙?，師傅通常會送徒弟一兩件工具，還要傳授徒弟挑選本行工具的一些方法。程茂發(fā)老人講，他學徒三年，師傅管吃管住，每年還有700斤谷子的收入，但是并沒有得到任何禮物。20歲時，他開始帶著徒弟到江西上饒去打鐵，當時兩人每天收入3.2元，徒弟得5角。程茂發(fā)老人回憶他每年一般只在過年的時候才回家，在夏天農(nóng)忙的時候也偶爾回來。年底回家要到臘月十五以后，一般待過正月十五才離開。來回一次在路上就要花費四五天的時間，從上饒到金華可以坐火車，盡管快車比慢車在時間上快一倍，價錢也只多八角，但是他還是會花3.8元坐六個小時的慢車；從金華到方巖這145里就只能靠走了，快走也要用上一天半。程茂發(fā)老人講他這樣打鐵一直打了37年，到1990年才歇業(yè)在家。這里的很多人都到江西去打鐵，因為江西是老區(qū)，各方面都受到照顧，而且人少田多，所以相對富裕。

集市中的各式竹編制品

新街上一家方巖百貨店中銷售的各式鐵制器具

現(xiàn)在的永康人再也不用遠赴他鄉(xiāng)了，現(xiàn)代化的機器和運輸工具替代了他們的雙手和一條扁擔，把“永康制作”送到了更多更遠的“府府縣縣”。老街上現(xiàn)在也只剩下了一位鐵匠，他叫程明星（1944年生，圣字輩，程氏22代）。老人住在松門橋以南，老街以東的第一幢房子里。他的小作坊就是院落西北角，臨街的那間。每每走過老人的窗前，都可以看到他站在紅彤彤的爐火前，揮舞著手中的鐵錘。他嘴里常叼著半支香煙，那一縷青煙就會隨著有節(jié)奏的叮當聲，在爐火中冒出來的虛虛渺渺熱氣的襯托下，翩翩起舞。老人說，這幢房子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是他的太公和祖父先后建成的。以前這里曾經(jīng)賣酒、賣瓷器，供香客們歇腳。“土改”的時候，他家有800把地（70把為一畝）。這在當時的巖下村可是了不得，算是數(shù)一數(shù)二的富農(nóng)。富農(nóng)的身份，加上本是教書的父親在1958年“反右”運動中失去了工作，讓全家的生活變得更加窘迫。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他離開家到新昌去學打鐵，后來又先后去了江西和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