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論語》第一章第一節(jié)第二句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如果說第一句是談治學之道、修身之法，談一個人如何對待自己的問題，那第二句就是談交友之道、處世之法，談一個人如何對待朋友，對待他人的問題了，不管是對待別人還是對待自己，目的都是愉快歡樂，求得自己和別人的幸福，由此可見孔子的求知人生觀或人生哲學，注重的是“樂感”，這和西方求知的“罪感”大不相同。根據(jù)西方《圣經(jīng)》的說法，人類的祖先原來生活在天堂樂園中，因為違反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樂園中的智慧之果，犯下了“原罪”，被上帝逐出了樂園，來到了人世，因為他們敢于違抗上帝的意志，敢于與天斗爭，征服自然，結果科學發(fā)達，首先創(chuàng)造了今天的科學文明。中國人對天的態(tài)度有所不同，如孔子所說的“五十而知天命”，認為天命是只能知道，而不能違抗的，所以一般人聽天由命，順應自然，于是在20世紀上半葉淪落為半殖民地國家，到了今天，西方的“罪感”發(fā)展到了金融犯罪的地步，引起了全球的金融危機，而中國在學習了西方的先進科學后，使順應自然的思想向“天人合一”，建立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方向發(fā)展，結果反而領先于西方了，而這也是“有朋自遠方來”的結果之一吧。這句話如何譯成英文？我們來看看理雅各和韋利的譯文。

1.Is it not pleasant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Legge)

2.That friends should come to one from afar,is this not after all delightful?(Waley)

關于“樂”字，理雅各像譯“說（悅）”字一樣用了pleasant，韋利卻用了一個不同的delightful，這兩個詞有什么區(qū)別呢？一般說來，前者指外表的歡樂，后者指內心的愉快，“學而時習之”是內心的愉快，不一定會表現(xiàn)出來，所以理雅各“說（悅）”字譯得不妥，“樂”字倒譯了，但是總的看來，他選詞顯得不夠精確，韋利卻是譯顛倒了：“不亦說乎”表示理性的愉快，他用了表示感性的pleasure;“不亦樂乎”表示感性愉快，他卻用了表示理性的delightful?！爸劣谟信笞赃h方來”，理雅各把“有”字譯成have，把“遠”譯成distant，把“方”譯成quarters，從對等的觀點看來，似乎無可非議，但不如韋利的譯文afar更加自然，更口語化。韋利還在兩句中都加了after all一詞，表示不在其位。這似乎沒有必要，我看可以參考兩人譯文，把這一句重譯如下：

Is it not a pleasure to meet friends coming from afar?

這句話是不是可以用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呢？回顧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可以說文化交流對人類的發(fā)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交流不就是“有朋自遠方來”的結果嗎？至于個人，楊振寧和我是大學時代的同學，我們多年不見，他遠涉重洋，到北京大學來講“美與物理學”，我說他的講話溝通了科學和技術，把真和美結合起來了，他用中國古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保┖臀鞣矫姡ā耙涣Ｉ持幸娛澜纭保﹣砻枋隹茖W家，不但溝通了中西文化，而且把古代和現(xiàn)代結合起來了。這就是說，他是把古今中外科學的真和藝術的美合而為一，為建立21世紀的世界文化奠定下了一塊基石。關于中西文化，他還說過：“中國的文化是向模糊、朦朧及總體的方向走，而西方的文化則是向準確而具體的方向走?！标P于中西文字，他又說：“中國的文字不夠準確這一點，假如在寫法律是一個缺點的話，寫詩卻是一個優(yōu)點?！彼€問我翻譯了晏幾道那首“從別后，憶相逢”的詞沒有，我說譯了，送他的那本書里就有，他翻開書來一看，看到“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就說不對，他記得是“桃花扇底風”。我說有兩個版本，哪個版本好呢？兩本的第一句都一樣，說歌舞通宵達旦，本來高照樓中心的月亮，已經(jīng)落到楊柳梢頭上，仿佛還舍不得離開，要停留在柳梢頭上多看一會兒似的，那第二句就有兩種可能：一種說，唱歌累得扇子都扇不動，連桃花扇底下都沒有風了。這種解釋顯得準確，但桃花扇只能說是畫在扇子上的桃花，不是實物，而第一句“楊柳樓”卻不是樓名，而是環(huán)繞樓心的樹林，這樣一來，“桃花”和“楊柳”就不是對稱的實物了，如果說“扇影”呢，那卻可以把桃花理解為實物，月光把桃花的影子留在扇子上，留在風中，而歌舞通宵達旦，楊柳梢頭的月亮已經(jīng)落下，桃花在扇子上，在風中的影子，都看不見了，可見夜已深了，天快亮了。兩種說法，哪一種更模糊，更適宜于寫詩，更能表達“從別后，憶相逢”的樂趣呢？后來楊振寧為我的《逝水年華》英文本寫序的時候說：“久別重逢真是一件樂事?！边@就說明了“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