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編

前言
——談撰寫此書的動機、體例以及論詞絕句、詞話、詞論諸體之得失

葉嘉瑩

一

《靈谿詞說》是四川大學(xué)歷史系前輩學(xué)人繆彥威教授（鉞）與我正在合作共同撰寫的一本論詞的書。這本書的寫作，對我而言，有兩點極可紀念的意義：其一是遇合之可貴；其二是體例之創(chuàng)新。

先就遇合之可貴而言。我對繆先生之欽仰，蓋始于三十年前初讀其著作《詩詞散論》之時。我自幼即耽讀古典詩詞，此雖由家庭環(huán)境之薰習(xí)，然亦出于一己之天性。當(dāng)時每讀歷代詩詞之名篇佳什，總常常會引起我心中一種感發(fā)不能自已之情，而又苦于學(xué)識之淺薄幼稚，雖恍然若有所得，而未嘗能自言其所得。昔《秦風(fēng)·蒹葭》之詩，有“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之句，我想這就是當(dāng)年我在閱讀古典詩詞時，心中所常具有的一種感受。在這種渺茫的向往追尋之中，前后曾經(jīng)有兩本評賞詩詞的書，分別給了我很大的啟發(fā)和感動：一本是王靜安先生的《人間詞話》，另一本就是繆先生的《詩詞散論》。這兩本書的性質(zhì)，其實并不完全相同。我之閱讀《人間詞話》，蓋始于我還在讀書的髫齡時代，而我之閱讀《詩詞散論》，則已在我大學(xué)畢業(yè)開始教書之后。《人間詞話》是我在學(xué)習(xí)評賞古典詩詞的途徑中，為我開啟門戶的一把鎖鑰；而《詩詞散論》則是在我已經(jīng)逐漸養(yǎng)成了一己評賞之能力以后使我能獲得更多之靈感與共鳴的一種光照。《人間詞話》所標舉者，是評賞詩詞之際，所當(dāng)體悟的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衡量及辨析的準則；而《詩詞散論》則是對個別的不同體制之韻文與不同風(fēng)格之作者，在本質(zhì)方面的精微的探討。二書之性質(zhì)既不盡同，我在閱讀二書時之所得也并不盡同。不過在我的感受之中，這二本書卻也有著一些根本上的相似之處，其中最值得稱述的一點，就是此二書之作者之所敘寫的，都是他們在多年閱讀和寫作之體驗以后的所謂“深辨甘苦，愜心貴當(dāng)”之言，這與一般作者之但以征引成說或夸陳理論為自得的作品，是有很大不同的。再則，此二書之作者，似乎都各自具有一種靈思睿感，正如繆先生在其《王靜安與叔本華》一文中所說的，“其心中如具靈光，各種學(xué)術(shù)經(jīng)此靈光所照，即生異彩”。這正是此二書之所以能使讀者在閱讀時，往往得到極大之感悟和啟發(fā)的主要緣故。而更可注意的一點則是此二書之作者在心靈感受方面，似乎原來便有著某些相近之處，古人云“同聲相應(yīng)，同氣相求”，所以《詩詞散論》之作者在其論王靜安之文中，乃能獨具深悟，且于篇末對靜安先生之自沉深致嘆惋。我個人既然自早歲即耽讀靜安先生之著作，是以在閱讀繆先生《詩詞散論》之時，乃亦不免常有一種“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之感。其后在七十年代初期，當(dāng)我在美國哈佛大學(xué)撰寫《王國維及其文學(xué)批評》一書之時，遂亦每每引用《詩詞散論》中論王靜安之語，而我對于此二書之作者，亦更增加了一份欽仰景慕之心。不過自古以來，因讀其書而慕想其人的讀者，常未必都有能與其所慕想之作者相逢一晤的機緣遇會。昔杜甫之于宋玉，就曾有過“搖落深知宋玉悲，風(fēng)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的悲慨；辛稼軒崇愛陶淵明，在其一首《水龍吟》詞中，曾寫有“老來曾識淵明，夢中一見參差是”的想象，又在其一首《賀新郎》詞中，曾寫有“想淵明、《停云》詩就，此時風(fēng)味”的句子；然而就在同一首詞的后面，稼軒所寫卻也是“回首叫、云飛風(fēng)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的悲慨。至于我所欽慕的二位作者，則《人間詞話》之作者既早已成為古人，而經(jīng)過多年動亂之后，我對于《詩詞散論》之作者，也早已不敢抱有冀能一見之想。但誰知就在我并不敢抱有一見之想的情況中，卻意外幸運地與《詩詞散論》的作者不僅得到了相識見面的機會，而且蒙受到極深重的知賞，更進而能開始了共同撰寫論詞專著《靈谿詞說》的合作，這對我而言，當(dāng)然是極可寶貴的一種遇合。

這次遇合是發(fā)生于1981年4月，在成都杜甫草堂所舉行的杜甫學(xué)會第一屆年會期間。當(dāng)時有人曾經(jīng)把我所寫的一篇論杜甫七律的文稿提交給了杜甫學(xué)會年會，而當(dāng)我接到通知信件時，距離開會的日期已經(jīng)很近，我任教的加拿大的大學(xué)，正當(dāng)學(xué)期將近結(jié)束之際，本來不易抽暇前來開會，但因為杜甫原是我平日非常崇仰的一位詩人，而且我以前還曾經(jīng)講授過杜甫詩專書的課程，何況開會的地點又是在成都的杜甫草堂，我想在如此可紀念的詩圣故居之地，來和祖國的學(xué)人交流學(xué)習(xí)杜詩的心得，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因此便匆匆地訂了機票，飛回祖國到成都參加會議。當(dāng)時加拿大的溫哥華正值繁花如錦之季，但我想草堂的春天一定更美，所以在飛機上還曾經(jīng)口占絕句一首，說：“平生佳句總相親，杜老詩篇動鬼神。作別天涯花萬樹，歸來為看草堂春。”就是帶著這樣興奮的心情，我來到了成都的杜甫草堂，也就是在這次草堂的杜甫學(xué)會中，我幸運地見到了夙所欽仰的《詩詞散論》的作者前輩學(xué)人繆彥威先生。這對我而言，當(dāng)然是一種意外的驚喜。記得當(dāng)有人把我介紹給繆先生時，我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早年讀過您寫的《詩詞散論》，這本書對我有很大的啟發(fā)?！倍『迷诓痪弥?，繆先生也讀到了國內(nèi)刊行的我的一本《迦陵論詞叢稿》，因此，繆先生對我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也讀過你的《論詞叢稿》，你的意見與我很接近?！逼浜笤诖髸?，我曾提出了有關(guān)杜甫七律之演進的報告，并言及我在海外每讀杜甫《秋興》中“每依北斗望京華”之句，輒不禁深懷故國之思，七七年返國，曾寫有“天涯常感少陵詩，北斗京華有夢思。今日我來真自喜，還鄉(xiāng)值此中興時”之絕句。先生對我的報告及詩作，亦頗為稱賞。當(dāng)時先生因目疾才動過手術(shù)不久，視力受損，行動皆依賴其孫男元朗扶持左右，且大會日程甚為緊張，上、下午皆有會議及討論，我雖然因僥幸得遇久所仰慕之前輩學(xué)人而欣幸無已，然而卻因為恐怕先生過于勞累，故除在會場中聆聽先生之談話及討論以外，并不敢向先生多所請益。豈意先生嘉賞后學(xué)，自相遇之次日起，即每日在中午休息時間，令其孫男元朗邀我前往談講詩詞，我時或妄言己見，先生亦每每加以獎許。而先生在終日討論及開會之后，更利用晚間余暇，不顧目疾視力之損，先后為我書寫舊作詩詞橫幅二紙，且以舊著多種相贈，臨別之日，又書贈七言律詩一首，詩云：“相逢傾蓋許知音，談藝清齋意萬尋。錦里草堂朝圣日，京華北斗望鄉(xiāng)心。詞方漱玉多英氣，志慕班昭托素襟。一曲驪歌芳草遠，凄涼天際又輕陰?！痹娭袑ξ抑勶?，我雖然愧不敢承，然而先生之以“知音”見許以及惜別之情，則使我甚為感動。大會結(jié)束后，我曾隨與會諸人士至江油縣參觀李白故居，先生以目疾行動不便，故爾未曾參加。兩日之后，我始重返成都。翌晨臨上飛機前，特趨謁先生住所辭行，則先生方伏案展紙，蓋已在草寫致我之書信矣。見我之來，先生甚為欣喜，即將未寫完之信稿舉以相示，信中先生曾引汪容甫與劉端臨相知訂交之事以相擬比，云：“昔汪容甫與劉端臨聞名而思，既見而相許，不數(shù)日而遽別，離索之感，愔結(jié)于心。容甫與端臨書云：‘誠使學(xué)業(yè)行誼表見于后世，而人得知其相觀而善之美，則百年易盡，而天地?zé)o窮，今日之交，乃非偶然，離別之故，又不足言也。’循誦斯書，聊自解慰，并愿與左右共勉之?！庇衷谛胖刑岢龊献髦畼?gòu)想，云：“如蒙不棄，愿相與合作，撰寫評論詩詞之書，庶幾如汪容甫所謂‘使學(xué)業(yè)行誼表見于后世’，則尤所欣盼者矣?！狈蛞韵壬贻呏?，學(xué)養(yǎng)之崇，而獎勵后學(xué)，殷拳若此，此種情誼，即使在常人得之，亦將深為感激，何況我自三十年前便已對先生久懷欽慕，其感激之情，當(dāng)然更非言語可喻。因此，我在飛返加拿大的航程中，就也寫了一首七律送給先生，詩云：“稼軒空仰淵明菊，子美徒尊宋玉師。千古蕭條悲異代，幾人知賞得同時？縱然飄泊今將老，但得瞻依總未遲。為有風(fēng)人儀范在，天涯此后足懷思。”自茲而后，先生與我遂常有書信往來，論學(xué)評詩，相知益深。先生既與我共同擬定了合作研究的計劃，且經(jīng)由四川大學(xué)向教育部提出了邀我至川大講學(xué)及合作研究之申請。本來我恰好自1981年暑期后有休假一年的機會，只不過因為天津南開大學(xué)及北京師范大學(xué)也都已經(jīng)早就有邀我去講學(xué)的安排，因此，直到1982年的4月中旬，當(dāng)我把南開及北師大的課程都結(jié)束了以后，才有機會到成都來實踐繆先生邀我至川大講學(xué)及合作研究的計劃。我飛來川大時，隨身攜帶書籍不多，先生總是經(jīng)常將自己的藏書提供給我作為參考。除共同撰寫《靈谿詞說》以外，我在川大也講授唐宋詞，每于課前課后，常與先生互相討論交換論詞之意見。一般而言，我與先生的看法大體都極為相近，先生每每稱許，以為有“針芥之合”，其偶有不盡相同者，則我亦常是直言己見，先生也不以為忤。先生治學(xué)之態(tài)度嚴肅而認真，我每有所作，無論詩稿、文稿，都必先呈先生閱讀，指點得失，斟酌損益，即便僅只一二字之更改，往往也使我獲益甚多?；叵胛易约喊肷?，卅載天涯，進無師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我雖曾以極大之毅力，堅持讀書、寫作之事，然而每至深宵人靜，讀書有心得而無可告語，寫作有疑難而無可商略之時，亦難免不深懷孤寂之感；昔陶淵明有“欲言無予和”之嘆，每一讀之，未嘗不慨然自傷。而今以憂患余生，何幸竟能得遇素所欽仰之前輩學(xué)人，而且對我之知賞愛勉諄懇備至如先生者，這實在是我平生中極大之幸事。昔陶淵明又有詩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庇衷唬骸奥劧嗨匦娜耍瑯放c數(shù)晨夕?！弊缘执ù蠛螅粋€半月以來，我因為與先生合作撰寫《靈谿詞說》，常相與討論，其間所獲得的切磋之益與相知之樂，都是述說不盡的。這對我而言，自然是一種極可珍貴的遇合。

其次，再就體例之創(chuàng)新而言?？娤壬c我合寫的《靈谿詞說》這一本書，則將是把我國過去文學(xué)批評中所經(jīng)常使用的幾種體式，擬圖各取其長而將之融會成為一體的一種新嘗試。我們合作的原則是，首先以個人讀詞的心得為主，分別寫為韻文形式之論詞絕句，內(nèi)容將包括對于詞體特質(zhì)之介紹，對于個別詞人之論評，對于單篇詞作之賞析，以及對于前人詞論之意見，先以絕句綜括所欲論述之要旨，然后再以散文作較為詳細之說明。前一部分將具有詞話之簡明自由之特質(zhì)，而出之以便于記誦之論詞絕句之韻文形式，后一部分則將具有近世詞論、詞說之論述與說理之性質(zhì)。至于所論述之對象，則將自敦煌之曲子詞開始，歷晚唐、五代、兩宋、金、元、明迄于晚清之詞人及詞論為止。在分別撰寫之次第上，最初將不受時代先后的拘限，然在最后合編寫定之時，則將依時代之先后為編排之次第，使之同時也能具有一種“史”的性質(zhì)。希望這本書既能因其各為單篇獨立之絕句，而有眉目分明便于記誦之長處，同時也能使讀者透過這些

單篇的絕句及說明之編排次第，而對于我國詞體演進遞變之過程、內(nèi)容及風(fēng)格之多種特色以及重要之詞論，都能有一種縱覽的史觀及整體的印象。至于在撰寫和編定的過程中，則繆先生與我既將有個別的分工，也將有共同的合作。其單篇之論詞絕句及附加之說明文字雖將由各人分別撰寫，而在寫作之前、寫作之間與寫定之后，則將經(jīng)常彼此討論，互相參酌修訂，以求其雖在分別撰寫之情形下，也仍能保持不重復(fù)、不矛盾之整體性與一致性。俟全部寫定之后，再將所有的單篇定稿共同加以有系統(tǒng)的整理編排以合為一集。像這種編排的體例及合作的方式，我想不僅就繆先生與我而言，是一種新的嘗試，即使在古今中外的文學(xué)批評中，這也將是一種從來未曾有過的新嘗試。關(guān)于這種新嘗試之結(jié)果究竟如何，特別是我個人的評詞之見解與撰寫之能力，是否能完全符合前輩學(xué)人繆先生之標準和要求，現(xiàn)在雖然尚不可知，但我個人對于這種新嘗試在文學(xué)批評體式方面之得失利弊，卻也頗有自己的一點看法和感想，下面我就將把我個人的意見略加敘述。

二

就我個人過去讀書及寫作之經(jīng)驗而言，我之學(xué)寫舊體詩詞及閱讀古人之詩話、詞話與論詩、論詞之絕句，都遠在我自己撰寫評賞詩詞之論文以前甚久。當(dāng)我早年閱讀古人詩詞時，雖偶或也曾用韻文形式寫過一些讀詩有得之類的絕句之作，可是當(dāng)我自己開始正式撰寫評賞詩詞之作品時，卻一直總是采取長篇論文的形式，而從來不曾采用過韻文形式或詩話、詞話之形式。然而可注意的一點，則是我的長篇論文也往往喜歡采用古人論詩絕句或詩話、詞話之精義為論說之依據(jù)，而且有時也偶在論文的篇末綴以自己的小詩以為論說的結(jié)尾。即如我曾采用元好問論詩絕句中之“豪華落盡見真淳”一句詩，來作為評析陶淵明之詩與人的依據(jù)，也曾采用元氏論詩絕句中“謝客風(fēng)容映古今，發(fā)源誰似柳州深”一首詩，來作為比較謝靈運與柳宗元兩人風(fēng)格異同的依據(jù)，更曾在評說李商隱之《燕臺四首》的一篇長文之末，抄錄了我自己的《讀義山詩》一首絕句來作為論說的總結(jié)。至于我在說詞的論文中之喜歡引用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則更是眾所共見的事實。由這些例證都可以看出，我一方面雖不肯采用韻文絕句或詩話、詞話之形式來寫作正式評論詩詞的文字，但在另一方面卻隱然對這些古老的文學(xué)批評形式，也仍然有著深厚的喜愛。這種矛盾的現(xiàn)象，就正好說明了我對這些批評形式，原是認為其既有所長之一面，也有所短之一面的。關(guān)于我的這些看法，過去我在自己所寫的一些論文中，已曾有過詳細的討論，茲不復(fù)贅（可參看拙著《王國維及其文學(xué)批評》第二編第一章之《緒論》與第三章之《余論》，及拙著《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中之《關(guān)于評說中國舊詩的幾個問題》一文，二者皆為香港中華書局出版，前者出版于1980年，后者出版于1977年。二書最近由廣東人民出版社重?。??？傊话愣?，中國這些古老的批評形式乃是精煉有余而詳明不足；有籠統(tǒng)的概念而缺乏精密的分析；偏重形式方面的文字之美，而忽略邏輯之思辨；有兼容并蓄、得心應(yīng)手之妙，而難免駁雜瑣細、良窳莫辨之譏；有時雖可以探觸到詩歌中真正感發(fā)之生命，而卻不能將此種感受作理念明晰之說明。具有“會心”的讀者，雖然可以自此類文學(xué)批評中獲致共鳴的欣喜，并且可享有吟誦玩味之樂，然而對于初學(xué)之未具“會心”的讀者而言，有時就不免會產(chǎn)生一種對之莫測高深的困惑。我自己對于這一類批評形式雖亦知其所長，但也知其所短。因此，當(dāng)我自己撰寫批評文字時，便不肯再采用這一類的批評形式。同時，我認為就今日文學(xué)批評發(fā)展之趨勢而言，一則，我們既應(yīng)當(dāng)汲取西方文學(xué)批評中長于思辨的精密之理論體系，以彌補舊傳統(tǒng)中文學(xué)批評之所短；再則，我們也應(yīng)當(dāng)顧念到后學(xué)者之需要，把他們從面對舊批評所產(chǎn)生的困惑中解脫出來，為他們寫出詳細明白的解說和批評。因此，當(dāng)我自己撰寫評說詩詞的作品時，便常是采取長篇論文的形式，而且總是反復(fù)說明，叮嚀周至。所以當(dāng)繆先生開始一提出愿與我共同撰寫論詞之作時，我雖然也曾滿懷欣幸喜悅之情，但當(dāng)先生又提出將以論詞絕句之形式來撰寫時，我便不免一度產(chǎn)生了遲疑惶惑之感，不過我畢竟接受了先生的提議，而且在撰寫中也充滿了對于這種新嘗試的欣奮和愉悅，這其間，在我的思想中，也曾有一段轉(zhuǎn)變的過程。

在這種轉(zhuǎn)變中，我應(yīng)該首先述及的就是繆先生對我的鼓勵和勸導(dǎo)。本來當(dāng)先生最初提議我們的合作將采用論詞絕句之形式時，我一度曾經(jīng)推辭說，我向來未曾寫過論詩、論詞的絕句，恐怕寫不好，而且我以為絕句之形式較宜于寫景抒情，而并不適于論評說理，何況時代不同，一般人讀書、寫作，甚至于思想之方式，都已經(jīng)與舊日的讀書人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今日寫文學(xué)評論的文字，而仍采用論詞絕句之形式，是否合于一般讀者的需要，我對此也頗有疑問。先生對于我的推辭和猶疑，首先加以鼓勵，說我平日既然常寫舊詩，對絕句之形式極為熟悉，而另外在我的論文中也有不少評論詩詞之精義，如此，則以絕句之形式抒寫論詞之意見，便也一定可以做得好；又說，我們的每首論詞絕句之后，都將附以散文的說明，如此則絕句部分，可以收提要鉤玄便于記誦之效，而散文部分則仍可以作明白曉暢之評說。聽了先生的話以后，我對于自己使用這種新體式的能力雖然仍無把握，但卻覺得先生的話甚為有理，就同意了先生的提議。而與此同時，還有屬于我個人的另外一些因素，也使我認識到采用這種批評方式，可以有不少簡明方便的好處。原來兩年前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把我過去論詞的一些文字編輯在一起，出版過一冊《迦陵論詞叢稿》，因此，近來國內(nèi)各大學(xué)便經(jīng)常邀我去為同學(xué)講授唐、宋詞，講授的范圍始于晚唐、五代，迄南宋末期為止。在講授時，除注意個別詞人之風(fēng)格特色以外，同時也注意到他們在繼承與開拓之間的關(guān)系及影響，其中有些作者，我對他們雖也頗有一些心得及意見，但在過去，卻向來未曾寫過論文加以評說過；也有些作者，我過去雖曾寫了論文加以評說過，但近來在講授之間，又增加了一些新的體會和意見，于是便有不少朋友勸我把未曾評說過的作者，分別加以評說，也有人勸我編寫一冊較詳細的詞史。但近年來我卻一直忙于往返國內(nèi)外，在各地開會、講課，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寫成長篇的論文和專著，因此就想，如果采取這種以論詞絕句為主而附加說明的方式，便可以先將自己的一些心得及意見，較為精簡地記寫下來，如此，則他日如果有暇，便也可自此精簡之記敘，引申改寫為長篇之論文或?qū)Ｖ?；如果無暇，則既已有此精簡之論詞絕句及說明，便也可以向一些對我寄以期望之友人及讀者們勉強報命。由于這種想法，便也更促進了我愿意接受繆先生之提議，采用這種精簡之形式，與先生共同撰寫論詞專著之決心。在開始撰寫之后，我每草成關(guān)于任何一家之論詞絕句及說明，都必先錄呈先生過目，請求指正。先生則每每予以獎勉，以為我雖是初次嘗試以絕句之形式寫為論詞之作，然其所寫尚頗有可觀。這種勉勵，當(dāng)然曾經(jīng)使我在寫作中增加了不少信心；而同時在寫作之過程中，我自己對于這種新體式的嘗試，也產(chǎn)生了極大的興趣。我逐漸感到絕句之形式，雖然本來只宜于寫景抒情，而并不適合于說理，然而用這種形式來寫論詞的意見，卻也仍然大有可為。因為詞之為體，原來既最富于精美之意象，也最易于喚起比興之聯(lián)想，所以對于詞之欣賞，本來就并不宜于只以理性做枯燥之說明，而更重在以感性觸發(fā)讀者之感受及聯(lián)想。何況在文學(xué)批評之傳統(tǒng)中，原來也早就存在著一種象喻式的批評，即如鐘嶸《詩品》之以“爛若舒錦”評潘岳之詩，以“披沙簡金”評陸機之詩，又引湯惠休論顏、謝異同之語，以為“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采鏤金”，以迄于晚清王國維《人間詞話》之以“畫屏金鷓鴣”評溫庭筠之詞，以“弦上黃鶯語”評韋莊之詞，便都是此類象喻式之批評的最好例證。因此，在論詞之絕句中，如果能避免此種體式之不適于論說的短處，不以絕句做不完整的說理，而嘗試掌握此種體式之適于具象之描寫及感性之傳達的長處，以象喻式批評的直感，結(jié)合上絕句之宜于唱嘆的富于感發(fā)的口吻，便自然可以由所標舉之意象及敘寫之口吻中，傳達出一種批評及欣賞的意見和感受。當(dāng)然，我們也仍然不得不承認，此種批評體式畢竟有其詳明不足和容易流為駁雜瑣細缺乏完整之體系的缺點。因此，在每一首論詞絕句之后，我們便都將各附加一段散文的說明，以彌補其詳明不足的缺點，而且嘗試要在最后編訂時，使之能具有一種“史”的性質(zhì)，以彌補其駁雜而缺乏完整體系之缺點。這種撰寫計劃，可以說是想要把詩與文、創(chuàng)作與批評、舊傳統(tǒng)與新論說，都融為一體的一種新嘗試。至于論詞絕句之體式，是否可以編寫為具有“詞史”性質(zhì)的專著，我個人對此也有一點自己的想法。本來一般而言，凡是“史”的編寫，都更偏重于發(fā)展演進之過程，更適于用散文來敘寫，而不適于用絕句來表現(xiàn)。蓋因絕句之篇幅過于短小，且有格律之限制，如果只用以傳達對某一位作者，或某一篇作品之印象及感受，則這種體式尚有可資利用之長處，但如果要以之從事于“史”的敘寫，則此種“絕句”之體式，就彌見其所短了。因為“史”的發(fā)展是屬于一種線的性質(zhì)，而短小之絕句則是屬于一種點的性質(zhì)，二者之不同，固屬顯然可見。不過，如果我們能將分別之個點，按其發(fā)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則其結(jié)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種線的概念。而且如果我們能對每一點的個體的趨向，都以說明文字加以提示，則我們最后之所見，便可以除了線的概念以外，更見到此線之所以形成的整個詳細之過程，及每一個體的精微之品質(zhì)，庶幾使人有既能見木，也能見林，而不致有見林不見木或見木不見林的缺憾，如此則讀者之所得便將不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將是對鮮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長過程的具體的認識，且能在“史”的知識的滿足中，也體會到詩的欣賞的喜悅。我之懷有此種理念，已經(jīng)很久，早在多年前，我所撰寫的《溫韋馮李四家詞的風(fēng)格》一篇文稿，便曾附加了一個《兼論晚唐、五代時期詞在意境方面的拓展》的副標題，那就正是我對自己這種理念之實踐的一篇嘗試之作。我所理想的便是要在個別詞人之評賞中，同時也提供一種“史”的概念，不過因為那一篇文字是用散文寫的，而且在篇中曾經(jīng)對這四位作者的詞與人都做了較詳細的介紹和說明，所以篇幅就不免顯得有些過于冗長。而其后我的精力與時間又因忙于其他工作而有所分散，就沒有再繼續(xù)寫作下去。如今這種新體式的嘗試，又把我過去的理念重新喚起，于是就想在論詞絕句的撰寫及編排中，也提供出一種“史”的概念，所以我在這種撰寫之中，便也感到了一種新嘗試與舊理念相結(jié)合的喜悅，何況這種論詞絕句之形式，還可以予人一種既是批評也是創(chuàng)作的雙重樂趣。而這種可寶貴的體驗之獲得，推其原始就不得不感謝前輩學(xué)人繆彥威先生最初對論詞絕句之撰寫的提議，以及在撰寫中對我不斷地鼓勵。總之，我在這種新體式之嘗試中，如果失敗了，則自然應(yīng)歸咎于自己能力之不足，而如果能有絲毫之成功，則首先應(yīng)該感謝先生的提議和勉勵。所以對我而言，我之所謂體式之創(chuàng)新與我在前面所敘寫的遇合之可貴，這兩點可紀念的意義，原是結(jié)合而不可分的，至于如先生在給我之書信中所期望的“誠使學(xué)業(yè)行誼表見于后世，而人得知其相觀而善之美”，則更是我所深心感激而不敢不勉力為之的。

三

最后我愿再把此一論詞之著作所以定名為《靈谿詞說》之由來，略加說明?！办`谿”二字，蓋取自郭璞《游仙詩》第一首中所敘寫之“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靈谿可潛盤，安事登云梯”之句。郭璞所作《游仙詩》共十四首，托慕神仙，自抒懷抱，當(dāng)然原有其所寄喻之一份深意。然而此一《詞說》之取名“靈谿”，則不過為斷章取義，唯取此數(shù)句詩中之意象所表現(xiàn)之一種境界而已，與詩中原意可以說并無任何關(guān)系。蓋詞之為體，自有其特質(zhì)所形成之一種境界，昔王國維《人間詞話》即曾有“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之語；繆先生在《詩詞散論》之《論詞》一文中，也曾說過“詩顯而詞隱，詩直而詞婉”，以及“詩尚能敷暢，而詞尤貴醞藉”的話。蓋以一般而言，詞中所表現(xiàn)者，常是比詩更為深婉含蘊之一種情思和境界，更需要讀者之細心吟味，才能有深入之體會。而郭璞的這四句詩，其意象之所描述者，便頗近于詞中之意境。本來“靈谿”之名據(jù)《文選》李善注以為“靈谿，谿名”。又引庾仲雍之《荊州記》云：“大城西九里有靈谿水?！逼鋵崱办`谿”之名，原不必拘指其究竟在何地，僅就這一谿名所予人之直接感受言之，便已自有一種深隱潺湲之意，與詞中之意境極為相近。而且“潛盤”二字所表現(xiàn)的潛心盤游之意，也與欣賞詞時所當(dāng)采取的細心吟味玩賞之態(tài)度，大有相近之處。何況“靈谿”“潛盤”之際，還可以“臨源”而“挹”其清波，“陵岡”而“掇”其“丹荑”，則凡屬歷代詞人諸種不同風(fēng)格之特美，莫不可以探其源而陟其岡，以供吾人之挹掇欣賞，則此中固自有足樂者在也。至于“云梯”之為義，則李善注以為“言仙人升天，因云而上，故曰云梯”，但郭詩原句云“安事登云梯”，依李善注，則為何必求登云梯，也就是不求升天的云梯之意，如此則與郭璞十四首《游仙詩》中所寫的向往神仙之意頗相矛盾，故私意嘗以為此“云梯”或可能有“青云梯”之意，以表示隱居求仙，遠勝于入世之求仕。不過，今茲《靈谿詞說》之取義，則與郭璞詩之指神仙之云梯或仕宦之云梯都并沒有任何關(guān)系，只不過以謂對詞之評賞自有可樂之處，而對于如所謂“云梯”之一切虛夸之向往，則皆有不足道者矣。

我于1982年4月中旬始抵四川成都，除了與前輩學(xué)人繆彥威先生共同合作撰寫《靈谿詞說》以外，還有教學(xué)任務(wù)，工作頗為忙碌，迄今不過兩月，繆先生與我雖已分別各寫就論詞絕句若干首并附寫了說明，然而按原計劃言之，則僅不過十分之一而已。先生囑我先寫為《前言》一篇，對計劃撰寫此書之動機略加敘述，因記述個人所認為可紀念之兩點意義，且順筆敘及我對此書定名為《靈谿詞說》之取義的一點想法。蓋“靈谿”二字，原為繆先生之所命名，我之所言不知是否有當(dāng)于先生之意，姑寫記之，以俟先生之補足及指正焉。

1982年6月寫于成都
（原載《四川大學(xué)學(xué)報》叢刊第二十一輯《唐宋文學(xué)論叢》,198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