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從中日甲午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

從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時事多變，其間又經(jīng)歷了1898年維新運動和1900年義和團運動。華人救國之路的探索雖屢遭失敗，但它的不斷嘗試不僅是歷史的必然，還一次比一次時間間隔縮短、規(guī)模擴大，且更加劇烈、更加徹底。中日甲午戰(zhàn)爭引起舉國上下的震驚和羞憤，因為“天朝上國”的中國竟然慘敗在“東夷小國”的日本面前，這是華人沒有預想到的。戰(zhàn)爭初期和中期，國內對這場戰(zhàn)事一度持樂觀態(tài)度。中日甲午戰(zhàn)爭打碎了華人以西技、西藝救國的夢想，這時發(fā)出救國呼聲的華人不再只是士大夫、官吏、知識分子階層，普通民眾也關心戰(zhàn)事，感到救亡圖存的緊迫。新教傳教士們更不失時機地大力宣揚西學、西法，批判中國弊端。中國救亡之路指向何方？人們開始向更深層探究。中國不僅在科技、軍事即自然科學、應用科學方面落后于西方，而且在制度、思想、文化即社會科學方面也落后于西方。日本因明治維新，全面學習西方，得以強盛，中國的救亡之路似可效仿日本。此時，西學譯介的對象也轉向日本，從日文轉譯了大量的西學書籍。同時，傳教士和華人或合譯或獨譯，翻譯了大量西方社會科學知識書籍。西學的譯介和推廣，為后來維新運動的各種變法改革方案提供了參考。在這些不斷的探索中，新教傳教士和西學傳播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何變化？新教傳教士的西學傳播在此時期的開始和結束階段各出現(xiàn)兩個轉折，起始階段是從弱到強的一個變化，結束時是從強到弱的一個轉變。這與華人西學譯介的變化相一致。華人西學譯介從甲午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以后，呈現(xiàn)持續(xù)上升趨勢，對傳教士依賴減小，向獨立引介西學轉變，以往翻譯模式通常是西譯中述，現(xiàn)由于華人雙語人才的增加（因出國留學和在教會學校接受教育的人數(shù)增加），西學傳播意識的增強，這一階段西學譯介的特點為：華人知識分子漸為譯介主體，在西學傳播過程中，逐漸由被動轉為主動，由附屬地位走向主導地位。1900—1911年，國人通過日文、英文、法文共譯各種西書至少有1 599種，超過此前90年中國譯書總數(shù)的兩倍。其中，1900—1904年，譯書達899種，比以往90年譯書還多。但在甲午戰(zhàn)爭和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仍是新教傳教士獨占鰲頭，引領西學譯介的規(guī)模和影響。1894年前后興起的翻版盜印廣學會書籍之風從反面證實了這一點。李提摩太所著《泰西新史攬要》，僅四川一省就有19種盜版，以至于傳教士林樂知不得不通過領事館提出向中國政府追究責任。

甲午戰(zhàn)爭之后，以西方治國、強國之法為重點的社科知識被大量譯介過來，附以專門對華而發(fā)的變法改革建議，這些譯介成為救國之策的載體，各種主張穿插其中，或譯介的內容本身就是傳教士們宣揚的救國之道、治國之法，而不像前期，制度、文化方面的改革建議隱藏在軍事、科技書籍之中，字里行間蘊含其意，旁文腳注偶見其辭。謝衛(wèi)樓在1910年刊印的《政治源流》的序中，開宗明義，將該書的寫作與當時清政府實行“新政”的“預備立憲”聯(lián)系在一起，希望通過對西方政治制度和學說的介紹，使“中華政治法律之開幕，不至如不學無術者，經(jīng)營籌劃，損益參半，優(yōu)劣相混矣”。華人譯者中的代表嚴復，翻譯了《天演論》《原富》《法意》《名學》《社會通詮》《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名學淺說》等18、19世紀西方政治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法學、哲學、邏輯學等方面的代表作，他自述《天演論》的翻譯目的：“嚴子之譯是書，不唯自傳其文而已。蓋謂赫胥黎氏一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衛(wèi)其種族之說，其義富，其辭危，使讀焉者怵焉知變?！?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30/13313162757980.png" />嚴復對西方先進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制度的譯介，是為實現(xiàn)其救國救民的目的，在其看來，開啟民智是國家的“富強之源”，譯書是救亡圖存、國家獨立、民族自主和富強的手段。

新教士和華人探索救國出路的路徑由自然科學、應用科學轉為社會科學，這體現(xiàn)了華人和新教士西學救國策略的轉移。反過來，西學與救國策略的轉移對晚清社會產(chǎn)生影響，對歷史變遷產(chǎn)生作用。不同于甲午戰(zhàn)爭之前，強國策略停留在軍事、洋務方面的學習和引進上，甲午戰(zhàn)爭之后，國人在思想認識、制度文化方面尋求強國之道。這就要求我們不能表面地理解西學譯介中的體制、文化方面的觀點和建議，不能停留在譯介的字面意義上評價西方社科知識對華人和晚清歷史的作用，應發(fā)掘新的觀念、主張與傳統(tǒng)思想、理念的本質區(qū)別和其替代顛覆意義。如教育方面，中國傳統(tǒng)教育理念或關注人或關注書院，將人和書院視為兩個獨立的對象，傳教士打破這個二元對立模式，開始將二者聯(lián)系起來，看作一個互相依托的整體，揭示并改變的是二者之間的關系。例如：批判傳統(tǒng)教育有中學無西學；有古學無今學；有男學無女學；有士學，無農(nóng)工商之學；有詩文典章之學，無科技致用之學。因此，并不是單就書院或教育對象進行改革，真正改變的是人與機制的關系。其他方面的改革亦如此，因為是認識上的改革，不是量變，而是質變，所以一般都牽動關系、關系的實質及二者的實質，這是譯者在中西雙重文化身份、雙重文化認知的基礎上，抓住事物和關系的本質提出來的。同樣表現(xiàn)在其他方面，如社會關系、文化風俗、政治、經(jīng)濟、宗教、國際關系等都是在本質上的觀念改革。動搖、改變的是對這些關系的認識，是怎樣使人的認識更全面、更完善。從中日甲午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救國強國策略的譯介和探索孕育了后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民主、科學等思想，這些思想和認識的植入與傳播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到新文化運動之間經(jīng)歷了一個繼承發(fā)展的過程，是一脈相承的關系。

1. 熊月之。晚清社會對西學的認知程度［C］//王宏志。翻譯與創(chuàng)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39.

2. 謝衛(wèi)樓。政治源流［M］.北京：北通州協(xié)和書院印字館，1910.

3. 赫胥黎。天演論［M］.嚴復，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