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經、史和集部概觀⁽¹⁾

朱玉麒　孟彥弘

旅順博物館所藏的新疆出土漢文文獻中，有傳統(tǒng)經史子集的典籍。傳統(tǒng)子部包含了佛教、道教典籍以及數(shù)術類等內容，這些內容雖屬子部，但從出土文獻的數(shù)量來說，蔚為大國；就研究而言，也已是專門之學，所以本文只就經、史和集部作一概觀，拋磚引玉，為有興趣的學者的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些便利。

一　經部

經部文獻，發(fā)現(xiàn)了《古文尚書》《毛詩》《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和小學類韻書、字書、音義之屬的一些殘片。

孔安國傳《古文尚書》過去在吐魯番發(fā)現(xiàn)有9件，我們在旅博藏卷中又發(fā)現(xiàn)了3個號。LM20-1458-13-05為《古文尚書·商書·湯誓》，有界欄，字體工整，抄寫精美，其中有隸古定字5個，因此可以判定為隸古定本。LM20-1461-27-15系《古文尚書·周書·畢命》結尾部分內容，此殘片“世”、“治”字明顯缺筆，顯系唐代抄本?！稖摹菲汀懂吤菲鞘状卧诙鼗?、吐魯番寫本中被發(fā)現(xiàn)。LM20-1468-06-08是《古文尚書·商書·盤庚下》的內容，《盤庚》篇雖然在敦煌寫本中多有發(fā)現(xiàn)，但在吐魯番尚屬首例。后兩件文書殘存文字少，未見隸古定字，因而無法判定究竟是古字還是今字本⁽²⁾。

《詩經》殘片共5個號，分別出自《詩經》的《周頌》和《小雅》，其中4個號屬《小雅》，內容出自《采芑》《賓之初筵》《四月》和《谷風》四篇。LM20-1466-12-14是《周頌·訪落》，與Ot.8109屬同一寫本。LM20-1504-472b是《小雅·谷風》，可以與Ot.4848上下直接綴合。LM20-1522-08-16是《小雅·賓之初筵》，內容未見于此前出土的敦煌吐魯番《詩經》。LM20-1469-12-04是《小雅·四月》，與Ot.3326r前后相連。以上寫本均為經文單行大字、傳箋雙行小字格式，因此都是《毛詩》鄭箋本。LM20-1480-04-10是《小雅·采芑》，與Ot.8112v屬同一寫本，上下相隔數(shù)字，此本不見雙行傳箋，是白文本，應亦源自《毛詩》鄭箋本，只是在抄錄時略去了傳箋部分。此前，《詩經》在吐魯番地區(qū)多有出土，旅博藏卷中均為鄭箋本，這更加證明了吐魯番出土《詩經》多數(shù)為《毛詩傳箋》寫本的情形。而4個號的殘片都與大谷文書有直接關系，說明了兩者之間天然的聯(lián)系以及將來整理、研究需要重視的特點⁽³⁾。

《禮記》在以往的吐魯番文書中發(fā)現(xiàn)很少，只有白文和鄭注各1件，旅博藏卷中則發(fā)現(xiàn)了3個號。LM20-1523-26-271是唐寫本鄭玄注《禮記·坊記》，與之前發(fā)現(xiàn)的俄藏Дx.16721、Дx.16839、Дx.16884，德藏Ch.2068（T II D61）系同一寫本，但不能直接綴合。LM20-1515-CC14是《禮記·奔喪》，目前所見遺留的殘字，只是一個大字白文本。LM20-1523-22-234經比定系陸德明《經典釋文·禮記音義》，這在吐魯番出土的《禮記》或者小學類群書音義之屬的門類中，是首次發(fā)現(xiàn)。

《春秋左傳》殘片有7個號。LM20-1455-14-12是《左傳·昭公四年》，《旅博選粹》已經著錄，定名為“非佛典（春秋注釋）”⁽⁴⁾。這一殘片雖然僅僅殘存3行文字，但隸書書寫精美，行間有烏絲界欄，字間有朱點，傳文單行大字，注文雙行小字，是高昌郡時代非常精美的寫本典籍。在外形上，它與書道博物館所藏的古抄本《春秋左氏傳·昭公七年》非常一致，應該是同一寫本的不同片段。以上寫本的雙行小字注文，與通行的杜預注本《春秋左傳集解》不同，后者經考證，為通行的杜預注本外更早的服虔注本⁽⁵⁾；旅博的這一殘片，也當是服虔注本。據(jù)《隋書·經籍志序》的記載，服注《春秋左氏傳》出現(xiàn)于東漢，晉時與杜預《春秋經傳集解》、范寧注《春秋穀梁傳》及何休注《春秋公羊傳》并行于世，至隋，杜預《春秋左傳集解》盛行，服注《春秋左氏傳》及其他兩種《春秋》傳本逐漸湮滅無聞⁽⁶⁾，以往的輯佚，很難恢復服虔注本的原貌。吐魯番所出以上兩片，不僅時代最早，反映了服虔注本在隋代以前大行于世的事實，而且也為以往輯佚所未載，因此彌足珍貴⁽⁷⁾。此外，LM20-1451-27-11是《左傳·莊公九年》的殘片，據(jù)其書寫形式，也當是服虔注本。但是文書殘片保存完整的文字二、殘筆劃文字四，斷定證據(jù)不充分，附此聊備一說。

此外，LM20-1520-20-05、LM20-1461-09-19、LM20-1514-410、LM20-1520-38-01、LM20-1493-03-04是《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和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的殘片，據(jù)字體判斷，書寫年代當在唐時期。此前已公布的資料顯示，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確定為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的共6片，經過比對，一些殘片無論內容、書體還是行文格式，都與此旅博藏卷有差異，不存在綴合關系，這說明旅博藏卷大多是獨立寫本。旅博館藏的《春秋經傳集解》寫本殘片的發(fā)現(xiàn)，為唐時期吐魯番地區(qū)杜預注本的流行提供了具體可觀的文本⁽⁸⁾。

唐以前，最為流行的《論語》注本是鄭玄《論語注》和何晏《論語集解》。這兩種注本，在之前的吐魯番文獻中也多有發(fā)現(xiàn)；特別是當唐末五代鄭玄的《論語》注本散佚之后，敦煌、吐魯番寫本中大量出現(xiàn)的鄭注《論語》殘片，使得該書的輯佚與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旅博館藏《論語》有6個號，有3個號是唐寫本鄭注《論語》，分別是LM20-1461-06-02v、LM20-1461-12-18v和LM20-1505-705b。前兩個號屬同一文本，為《論語·子路》篇的文字，與Ot.8088v、Ot.8110v以及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Or.8212-632v為同一寫本。以上兩件在內容上不見于已刊布的敦煌、吐魯番出土鄭注，亦未有完整的傳世文獻可與之對校，因此也有輯佚補遺之功。LM20-1505-705b是另一寫本，屬于《論語·子罕》的部分。另有兩件《論語集解》的殘片，編號為LM20-1464-12-21和LM20-1460-06-09，分別屬于《論語·八佾》和《子罕》篇中的內容。旅博館藏中兩種注本的出現(xiàn)，進一步證明了唐代公私學塾繼承隋代制度而在《論語》注本的教科書上何、鄭并行的局面⁽⁹⁾。

除以上傳統(tǒng)經籍外，旅博館藏中還發(fā)現(xiàn)了小學類韻書之屬的《切韻》殘片。《切韻》問世后，在唐代的正音、詩賦、科舉等領域發(fā)揮了權威性的作用，不僅流傳廣遠，且增補之作層出不窮，形成了頗為可觀的“《切韻》系韻書”。LM20-1508-1334、LM20-1523-01-04屬于《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不同抄本⁽¹⁰⁾。LM20-1521-12-11則屬于《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之外的另一個系統(tǒng)《切韻》，它與德藏的3件《切韻》殘片為同一寫本。這些殘片的背面有的保留了回鶻人的字跡，是唐朝勢力退出高昌后，回鶻人繼續(xù)使用《切韻》的有力證據(jù)。不同系統(tǒng)的《切韻》在吐魯番文獻中的出現(xiàn)，不僅一次次地證明了各版本《切韻》系韻書在中原王朝周邊地區(qū)的廣泛傳播，同時也是了解高昌回鶻人如何接受和學習漢文化的鮮活例證⁽¹¹⁾。其余因為殘破而難以定名的韻書，在旅博館藏中也還有不少，如LM20-1521-12-02。

小學類字書之屬的殘片，旅博館藏中有《開蒙要訓》（LM20-1523-21-210）、《千字文》（LM20-1468-18-10、LM20-1468-19-02、LM20-1468-19-03），以及尚不能確切判斷其歸屬的字書（LM20-1520-33-15）。3片《千字文》從字形判斷，已經屬于西州回鶻時期，可見作為學習漢字的蒙書，它始終是重要的識字課本⁽¹²⁾。

小學類佛經音義之屬的玄應《一切經音義》，也在旅博館藏中有所發(fā)現(xiàn)。存世所見佛經音義數(shù)種，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一切經音義》都為“玄應音義”。玄應《一切經音義》雖系其未竟全功的遺作，但在其去世后仍被廣泛傳播。之前旅博只發(fā)現(xiàn)2件寫本，而新近又整理出12件，其中既有正規(guī)寫經，也有字跡、紙張一般的私人寫經，且大多數(shù)寫本更接近《高麗藏》的刻本系統(tǒng)?！陡啕惒亍繁４娴摹缎袅x》應當也最為接近唐代官藏的原本形態(tài)。吐魯番本在《高麗藏》及《磧砂藏》本系統(tǒng)以外，還有一些明顯增刪的寫本，可知《玄應音義》不僅僅是宗教性經典，同時也是實用性強的工具書，在傳播過程中，抄寫者往往會根據(jù)自身需求對文本加以增刪改造，或添加本地方音，或刪去不需要的古文。這種改造過程也是知識被傳播與被接受的過程，從而形成了各自不同樣貌的《玄應音義》寫本⁽¹³⁾。

此外，屬于目錄類的文書LM20-1494-29-03被比定為是吐魯番地區(qū)流行的實用佛經目錄，榮新江先生已作概述⁽¹⁴⁾，茲不贅。

二　史部

史書數(shù)量不多，主要有《漢紀》《春秋后語》和《列女傳》等，其中唐律最值得注意。

《漢紀》是東漢獻帝苦于班固《漢書》難讀，命荀悅將紀傳體的《漢書》改編、增訂為編年體的史書。敦煌寫本中，班固《漢書》及相關注本多有發(fā)現(xiàn)，荀悅《漢紀》則較少，然在吐魯番安樂城遺址⁽¹⁵⁾、柏孜克里克千佛洞⁽¹⁶⁾、吐峪溝⁽¹⁷⁾卻有發(fā)現(xiàn)。旅博藏卷中有兩個號（LM20-1455-07-01和LM20-1452-05-30）可前后相續(xù)，從字跡判斷，為同一唐寫本。殘片依每行字數(shù)匡算，相差只有幾個字，但不能直接綴合，其內容為《漢紀·孝成帝紀三》，文字與明本《漢紀》略有差異。經考訂，旅博本《漢紀》更符合《漢紀》原貌，屬早期北方寫本系統(tǒng)。除這兩個號外，旅博館藏中還有2件與漢史相關的殘片。LM20-1499-30-01b殘存4行，僅可辨5字，書風屬于高昌郡時期，從內容推測可能是范曄《后漢書》寫本。LM20-1501-14-08存4行4字，為唐寫本，其內容為《漢紀》的可能性最大⁽¹⁸⁾。

《春秋后語》為晉人孔衍撰寫的雜史，敦煌文獻中發(fā)現(xiàn)有十多件⁽¹⁹⁾。此前吐魯番只發(fā)現(xiàn)過一件，即德藏Ch.734（T II 1578）號，乃盧藏用注本⁽²⁰⁾，彌足珍貴。旅博藏卷中新發(fā)現(xiàn)一件LM20-1523-12-120號，內容為《春秋后語》的《秦語》。據(jù)其寫本形態(tài)和字跡，可判定其與德藏Ch.734有密切關系，疑為同一寫本，且屬精抄本⁽²¹⁾。

唐修《晉書》之前，曾有多家有關晉史的編年體和紀傳體的史書流傳，如后人輯為《九家舊晉書輯本》、《眾家編年體晉史》等⁽²²⁾。敦煌、吐魯番也有多種有關晉史的寫本發(fā)現(xiàn)，但在具體的名稱及作者判定上，學界還存在不同認識。旅博所藏有一件唐寫本的殘片，書法工整，存6行，內容涉及八王之亂和兩晉之際的史事⁽²³⁾，這為我們了解唐修《晉書》之前有關晉代史書的流傳提供了新的資料。

劉向撰所謂《古列女傳》，卷次分合及流傳情況極為復雜，宋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定為八篇。前七卷題劉向撰，卷八為續(xù)，不署撰人。王回、曾鞏序，對此書的流傳情形已有不同意見⁽²⁴⁾。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中尚未出現(xiàn)過此書的蹤跡。旅博LM20-1452-37-06，可比定為今本《古列女傳》卷八《漢孝平王后傳》中的文字⁽²⁵⁾。這對我們了解此書在宋刻本之前的流傳過程甚為重要，甚可珍貴。

最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唐代律令的殘片?！短坡伞坊颉短坡墒枳h》，在當時是最為重要的且具有根本性的法典，有很強的實用功能。敦煌和吐魯番均發(fā)現(xiàn)了不少唐律的寫本⁽²⁶⁾。旅博寫卷中新發(fā)現(xiàn)了7個號。LM20-1457-20-01r與Ot.5098、Ot.8099字跡相同，背面的佛典都使用了武周新字，背后的裱紙也都相同，表明原是一件殘片而被撕裂，可直接綴合。從背面使用武周新字的情形來看，這應該是《永徽律》或《垂拱律》的“賊盜律”。此件文字與今本唐律也不盡相同，或許涉及永徽、開元年間唐律的修訂問題。LM20-1493-04-01、LM20-1509-1571（1571原編號作1580）、LM20-1507-0988和LM20-1507-1176均為《唐律疏議》卷三“名例律”，后3個號可以直接綴合，是一個新見的律疏抄本。從其字體工整秀麗程度來看，或許是官頒的精抄寫本⁽²⁷⁾。LM20-1452-35-05也是一件武周時期的寫本，有武周新字，抄寫工整，因殘存字過少，無法確切比定為唐律的哪一條，但應屬唐律無疑；考慮到武周革李唐命而稱帝，《垂拱律》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LM20-1509-1625則是《斷獄律》殘片⁽²⁸⁾。至此，吐魯番發(fā)現(xiàn)的唐律或律疏的寫本已達14件，其間不乏能直接綴合或可判定為屬同一寫本的，這無疑會大大深化我們對唐律及疏議的認識。

唐令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的一個熱點。隨著寧波天一閣所藏《天圣令》的整理與刊布，唐令的研究又掀起了一個高潮。不過，宋代《天圣令》里的唐令是附于宋令之后的，并非唐令原本。此前所見唐令原本，只有敦煌發(fā)現(xiàn)的《永徽東宮諸府職員令》（P.4634+P.4634C2+P.4634C1+S.1880+S.3375+S.11446）、《開元公式令》（P.2819）、《臺省職員令》和《祠令》殘卷抄本（Дx.3558），后兩篇是類抄性質，前兩篇分屬“職員令”和“公式令”，吐魯番則未見。旅博寫卷中有一件LM20-1453-13-04，存7行35字，有界欄，楷書，字跡工整，其中有3行以“諸”字起首，符合唐令的通常格式。經復原研究，大體可確定此3條應為開元三年戶令⁽²⁹⁾。唐令自武德至開元，反復修訂過多次，開元時期即有《開元三年令》《開元七年令》和《開元二十五年令》三種，但所有令書均已佚失，這使學者們在令文的年代判定上多有爭議，如關于《天圣令》所附唐令的年代，迄今達不成共識。《開元三年令》又是見諸史籍最少的一種。旅博館藏的這件殘片讓我們看到了《開元三年令》的唐令原本，這一發(fā)現(xiàn)無論是對法制史研究還是對經濟史研究，意義都十分重大。

唐代的州郡姓氏譜，是我們了解士族發(fā)展的重要資料。此前敦煌文獻中曾發(fā)現(xiàn)過9件，其中有6件可以綴合為一個寫本。吐魯番也發(fā)現(xiàn)過《某氏族譜》和《某氏殘族譜》，但只是宗支譜系的排列，而非對某一區(qū)域乃至全國郡望的記錄。旅博寫卷LM20-1523-11-103于2007年公布⁽³⁰⁾，但沒有進入學者關注的視線。這件寫本存3行15個姓氏，經過與國家圖書館藏BD08679號比對，二者文字高度雷同，再與敦煌所出其他姓氏譜進行比較，可將此件定名為《天下諸郡姓氏譜》。它與BD08679為同一系統(tǒng)，撰成于天寶元年至乾元元年（742-758）之間，反映了唐前期的郡姓情況⁽³¹⁾。

三　集部

集部文獻數(shù)量很少，但重要性不容小覷，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是劉勰的《文心雕龍》。LM20-1522-19-01僅僅保留了四個殘缺的文字，但通過檢索，可知是《文心雕龍》卷七《情采》篇“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四六句中“見華實過”的殘存筆劃?！段男牡颀垺愤^去在敦煌文獻中僅見S.5478號，存卷二至卷三共15篇。在吐魯番卻是首次被發(fā)現(xiàn)，其內容不見于敦煌本，這對我們了解吐魯番地區(qū)中古文學傳播與接受的實際狀況，增加了重要的例證。

《文選》在敦煌文獻中的寫本不少，有蕭統(tǒng)原本，也有李善注本，還有《文選音》。吐魯番文獻中也發(fā)現(xiàn)了俄藏Дx.1551、Дx.8011、Дx.8462，德藏Ch.3164v，龍谷大學藏Ot. 5028、Ot. 5468(26)、Ot. 10374、Ot. 11030等同屬于《七命》的殘片⁽³²⁾。我們在旅博寫卷中新發(fā)現(xiàn)了兩個號。LM20-1517-275也是李善注《文選》卷三五張景陽《七命》的內容，可與Ot.10374、Ot.5423直接綴合⁽³³⁾。LM20-827-06-85是唐寫本《文選》卷五七潘岳《夏侯常侍誄》殘片，今存3行，楷書書寫，原冊標注系吐峪溝出土者。因所存文字均為大字正文，是否注本，還不能確定。LM20-1523-09-81是李善注《文選》卷六〇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并序》注。《祭古冢文》之前未見于敦煌、吐魯番本，這次所見，“十月十四日”下有雙行小注，為六臣注本所無，可以補充李善注刻本之缺。又有朱筆校改之處，比較明顯的是“令使”之“令”，誤作“今”字，朱筆改為“令”字。此當是唐寫本。這幾件《文選》殘片的發(fā)現(xiàn)，不僅證明了唐代西州受中原科舉制的影響程度，以及李善注的早期形態(tài)，同時也為吐魯番文書散藏品之間的綴合提供了重要個案。

唐人抄錄當時的賦體作品，在敦煌、吐魯番的出土文獻中最為常見的殘片是《駕（或作賀）幸溫泉賦》。唐玄宗在天寶元年前后每年十月、十一月赴驪山溫泉宮，與群臣吟詩作賦，史有明文。敦煌文書、《文苑英華》卷五八分別有劉瑕、林琨同名賦作。在大谷文書中，研究者先后比定出了Ot.3170、Ot.3172、Ot.3174、Ot.3177、Ot.3180、Ot.3185、Ot.3190、Ot.3227、Ot.3504、Ot.3505、Ot.3506、Ot.4004、Ot.4362、Ot.5789、Ot.10443、Ot.10486等多片屬于《駕幸溫泉賦》的文字⁽³⁴⁾。旅博藏卷中也發(fā)現(xiàn)了LM20-1523-27-281、LM20-1523-27-282兩個號?！恶{幸溫泉賦》的抄寫，反映了西州人士對描述皇帝巡幸生活的津津樂道，它與玄宗詩歌在吐魯番的出土一樣，體現(xiàn)了政治的因素統(tǒng)攝傳播渠道的文學生態(tài)⁽³⁵⁾。

（作者單位：朱玉麒，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孟彥弘，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1)　本文系旅順博物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合作項目“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整理與研究”［即“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項目（項目編號16JJD770006）”］成果之一。

(2)　呂媛媛《旅順博物館藏吐魯番寫本〈古文尚書〉殘片》，《中國典籍與文化》2019年第1期。

(3)　徐媛媛《新疆出土寫本〈詩經〉殘片補考》，《文獻》2008年第5期，4—14頁。

(4)　旅順博物館、龍谷大學共編《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佛經選粹》（以下簡稱《旅博選粹》），京都：法藏館，2006年，213頁。

(5)　白石將人《書道博物館藏吐魯番出土〈左傳〉服虔注殘卷について》，高田時雄編《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7號，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3年，347—360頁；又《西陲出土日藏〈左傳〉昭公殘卷兩種》，劉玉才主編《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1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105—120頁。

(6)　《隋書》卷三二，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933頁。

(7)　朱月仁《西域出土寫本〈春秋左氏傳〉殘卷輯錄與探討》，《文獻》2018年第5期，15—29頁。

(8)　朱月仁《西域出土寫本〈春秋左氏傳〉殘卷輯錄與探討》。

(9)　何亦凡《新見旅順博物館藏吐魯番唐寫本鄭玄〈論語〉注》，見本書112—137頁。此外，LM20-1506-0941-03也是一件《論語》注本的殘片，惜小字注文殘缺過甚，不能確定其注本系統(tǒng)。

(10)　張新朋《吐魯番出土四則〈切韻〉殘片考》，《漢語史學報》2014年第1期，117—125頁。該文在前人識讀基礎上，又新認定了Ot.5465(1)、Ot.5468(2)-26、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漢文佛教典籍“未定名佛經殘片”109號及此旅博殘片為《切韻》。

(11)　徐維焱《旅順博物館藏〈切韻〉殘片考釋》，《西域研究》2018年第1期，14—22頁。

(12)　關于吐魯番出土《千字文》以往研究的最新成果，可參張新朋《吐魯番出土〈千字文〉殘片考》，《文獻》2009年第4期，11—16頁。

(13)　趙洋《新見旅順博物館藏〈一切經音義〉研究——兼論〈玄應音義〉在吐魯番的傳播》，《西域研究》2018年第1期，32—39頁。

(14)　參本論文集所收榮新江《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佛典的學術價值》一文，見本書24—40頁。

(15)　原件今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博物館，文書編號65TIN:53、54、55，共計二十余片，可以綴合，應是《漢紀》卷二二，其出土信息可參李遇春《吐魯番出土〈三國志·魏書〉和佛經時代的初步研究》，《敦煌學輯刊》1989年第1期，42—47頁。

(16)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吐魯番研究院、武漢大學三至九世紀研究所《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漢文佛教典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330頁；余欣《中古異相：寫本時代的學術、信仰與社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32—34頁。

(17)　吐峪溝發(fā)現(xiàn)者，今藏日本書道博物館，編號SH174-1-47和SH174-1-48，可直接綴合，見包曉悅《日本書道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寫經殘片冊”的文獻價值》，《文獻》2015年第5期，38—40頁。

(18)　參榮新江《書評：〈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佛經選粹〉》，《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11頁；馮璇《新見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中的漢史寫本考釋》，《西域研究》2018年第1期，1—13頁。

(19)　康世昌《〈春秋后語〉輯校》（上），《敦煌學》第14輯，1989年，91—187頁；《〈春秋后語〉輯校》（下），《敦煌學》第15輯，1990年，9—85頁；王恒杰《春秋后語輯考》，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

(20)　榮新江《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典籍與文書》，饒宗頤主編《華學》第3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312頁；又《德藏吐魯番出土〈春秋后語〉注本殘卷考釋》，《北京圖書館館刊》1999年第2期，71—73頁。

(21)　劉子凡《旅順博物館藏〈春秋后語〉（擬）研究》，《文獻》2018年第5期，30—37頁。

(22)　《九家舊晉書輯本》，湯球輯，楊朝明校補，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眾家編年體晉史》，湯球等輯，喬治忠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

(23)　陳燁軒《旅順博物館新發(fā)現(xiàn)的晉史寫本考釋》，《西域研究》2018年第1期，23—31頁。

(24)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殿本，2013年，第2冊276—277頁。另參《古本列女傳》王回、曾鞏序，《四部叢刊初編》本。

(25)　參王衛(wèi)平《旅順博物館藏吐魯番出土〈列女傳〉殘片小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9年第1期。

(26)　參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中華書局，1989年，23—179頁；榮新江《唐代龜茲地區(qū)流傳的漢文典籍》，氏著《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63—165頁。

(27)　參榮新江《〈唐律〉〈唐禮〉及其他》（初刊2003年），《文獻》2009年第4期；岡野誠《新たに紹介された吐魯番·敦煌本〈唐律〉〈律疏〉斷片——旅順博物館及び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資料を中心に》，土肥義和編《敦煌·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の新研究》，東京：東洋文庫，2009年，87—91頁。

(28)　陳燁軒《新發(fā)現(xiàn)旅順博物館藏法制文書考釋》，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2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184頁。

(29)　田衛(wèi)衛(wèi)《旅順博物館藏唐戶令殘片考——以令文復原與年代比定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3輯，193—214頁。

(30)　郭富純、王振芬《旅順博物館藏西域文書研究》，沈陽：萬卷出版公司，2007年，198頁。

(31)　沈琛《旅順博物館藏吐魯番本〈唐天下諸郡姓氏譜〉考釋》，《文獻》2018年第5期，38—45頁。

(32)　榮新江《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典籍與文書》，309—325頁；榮新江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230頁；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肆），京都：法藏館，2010年，149、195頁；張涌泉《敦煌寫本文獻學》，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599頁；李昀《吐魯番本〈文選〉李善注〈七命〉的再發(fā)現(xiàn)》，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9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135—153頁。

(33)　李昀《旅順博物館藏〈金剛經〉注疏小考——附李善注〈文選·七命〉補遺》，《旅順博物館學苑·2016》，長春：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88—111頁。

(34)　大谷文書中《駕幸溫泉賦》殘片的比定、綴合，可參張娜麗《西域發(fā)見の佚文資料：〈大谷文書集成〉所收諸斷片について》，《學苑》第742號，2002年，26—43頁；又《西域發(fā)見の文字資料㈣：〈大谷文書集成〉三讀后札記》，《學苑》第764號，2004年，11—34頁；又《〈賀幸溫泉賦〉諸斷片の復原と研究》，氏著《西域出土文書の基礎的研究——中國古代における小學書·童蒙書の諸相》，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341—357頁；劉安志《吐魯番出土〈駕幸溫泉賦〉殘卷考釋》，初刊《吐魯番學研究》2004年第1期，67—75頁，收入氏著《新資料與中古文史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30—342頁；張新朋《吐魯番出土〈駕幸溫泉賦〉殘片新考》，《文獻》2014年第4期，74—79頁。

(35)　西州時代的文學傳播情況，參朱玉麒《吐魯番文書中的玄宗詩》，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7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63—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