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川端康成”

——丁曉敏的《川端康成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序

川端康成是日本20世紀的著名作家，這是沒有疑義的常識，是基于客觀的物理時空維度的判斷，但若從主觀精神世界看，川端康成不僅是日本的，也是全世界的，當然也是中國的。隨著川端康成作品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中國以自己的期待視野理解川端康成，闡釋川端康成，帶上中國本土文化的烙印，自然就有了一個中國的“川端康成”。丁曉敏的這部著作，就是梳理、建構中國的“川端康成”的一次努力。

圍繞“中國的川端康成”這個課題，會衍生出許多問題域，比如中國的川端康成是什么樣的川端康成，其本質(zhì)性的內(nèi)涵是什么；中國的川端康成是怎樣形成的，中國本土文化的什么東西成為關鍵性要素；川端康成在中國的傳播接受過程中，傳播、接受主體的個體性（個人的生命體驗、個性化的審美傾向）又具有怎樣的意義和作用；中國的“川端康成”對中國自身的文學和文化發(fā)展有何影響；等等。

其實，把時間因素和接受主體的個性納入視野，很難對中國的“川端康成”做一個本質(zhì)化的界定。將問題擺在具體的場域中做出具體的考察，也許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這樣，考慮不同時期、不同的接受群體，中國的“川端康成”是多面的。

我們以翻譯場域中的“川端康成”為例作一番考察，主要探討這一問題研究的視角。

中國翻譯川端康成的作品，始于20世紀30年代，但成規(guī)模的翻譯是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來，先后翻譯出版了十冊左右規(guī)模的叢書就有6套：（1）葉渭渠主編的《川端康成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2）葉渭渠主編的《川端康作品》（漓江出版社，1997）；（3）高慧勤主編的《世界文豪書系：川端康成十卷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4）葉渭渠主編的《川端康成文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5）葉渭渠主譯的《新經(jīng)典：川端康成作品》（南海出版公司，2014）；（6）葉渭渠主譯的《川端康成諾貝爾文學獎作品集》（臺灣木馬文化出版公司，2015～2016）。再加上《川端康成集》（3冊，東北師大出版社，1996），《川端康成少男少女小說集》（2冊，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9），《川端康成小說經(jīng)典》（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川端康成作品系列》（4冊，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還有不少出版社出版的單行本，數(shù)量非常龐大。可以說川端康成是中國翻譯出版數(shù)量最多的外國作家之一。

翻譯出版是異域作家作品傳播最重要的途徑。中國的絕大多數(shù)讀者是通過譯本閱讀欣賞川端康成的文學世界的，那么從翻譯中透出的川端康成是個怎樣的川端康成？對此，丁曉敏著作從“譯本的整理”“譯本的出版”“譯本的評價”等幾個方面進行了比較系統(tǒng)的初步分析，在收集整理川端作品漢譯材料的基礎上，結合中國20世紀社會歷史背景的演變，縱向把握川端康成文學譯介的特點，也從讀者接受和譯者身份的層面做出考察。當然，要捕捉譯作中的川端康成，還有一些視角可供我們透視對象。

第一，翻譯文本的選擇。漢譯川端康成的作品雖然數(shù)量龐大，但并不是川端康成的作品全部有了漢語翻譯。對照日本新潮社出版的37卷本《川端康成全集》，檢索漢譯本，看看還有哪些篇目、文類沒有翻譯，為什么選譯這些，而那些不翻譯。這種選擇，正是中國日語翻譯界對“川端康成”的一種選擇性建構。從已有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川端康成的中長篇小說大都譯成了漢語，而37卷《川端康成全集》中占11卷的短篇小說翻譯過來的只是很少一部分，7卷隨筆和評論譯成漢語的也很少；從內(nèi)容看，川端自傳性作品翻譯多，而中日戰(zhàn)爭后期，川端作為“文學報國會”派遣作家寫作的訪問記和報道，讀了戰(zhàn)死者遺作而寫的《英靈的遺文》（1942），作為海軍報道班成員參訪海軍航空隊特攻基地的報道文字，以及基于這種體驗創(chuàng)作的《生命之樹》都沒有翻譯。似乎在回避，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川端康成作為日本國民的一面，更愿意顯示他作為人的生命體驗中共同的一面，讓中國讀者通過閱讀感受到的川端康成就是一個“美”的探索者和追求者，而與時代格格不入，遠離或漠視政治。

第二，不同譯者不斷重譯的文本選擇。川端康成作品的漢譯，大多是同一譯者的譯本在不同的出版社一再重復出版，但有幾部作品是不同譯者的重譯。以丁曉敏著作附錄的“川端康成作品漢譯版本”為依據(jù)，粗略統(tǒng)計，重譯本數(shù)量前幾種是《雪國》《伊豆的舞女》《古都》《千只鶴》?！堆﹪酚?位譯者（侍桁、葉渭渠、高慧勤、尚水清、朱孟良、艾蓮、李莉、戴向輝、林少華）的譯本，《伊豆的舞女》有6位譯者（侍桁、葉渭渠、李德純、高慧勤、艾蓮、林少華）的譯本，《古都》有5位譯者（唐月梅、李正倫、侍桁、高慧勤、王瑩）的譯本，《千鶴》有4位譯者（郭來舜、高慧勤、葉渭渠、林少華）的譯本。這些作品的重譯，是中國譯界的選擇，明顯是以諾貝爾獎獲獎作為中心，這幾部作品的確體現(xiàn)了川端康成的思想和藝術，也表明中國譯界極力呈現(xiàn)川端康成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身份。

第三，譯者的譯本序、前言、后記或出版說明之類的文字。這些文字本身具有導讀性質(zhì)，在川端康成中國傳播過程中起著引導性作用，無疑對中國的“川端康成”建構有著重要意義。

這類文字比較重要的有：葉渭渠的《川端康成小說選·譯本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川端康成少男少女小說集·川端康成其人與文（代序）》（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9）、《川端康成文集·主編的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川端康成作品·川端康成文學的東方美（代總序）》（漓江出版社，1998），高慧勤的《雪國·千鶴·古都：標舉新感覺寫出傳統(tǒng)美（譯本前言）》（漓江出版社，1985）、《川端康成十卷集·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雪國·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林少華的《雪國 川端康成》《美與日本美》（青島出版社，2012）。此外還有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川端康成作品》編輯汪正球給各卷寫的“代序”，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豪書系·川端康成十卷集》編輯艾蓮、戴霞為各卷寫的“題解”等。

閱讀這類導讀性文字，可以看到，往往是概括地介紹川端康成的生平經(jīng)歷和思想，在此基礎上主要介紹川端康成文學世界的美和獨特性，以引導讀者理解川端文學，走進川端的精神世界。如葉渭渠在《川端康成文學的東方美》中寫道：“他善于以抒情筆墨，刻畫下層少女的性格和命運，并在抒情的畫面中貫穿著對純真愛情熱烈的贊頌，對美與愛的理想表示朦朧的向往，以及對人生無常和徒勞毫不掩飾的渲染；而且對人物心理刻畫更加細膩和豐富，更加顯示出作家飽含熱情的創(chuàng)作個性?！?sup>[1]高慧勤在《雪國·前言》中說：“讀川端的小說，大抵會留下這樣一個印象：既有日本情調(diào)，又不乏現(xiàn)代藝術感覺……川端的作品，無不蘊含著這樣一種美質(zhì)：于濃郁的抒情中，總是隱含著一縷哀愁；在淡化的情節(jié)里，依稀流露出一絲莫可名狀的惆悵?！?sup>[2]這些文字強調(diào)的是川端康成文學的唯美性、情感化、日本傳統(tǒng)與西方現(xiàn)代藝術融合的一面。他們在導讀性文字中的一些表述，成為川端康成及其創(chuàng)作在中國傳播和接受中的概念化標簽，如“孤兒習性”“纖細韻味的詩意”“感覺藝術”“美麗與悲哀”“無常與徒勞”等。

中國建構“川端康成”的研究，是一個涉及面很廣的課題。丁曉敏的著作作為第一部探討川端康成在中國傳播接受的專著，首事之功不可沒。細讀著作，有以下幾個方面應該充分肯定。

首先，系統(tǒng)的考察。丁曉敏對中國“川端康成”建構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對論題形成了自成體系的系統(tǒng)考察與探討。前三章考察川端康成及其作品在中國的“傳播”，后三章探討中國文壇對川端康成的“接受”。兩大部分，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結果和效應，兩部分相得益彰，呈邏輯推進的結構。

考察“傳播”，著眼于傳播途徑與方式。著作從作品譯介、學術研究和大眾媒體三個方面展開梳理和分析。著作分階段對20世紀30年代以來近百年中國的川端作品主要漢譯情況進行清理，在譯介學意義上結合翻譯背后的文化語境做出分析；中國的川端康成研究也是“傳播”的重要方面，期刊論文、學位論文、研究著作、學術會議等成為主要方式，著作對此都一一清點，也結合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文化的發(fā)展，就中國的川端康成研究成果進行了初步的評說。這里要特別強調(diào)著作中重視“大眾媒體”這一傳播途徑的意義。在一般的異域作家傳播考察中，往往只注意到譯介和研究這樣精英層面的傳播，忽視或漠視大眾媒體的傳播，但丁曉敏從教育路徑、影視圖像、賽博空間等角度的梳理，令人信服地感受到：異域作家的傳播，大眾媒體不僅有其自身的獨特優(yōu)勢，而且代表了將來傳播的發(fā)展趨勢。

分析“接受”，是探討中國作家與川端康成的隔空對話。著作按照文學流派、當代作家群體、個案比較用三章展開。中國的新感覺派、尋根派和先鋒派成為考察重點，以大量的事實材料為依據(jù)，具體論述川端康成文學對這些流派在觀念上、靈感上的啟示和意義。川端康成的諾貝爾文學獎光環(huán)和他獨具魅力的文學世界，吸引了大批中國當代作家，他們從川端康成的創(chuàng)作中汲取、借鑒、化用某些元素，對于中國當代文壇打破傳統(tǒng)文學模式、沖破倫理道德的藩籬、發(fā)現(xiàn)美和創(chuàng)造美具有積極的意義?！皞€案比較研究”的章節(jié)中，選取曹文軒和蘇童兩位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具有較大影響和鮮明特色的作家，將他們與川端康成進行互為參照的跨文化比較，重點探討中日兩種文化、兩種審美傾向在他們創(chuàng)作中的認同與背離、抵牾與融合的種種情景，展示出川端康成文學世界中體現(xiàn)的日本民族美學理念，在與中國當代作家對話過程中的接受與沖突，從個案研究的層面揭示全球化背景中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即使是文化內(nèi)核的審美取向，也會是既有頡頏，也有融通。

其次，發(fā)掘新材料?？疾飚愑蜃骷业谋就两?，屬于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必須建立在實證材料的基礎上。丁曉敏在這方面下了大功夫。閱讀川端康成作品的漢譯本、大量的研究論文、網(wǎng)絡資料，在浩如煙海的當代作家創(chuàng)作文本中去查找有關川端康成的影響因子，沒有吃苦耐勞的精神，沒有沉靜執(zhí)著的心態(tài)是完不成的。一分付出就會有一分收獲。著作中確實看到了作者的許多新發(fā)現(xiàn)的材料。只要讀讀“教育路徑傳播”和“中國作家接受事實的考證”等章節(jié)的內(nèi)容，就不難體會到作者為此付出的努力。

最后，總結規(guī)律性。收集整理材料，是科學研究的第一步。研究，不是材料的羅列和堆積，而是要通過材料的分析，總結規(guī)律，概括出觀點，得出有意義的結論。丁曉敏懂得這一“研究”的鐵律。著作中往往緊隨材料，透過材料分析“特征”，探討“規(guī)律”，運用傳播、接受理論中的“期待視野”“接受屏幕”等概念，結合中國20世紀社會文化語境，探討傳播中的主體選擇，分析接受中的主體過濾，在啟發(fā)—認同—接受—消化—變異—表現(xiàn)的復雜還原過程中建構中國的“川端康成”。正是在論證分析中，注重對材料蘊含的意義闡發(fā)，著作中的結論才令人信服。作者在“結語”中總結川端康成在中國傳播接受的過程。

這是一個從單一到多元化的過程，是一個從受主流意識形態(tài)左右到完全自由余?；邮艿倪^程，是一個從社會現(xiàn)實存在層面到文學美學層面的解讀過程，是一個逐步漸趨成熟的過程。實踐證明，中國社會固有的意識形態(tài)、時代精神、人類具有最本質(zhì)的審美需求對川端康成在中國的接受與傳播的軌跡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這樣的結論是建立在科學考察和分析的基礎上，是客觀的，經(jīng)得起推敲。當然，著作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一些材料和論述還顯粗糙，還可以有更深入的分析，做得更精細。好在曉敏還年輕，在學術道路上才開始起步。起步就遇上川端康成，深度感受中日兩種文化的對話，這是她的選擇，選擇中也透出她的眼光和抱負。期待她出更豐碩的成果，祝愿她有充實而幸福的生命體驗！

[1] 葉渭渠：《川端康成文學的東方美》，《天授之子》，漓江出版社，1998，第7頁。

[2] 高慧勤：《雪國·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