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春秋——清華大學校慶隨筆之五

一九二〇年建成的清華大學科學館，至今仍然完好如初，屹立在校園中心大草坪西側(cè)。館內(nèi)館外，昔日“科學館主”葉企孫教授以及他的同事和學生們的肖像、簡歷展示在櫥窗里，吸引著過往的行人。

科學館大門上，鐵鑄的漢文“科學”和老英文“SCIENCE BVILDING”還閃著金光。大門兩旁掛著“科學館”和“物理系”兩塊小木牌，向人們訴說著科學館和“科學館主”的往事。

科學館正面，房頂重修之后，與原貌已有差異。

一九二六年，二十八歲的葉企孫先生受命創(chuàng)建了清華物理系，任系主任；一九二九年，葉先生又擔任理學院院長。在這里，他取得了神話般的成績。他當年為物理系和理學院延聘的教師熊慶來、張子高、薩本棟、周培源、趙忠堯、任之恭、吳有訓……物理系學生王淦昌、趙九章、王竹溪、張宗燧、錢偉長、錢三強、王大珩、胡喬木、于光遠、林家翹、戴振鐸、朱光亞、周光召、李政道、楊振寧……以及理學院其他系學生許寶騄、段學復、陳省身、華羅庚、袁翰青、汪德熙、翁文波、楊遵儀等，不下六七十人，差不多都成為國內(nèi)外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和科學院院士。

趙忠堯院士稱葉先生“貢獻極大，功不可沒”，陳岱孫教授稱他是“中國科技發(fā)展的開拓者”，周光召稱他是“我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李政道題辭“萬世師表”，顧毓琇題辭頌為“物理泰斗，典范永存”。

然而，這位泰斗的晚年卻是那樣的孤苦無助。

抗日戰(zhàn)爭初期，葉先生把他最親密的學生熊大縝送到呂正操領(lǐng)導的冀中根據(jù)地，協(xié)助、指導抗日軍民制造炸藥和其他技術(shù)、后勤工作。當年令日寇聞風喪膽的地雷戰(zhàn)，就凝聚著葉先生和他的學生們的智慧和心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葉先生赴昆明途經(jīng)香港，通過蔡元培先生的介紹，拜會了宋慶齡先生，請她為在冀中抗敵的學生們提供經(jīng)濟援助。但他到達昆明之后，卻聽到了熊大縝被誣為國民黨特務而被捕的消息。葉先生本想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反映情況，以求營救熊大縝，但他的動作太慢了，熊大縝已被處決。葉先生終生未娶，他跟熊大縝情同父子。解放后，葉先生先后數(shù)次通過正常渠道，謀為大縝平反。然而，他卻因此案受株連而于一九六八年被捕入獄。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獲釋，居于北京大學，仍遭隔離審查。他在海外的朋友和學生趙元任、任之恭、林家翹、戴振鐸、楊振寧回國時想去探望他，都遭到有關(guān)方面的拒絕。一九七五年，隔離得以解除，這才有一九七六年春節(jié)陳岱孫、吳有訓、王竹溪、錢偉長等恍若隔世的登門造訪。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葉先生帶著敵我矛盾“按人民內(nèi)部矛盾處理”的不容爭辯的結(jié)論在凄涼孤苦中逝世。追悼會上，吳有訓中途退場，對追悼會的規(guī)格和悼詞內(nèi)容表示抗議。當清華大學于八十年代里先后恢復物理系和理學院建制時，已經(jīng)與葉企孫的名字沒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了。據(jù)聞，中共河北省委已為熊大縝正式平反。

葉企孫教授

一九九二年，葉先生逝世十五周年之后，他的生平和業(yè)績才終于得到比較公正的評價。清華大學于此時舉行了葉企孫獎學金第一屆授獎會。陳岱孫、趙忠堯、孟昭英、王淦昌、任之恭、林家翹、楊振寧、吳健雄、顧毓琇等一百二十七位海內(nèi)外老學者聯(lián)名呼吁在清華園中建立葉企孫先生的銅像。此事不無周折，但如今，葉先生的銅像就安放在清華新區(qū)第三教室樓那個簡陋的空蕩蕩的門廳里，而不是像趙忠堯院士所想象的那樣豎立在“校園中心區(qū)”。但今天仍然屹立在校園中心區(qū)的科學館，不也就是葉先生的巨大雕像嗎？先生的命運，本來就跟科學館的命運緊緊相連。

當先生坐鎮(zhèn)科學館的時候，科學館曾是那樣輝煌。這里群星閃耀，簡直成了科學圣殿，一大批中國現(xiàn)代科學家從這里走向社會，走向世界。

日寇占領(lǐng)北平時，清華園成為他們的傷兵醫(yī)院，科學館建筑和館內(nèi)寶貴的儀器遭到嚴重毀壞和散失。當時已離開北平的葉企孫先生一直記掛著科學館，他把所能打聽到的有關(guān)科學館的遭際和日軍的暴行記錄在自己的日記中。

一九五二年，全國進行高等學校院系調(diào)整，包括物理系在內(nèi)的清華大學理學院被打散、調(diào)出，葉企孫先生被調(diào)到北京大學?？茖W館一時似有人去樓空之慨。

一九六八年，葉先生被捕入獄?？茖W館在文化大革命的武斗中則成了兩派其中一派的孤立的據(jù)點。對立的一派包圍著科學館，向它發(fā)射燃燒彈，一時煙火沖天，科學館整個頂蓋被徹底燒毀。

就在科學館大火前后，我和工程力學數(shù)學系的葉志江同學等就被關(guān)在科學館一間暗室中的幾個小暗室里。這里大概是光學或化學實驗室，窗子被厚厚的黑布簾蒙住。在這樣的暗室中再隔出來一個個小暗室，大約兩平方米的面積，實驗臺上正好一個人躺著。墻壁、天花板和實驗臺都涂成黑色。我跟葉志江說，我們這小暗室是真正的“黑暗”。如果我們被泡在墨水中，經(jīng)過不斷地加入清水，墨水終會逐漸稀釋以至變清，但小暗室卻不是這樣，電燈開時，一片光明，電燈一熄，又全歸黑暗。無論人們多少次重復地送來燈光，也無法將這黑暗稀釋。

那時，我的鼻竇炎正發(fā)作，用手絹擤了鼻涕，就放在一邊。不幾天，我感到臂膀上脖子上有什么東西在爬。待送飯來的學生打開電燈一看，原來是從鼻涕中長出來的一群白白胖胖的蛆。

葉志江同學卻非常樂觀，時不時朗誦“大江東去”。他還說：“我們沒有受過白公館、渣滓洞的罪，現(xiàn)在正好來補補課。”事實上，我們這些被逮進來的人，并沒有受到太多的折磨。剛被逮來時，先是一個“下馬威”：眼睛被蒙住站著，周圍大概站著四五個身壯力氣大的學生，輪番拳腳交加。我的經(jīng)驗是，只痛皮肉，不傷根本。年紀大者在被毆、摔倒、爬起、再被毆、再摔倒的過程中，折了骨頭，傷了內(nèi)臟，可視為“意外”。

且說這葉志江（正好與葉企孫先生同姓），是全校聞名的高材生。他于一九六三年秋季入學。一九六四年，他在《數(shù)學通報》上半年內(nèi)發(fā)表了兩篇論文，其中一篇是《對“正項級數(shù)判斂的一個方法”的進一步討論》，提出了自己的推論（定理）并加以證明（葉志江事后才知道，國外一位知名數(shù)學家在一九五四年提出了同樣的定理，但未加證明）。雜志編輯對此表示了特別的鼓勵。葉志江因此受到學校和北京市領(lǐng)導人的關(guān)注和接見。文化大革命一聲炮響，北京市領(lǐng)導人和學校領(lǐng)導人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黑幫，他葉志江也成了“修正主義苗子”。年紀輕輕的，還不算是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但是，他成為數(shù)學家的前途是徹底葬送了。

一九三一年，華羅庚以一個雜貨店小伙計的身份，得到數(shù)學系熊慶來、楊武之和理學院院長葉企孫的特許，進入數(shù)學系當文書并隨班聽課，終于成為著名的數(shù)學家。這件事成了中國科學史上永遠傳誦的佳話。葉志江卻不是華羅庚。當年一位外地學生讀了他的數(shù)學論文后，寫信給他，預祝他的“天才能放出太陽的光芒”！但是，那時的清華大學要求他這個小青年做的則是高高地舉起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旗子，讓他用太多的時間去批判自己。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大約一年半的時間內(nèi)，他僅在校內(nèi)的報紙上就發(fā)表了三篇文章，批判自己“兩架發(fā)動機”（一為黨為國、一為自己成名成家）的資產(chǎn)階級思想。政治取代了數(shù)學，改造思想成了他的主課。事實上，即使沒有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摧殘，在當時那種“左”的引導和關(guān)懷下，再多的葉志江，也出不來第二個華羅庚。

葉志江是工人的兒子，生于香港，故取名志江，據(jù)說現(xiàn)在上海。開放的上海可能已給他好運。

我還永遠記著科學館中另一位學生的聲音。他是被分派來看守我們的。他就坐在小暗室外面的大暗室中。我們可以隔著木板墻跟他聊天。我問他為什么要參加武斗。他說：“清華有兩派，那一派要獨霸清華，我就是不服，就是要跟他斗！”他的想法和他說話的聲音一樣的樸素、坦率，我想他必定是農(nóng)民的兒子。沒過幾天，他夜里在科學館西門外站崗時，被另一派從聞亭那邊射來的一顆自動步槍子彈命中，當即斃命。由于科學館被封鎖，遺體不能運出，只得用黑板、破木板釘?shù)墓撞牟莶菔諝?。七月二十七日，毛澤東主席派“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挺進清華大學。在科學館，棺材被工人師傅抬出館外，血肉之軀早已化作腐水，就流淌在大禮堂前、科學館東面那片綠草地上。

科學館的經(jīng)歷，是否也喻示著科學的子民們的艱辛——從葉企孫到葉志江，到這位尚不知其名姓的犧牲者。

清華大學八十七周年校慶剛過，北京大學迎來了百年大慶。這兩所著名大學，僅只一路之隔，葉企孫、周培源、傅鷹、侯仁之、馮友蘭、季羨林、陳岱孫等大家的名字，又把這兩個大學連在一起。

葉企孫先生的后半生是在北京大學度過的。

北京大學百年大慶，正是葉先生百歲冥壽。

正當清華園里和未名湖畔彌漫著高亢的頌歌，正當首都安排著中國有史以來最隆盛的校慶慶典時，來講講葉企孫的故事，似乎是一種不諧和音。在歡慶的時節(jié)，人們總是只嘗香甜而回避苦臭，聲張榮譽而諱言不幸，忘記了歷史的另一側(cè)面。

前不久，一位科學史家撰文指出，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七年，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評了五次，其中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五年出現(xiàn)空白，“這空白表明中國科學水平在下降，意味著中國科學事業(yè)的危機”。一位北大人在校慶前夕寫道：“北京大學一位地位顯赫的負責人如是說：‘北大要面對經(jīng)濟建設主戰(zhàn)場?！账磥?，辦大學同辦工廠、辦商店、辦公司差不多了?！薄皢适Я虽J氣的北大，正在沿著這條危險的道路大步邁進?！?/p>

一個指出“危機”，一個述說“危險”，真是危言聳聽，又是一些不諧和音。像北大、清華這樣的科學重鎮(zhèn)，不知它們的當事者或者更高層的負責者，是否會有臨危之感。

在中國高等教育界，曾經(jīng)有過這樣的傳聞，說是教育部向部屬高等院校分撥的科學研究經(jīng)費，北大和清華共占了一半。我以為，即使傳聞屬實，那一半的經(jīng)費，也是十分可憐的。

《中國院士》一書中有一則一九九二年的資料：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每一位從事基礎(chǔ)研究的科學家每年可獲得四十七萬美元的支持，而中國科學家卻只有六百八十四美元，為前者的千分之一點四六?！斗椒ā吩驴杏幸粚?shù)字是：大陸科研人員每年人均經(jīng)費為三千美元，而臺灣是六萬美元。所以，就算北大、清華得到的科研經(jīng)費占了教育部部屬高?？蒲薪?jīng)費很大的份額，也難以支持他們所進行的正常的科研活動。他們的許多科研費用，必須設法從贊助者和合作者的身上獲得。例如，清華建筑學院所進行的中國近代建筑調(diào)查和古村落調(diào)查，雖然所費不多，然而，要是沒有日本和臺灣的民間機構(gòu)的贊助，所進行的調(diào)查研究活動就會立即中止。最近，一位在日本剛剛?cè)〉貌┦繉W位的學生告訴我，他將作為日本方面派出的成員（雇員），參與中日兩國官方合作的在中國的一項開發(fā)計劃的前期研究工作。中方為此提供了七十萬日元的經(jīng)費，約為日方提供的經(jīng)費的三十分之一，日方人員對此深感詫異，因為這個數(shù)字只相當于日本一位知名教授半個月的薪水。這種情形令參加這一研究工作的國內(nèi)學者在日本人面前矮了半截。

北大、清華兩校在校慶之際，分別公布了屬于他們的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最新數(shù)字：至一九九七年止，清華教師和校友中兩院院士共有三百六十四位（在校三十七位），北大的相應數(shù)字是三百六十位（在校三十位）。以兩院院士總數(shù)一千三百六十五位（包括原來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在內(nèi)）計，清華的占了百分之二十六點七，北大的占了百分之二十六點四。兩數(shù)相加，共占百分之五十三點一?？鄢齼尚＝y(tǒng)計數(shù)字中的重復部分（例如葉企孫、馬寅初、馮友蘭、季羨林、傅鷹先生等，清華和北大都會統(tǒng)計進去），大約仍可為百分之五十。這個數(shù)字與上面提到的科研經(jīng)費的那個百分之五十正好相若，不亦巧乎！只是，第一個百分之五十（院士數(shù)），那院士們多是解放前的學子，而第二個百分之五十（科研經(jīng)費），則是解放后的事情，兩者本沒有太多的必然聯(lián)系。不過，那占百分之五十的科研投入，也是彈（錢）不虛發(fā)，物有所值。至少，清華和北大大概還沒有把得來不易的錢花銷在宴會和別墅的競相媲美、競相腐敗上。

我們曾一次次叨念著、歡呼著科學的春天。人類科學發(fā)展的漫長歷史果真有春天的話，那她在近代中國則是羞澀而脆弱的，而且姍姍來遲。

一九四九年一月，陳毅來到清華園，看望當時清華大學的負責人葉企孫、張奚若、吳晗、潘光旦、張子高和周培源，并在合影照片上題字簽名送與葉企孫先生。他帶來了對知識分子的尊重和關(guān)懷，帶來了春天的消息。但是，科學的春天并沒有到來。

一九五六年，黨和政府號召“向科學進軍”。知識分子們以為科學的春天已到，興高采烈，摩拳擦掌。然而，經(jīng)過一場“早春天氣”之后，便有五十五萬知識分子成了“右派”，頃刻墜入嚴冬。

一九六二年三月，周恩來和陳毅在廣州宣告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忽如一夜春風來，知識分子們一覺醒來，成了“社會主義的人民的知識分子”。然而，周和陳都無力把春風留住，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知識和知識分子都遭到滅頂之災。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鄧小平宣布“科學技術(shù)是生產(chǎn)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人們這才預感到科學的春天。

又過了整整二十個年頭，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清華大學一九五一屆校友、剛上任的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宣布“把科教興國方針貫徹到底”。

多少個三月，多少個春天，多少個花開花落，在經(jīng)歷了漫長的期待之后，人們終于學會了用眼睛盯著未來……

一九九八年五月，清華園

1. 葉企孫先生銅像現(xiàn)已置于清華大學物理系系館門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