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6-1 出生在敦煌的董希文之子——沙貝(右一)

然而，在敦煌長期生活下去的確是件極其困難的事。董希文夫婦的第一個孩子董沙貝是在那個時期出生的(圖6-1)，張琳英生孩子的時候我正在酒泉上學，不在千佛洞，后來聽爸爸講，她生孩子很艱難，得把她送到城里的縣醫(yī)院，大沙漠里那么長、那么難走的路，只能用兩頭毛驢、一副擔架一路顛簸著送過去，真是苦不堪言。烏密風也在千佛洞懷了孕，記得有一次我到她那兒還傻乎乎地問：“烏姐姐，你肚子怎么那么大？”她不好意思地告訴我：“我有一個小弟弟了?！碑敃r的艱難條件下對孕婦沒有什么特殊照顧，她們都毫無怨言，那個年代的人太純真了。

在那荒無人煙的地方，一旦生了病就很糟糕。我的繼母李承仙與爸爸結婚后，生下的第一個女孩沒過幾個月就夭折了，據(jù)說是得了小兒急性腸胃炎之類的病，這在大城市算不上什么大病，可是在那兒就眼巴巴地看著孩子死了，一點辦法都沒有。研究所當時有一位南方來的測量人員陳延儒生病發(fā)燒，大家很恐慌，他以為自己活不成了，給爸爸留下的最后請求竟是死后把他埋在泥土里，不要埋在沙子里!當時的環(huán)境是那么惡劣，茫茫大漠，戈壁黃沙，自古以來是犯人流放之地，沙漠里時見無名路人的白骨。人們遠離家鄉(xiāng)千萬里，沒事則已，有病有災生命就毫無保障，心生恐懼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身在研究所所長的位置上，他別無選擇，只好把接踵而來的全部重擔都承擔起來。

作為研究所的一所之長，爸爸承受著相當大的壓力。業(yè)務方面，測繪石窟圖、調查洞窟內容、臨摹壁畫、石窟編號、窟前除沙等等他得管；后勤方面，研究所的經費、人員的衣食住行甚至生老病死他也都得管。國民黨政府撥經費發(fā)工資很不及時，在物價飛漲形勢下，好不容易發(fā)來的錢又不斷貶值，爸爸為了使錢保值，一拿到錢就得趕快找城里的地主換麥子，什么時候需要錢再把小麥賣出去，以維持職工的生活，保障研究所的工作。他得竭盡全力管理好研究所的內部事務，還得想方設法打通外部方方面面的關節(jié)，因為研究所在茫茫戈壁灘上求生存、圖發(fā)展比在其他地方要困難得多。爸爸是個藝術家，是為藝術來到敦煌的，眼下這一切真是太難為他了。但是與敦煌藝術相關的事情是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的，要研究藝術就得保護石窟，要開展工作就得有人，有人就得吃飯穿衣住房，就得解決柴米油鹽問題……身在研究所所長的位置上，他別無選擇，只好把接踵而來的全部重擔都承擔起來。

重壓之下，爸爸的情緒經常很郁悶、煩躁，媽媽來敦煌后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不適應他無暇顧及，更談不上安慰、關心。他回到家常常把在外面工作壓抑下來的種種不快發(fā)泄到媽媽頭上，為一點小事就跟媽媽吵，你怎么這樣，你怎么那樣……爸爸只顧發(fā)泄，媽媽也不讓步，那段時間我對家里生活的印象就是他們不停地吵架。吵到一定程度，媽媽受不了了，說：“那就離!”爸爸也說：“你走吧，你滾蛋吧!”“那好，我們離婚，你寫!”這種話都說出來了，爸爸在氣頭上可能也寫過離婚書之類的字據(jù)，為以后的事埋下了伏筆。

大人這樣吵來吵去，最受不了的是孩子，那時候我十三四歲，弟弟嘉陵才三四歲。有一次，好像是放暑假的時候，爸爸媽媽在家又吵起來，我實在不愿意這樣的日子再繼續(xù)下去了，拿了兩個蒸好的饅頭揣在口袋里，說：“嘉陵，我們走!”拽著嘉陵就出去了。走到大泉河的那一邊，我們就在一塊大石頭后面躲起來，作出了一種無奈的抗議。天慢慢黑了，爸爸媽媽發(fā)現(xiàn)我們兩個不在，著急了，出來找我們。可是上哪兒找去？只好你一句我一句地大聲喊：“嘉陵啊!”“沙娜啊!”那時都知道千佛洞有狼，傍晚開始就會有狼出沒，現(xiàn)在天都黑了，找不到孩子他們當然緊張極了。我們姐弟倆聽見了遠遠的喊聲，嘉陵說：“爸爸媽媽來叫我們了，天都晚了。”我小聲告訴他：“不搭理不搭理，別說話!”他年齡小，有點害怕，我摟著他：“不要緊，讓他們叫，誰讓他們吵架!”就這樣又過了一陣，爸爸媽媽一路走一路喊著，終于走到了我們藏身的地方，找到我們了。他們松了一口氣，問：“沙娜，你們干嗎這樣？”我說：“誰讓你們吵架的？吵架我們就不回家!”爸爸趕緊說不吵了不吵了，媽媽也說不吵了，用這種辦法抗議真的挺有效，我覺得自己勝利了，制止他們吵架了?？墒羌依镏黄届o了幾天，沒過多久他們又動不動就吵起來，一切照舊。

1945年年初，研究所來了一個姓趙的國民黨軍隊退役小軍官。他三十多歲，從新疆軍隊下來的，戰(zhàn)爭沒結束回不了浙江老家，托人介紹到敦煌研究所找工作。見面時爸爸問他是浙江哪里人，他說是諸暨楓橋，恰好是媽媽的家鄉(xiāng)，爸爸非常高興，把媽媽叫來：“芝秀芝秀，你看，來了個小同鄉(xiāng)!”在遠離江南的大沙漠里遇到了真正的同鄉(xiāng)，媽媽和那人一見面，就用諸暨話聊起來了，兩人聊得特別高興。那小軍官沒有什么專業(yè)，搞后勤管理還可以，又是老鄉(xiāng)，他表示一定好好地做。當時，研究所的總務主任張民權已經走了，爸爸正缺得力的助手管后勤，又覺得南方人比較能干，就把他留下來補了總務主任的缺，把后勤管理交給他做。他也確實很能干，工作干得很不錯，把研究所的生活管得好好的。

爸爸也注意到了媽媽的工作熱情在下降，臨摹彩塑的速度明顯變緩，但他同樣沒有想到她有朝一日真的會離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