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研究意義

在國家和民族危機之時，在特定歷史時期和歷史環(huán)境下，翻譯受到歷史的作用，呈現(xiàn)一定的特點，對社會歷史文化產(chǎn)生一定的作用。在晚清（1840—1911）民族危機日益加重的歷史背景下，以西學為主的翻譯與救國探索緊密聯(lián)系起來。晚清新教傳教士是此時期西學翻譯的主力，他們的西學翻譯與中國救國強國策略的譯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其西學翻譯中蘊含的強國之策，體現(xiàn)了翻譯和歷史的互動，使此時期的翻譯和歷史呈現(xiàn)出與救國強國相聯(lián)系的特點，對晚清中國在歷史轉(zhuǎn)型期的變法改革產(chǎn)生影響。

晚清來華傳教士在以社會福音為特點的現(xiàn)代派神學思想的影響下，采用著述報譯等間接傳教方式傳播西學，其中活躍在廣學會中的自由派傳教士承擔并進行了大量著譯，如林樂知、李提摩太、裨治文、丁韙良、韋廉臣、李佳白、傅蘭雅、狄考文、花之安、艾約瑟等。晚清傳教士有關翻譯和興國的論述多散見于他們的著譯、報刊、書信等史料中，對這些文獻的匯編工作迫在眉睫。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傳教士譯介與華人的民族振興的關系研究將是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其研究不但能深化我們對晚清民族振興之路的認識，還能對今天的民族偉大復興有所借鑒，既彌補了翻譯界對救國議題下的傳教士西學翻譯的梳理和研究的需求，也為民族復興之路的研究開辟了新的翻譯史研究視閾。

但傳教士西學譯介與晚清救國策略的探索的關系還有待探討。實際上，西學譯介起于華人尋覓救國良策的渴求，其影響也體現(xiàn)在輿論和實踐上促進變法改革。但一直以來以華人作為救國之路探索的唯一主體，忽視或淡化了以傳教士為主的西人所做的探索及與華人探索的交互融合，沒能解釋“為何引進了西學也無法救國”等問題。另外，當時傳教士和華人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難以推知，仿佛歷史的黑匣子。其實，從傳教士西學翻譯的史料中，可以梳理出其譯介的救國之策，進而探討傳教士西學譯介與晚清救國良策的探索之間的關系。

以翻譯學和歷史學相結合的方法研究晚清西學翻譯與中國救國出路的探索，既將翻譯研究引入民族振興的歷史變革議題，又將歷史分析運用于翻譯文本研究、翻譯史的書寫之中。其現(xiàn)實意義在于：一、面對當前紛繁復雜、良莠不齊的西方文化的涌入，可從晚清中國對待西學譯介的歷史經(jīng)驗和教訓中得到啟示。如何有選擇地譯介？依據(jù)哪些標準？如何選擇“他山之石”？怎樣為我所用？二、從“東亞病夫”到世界強國，這種轉(zhuǎn)變與中國救國之路的探索及華人、西士的西學翻譯有著內(nèi)在聯(lián)系，揭示它有利于挖掘我們自身的文化因素形成與發(fā)展的歷史和特點，以古論今地對現(xiàn)實社會文化做出闡釋。三、今日中國亦處在文化應變的轉(zhuǎn)折期，面對傳統(tǒng)文化和全球化、國際化的影響，中國文化該如何定位？以什么為價值取向和原則？做何取舍？怎樣構建？通過研究晚清華人、西士對文化應變策略的探索，可以對當前一些熱點問題提供歷史的借鑒。

今昔主要不同之處表現(xiàn)在：背景不同、心態(tài)不同。如，不再是國難危急之時，而是經(jīng)濟強大、地位提升、擁有話語權之際。另外，今昔分別處在文化交流的不同階段：中西文化交流之初和中西交流加深、相互影響加重之際，今日中西文化形勢是晚清至今的中西互動的結果。

今昔相似之處體現(xiàn)在：均為新形勢下，文化轉(zhuǎn)型期中對文化應對策略的迷茫、探索和渴求。新形勢分別指晚清政治受侵、領土主權喪失的危機下和當前文化受侵、中國傳統(tǒng)文化遺失的危機下。

對于晚清文化應變，可資借鑒或規(guī)避之處有：根植本土文化，汲取他文化營養(yǎng)。忌過急過切，囫圇吞棗，對本土文化不加改造。一、對本土文化和他文化的優(yōu)劣認識不清，應該論證鑒別，展開廣泛深刻的討論，讓學界、媒體提供公開辯爭的平臺。二、走出狹隘民族主義或文化主義的局限，以人類文明進步的理念，以全球化、國際化的視野，以多文化的視角審視中西文化中的各個因素，比較分析，結合中國具體情況，選擇和規(guī)劃文化應變的方向、策略和舉措。

文化應變是應何之變？應變的目的何在？策略受到外界的“變”的動因和內(nèi)在的“變”的動機的作用和影響。對今日中國文化應變的研究也應首先思考應何之變和應變的目的等問題，還要將國內(nèi)國際形勢和未來發(fā)展考慮進去。文化應對策略要與宏觀的未來發(fā)展和定位相聯(lián)系，作為其中的一個部分，為全局、整體發(fā)展策略服務。傳教士和華人當時的探討也涉及上述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出系統(tǒng)意識和大局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