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身體轉向”：一種反本質性的當前的歷史

羅鵬（Carlos Rojas）

“語言學轉向”，該說法是奧地利哲學家古斯塔夫·伯格曼1960年在一篇文章中先提出的，用來闡述20世紀西方哲學對語言的一種新的理解，不再把語言看成是一種簡單的工具，反而開始關注其內涵的復雜性，甚至開始把哲學問題本身都看成是一種理查德·羅蒂所謂的“語言問題”?！罢Z言學轉向”后來用來闡述的不僅是哲學中的轉向，而且是20世紀中許多不同領域的轉變，包括歷史、人類學、文化研究等等。

從“語言學轉向”概念被提出以來，好幾個類似的概念也出現(xiàn)了。比如說，1970年代初出現(xiàn)了“文化轉向”的說法，指的是學術界各個學科開始更加關注一種文化上的研究，而脫離一種單一性的以觀察或實驗為依據(jù)的研究。與此類似，1990年代出現(xiàn)了一種“視覺轉向”或者“視覺文化的轉向”的說法，指的是20世紀后半葉各人文學科跟社會科學領域對視覺進行一種新的理解，不再把視覺只看成是一種簡單的媒介而已，而是開始關心不同文化、知識論系統(tǒng)對視覺的不同理解，甚至認為不同的觀看方式會創(chuàng)造不同的思路、世界觀，以及意識形態(tài)。

按照類似的邏輯，21世紀初開始出現(xiàn)的“身體轉向”這種新概念，指的是近幾十年以來各個學術領域對身體的新理解，不再把身體看成是一種不言而喻的東西，而開始考慮許多不同身體話語以及文化、社會跟政治上的影響。這種“身體轉向”反映出幾個不同的思路傾向——包括后現(xiàn)代主義開始解構一種傳統(tǒng)的身體/精神的二元對立；醫(yī)學跟生物學完全改變了我們對身體的理解；人類學、社會學等開始批判一些傳統(tǒng)對民族、人種等觀點的理解；性別研究中開始解構男/女、性/性別、異性戀/同性戀等二元對立；后人類主義解構人類/動物、生命/機器、生/死等二元對立。結果就是在該“身體轉向”下，許多傳統(tǒng)的對身體的理解都被排斥了，不過許多新的觀點以及研究方法也同時出現(xiàn)。

宋紅嶺博士《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正義倫理研究——以“身體政治”為中心》這本書的啟發(fā)點就是所謂的“身體轉向”。該書不僅較完整且非常清楚地總結了20世紀與“身體轉向”有關的一些主要概念，而且也對當代中國文學、文化以及政治所包含的身體話語跟身體概念做出了比較詳細的分析。從“文革”時期的革命敘事，到“文革”后的新啟蒙敘事，再到“70后”的消費敘事，此書十分詳細地分析了當代中國各個歷史階段對身體與政治的不同理解。

宋博士的這部論著運用了許多理論和研究方法，比如政治性的批判、文化研究的方法，以及心理學的分析等。這反映出許多不同的思想前提，不過其中也有許多十分重要的相似之處。比如說，書的第一章中宋博士詳細地介紹了法國心理分析家雅各·拉康所謂的“想象的層次”，解釋說“當主體與外界接觸時，人們所認識到的形象總是客體的一個變形，是人們想象中的形象”；同時，也介紹了拉康的“鏡像階段”理論，認為嬰兒是通過看“自己”鏡中的形象才建立了一種自我認同，才能夠把“自己”的身體以及身份看成是一種完整的東西。拉康認為鏡像階段就是嬰兒進入“想象的層次”的時刻。類似的，第二章中宋博士介紹政治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十分有名的“想象的共同體”概念——認為國家并不是一種本質性的東西，而是被“想象”出來的。具體說，安德森認為一些與“印刷—資本主義”有關的社會現(xiàn)象（比如報紙、期刊等）讓人民認出“自己”的國家，讓他們以為自己跟許許多多從來沒有見過面的同胞們都有一種十分密切的關系。

拉康跟安德森兩種理論之間的相似之處就是他們都認為自我或國家本來就是一種虛構性或者想象出來的東西。換句話說，他們都認為自我跟國家不是本質性的東西，而是文化、社會、思想跟想象所建構的現(xiàn)象。在此書中，宋博士所關注的觀點包括一種本質論的思想理路，把一些依情況而定的特征看成是基本的而且固定的因素。他不僅批評一種本質論的話語，而且他自己話語中也偶爾使用“本質”這樣一種概念或者詞匯，比如“本質上講”（用來描寫現(xiàn)代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存在著相反相成的異質同構關系”）、“本質特征”（反諷地用來說明后現(xiàn)代主義反對傳統(tǒng)本質論的影響）、“從本質上講”（用來描寫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一種新的啟蒙主義敘事，以身體為主，有別于一種傳統(tǒng)的“文革”話語）等等。不過最有趣的一個例子也許是此書第一次提到“本質”這個詞。在第一章第一節(jié)中，宋博士暗示中國傳統(tǒng)的道教在一些方面就預測了一些現(xiàn)代或者后現(xiàn)代的身體的觀點：“道家的觀念里，身體是自然天地的一個組成部分，存無全在天成。正像陰陽、高下、黑白、有無之間并不存在截然的對立一樣，有身、無身、貴身、賤身也沒有本質的區(qū)別?！比缓缶吞岬健兜赖陆洝分械睦印２贿^這里說明“沒有本質的區(qū)別”時，到底指的是哪種本質？是否指的是后來關注的本質論中的“本質”，或者是本質論思想理路之前的一種“前提性本質”？是不是像拉康的“鏡像階段”以及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一樣，只有一種整體性被“想象”出來以后，才有可能延遲地認出這種整體性以前的缺少？換言之，做思想史就不得不面對這種時代錯誤的冒險，不過只有通過這種冒險，我們才有可能創(chuàng)造出當前的歷史。

1. 杜克大學副教授。
2. Gustav Bergmann，“Strawson's Ontology，”Journal of Philosophy 57（19）：601-622（1960），reprinted in Gustav Bergmann，Logic and Reality（Madison，WI：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See also Richard Rorty，The Linguistic Turn：Recent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1992）．
3. Angela Delle Vacche，The Visual Turn（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2）．
4. Maxine Sheets-Johnstone，The Corporeal Turn：An Interdisciplinary Reader（Exeter，UK：Imprint Academic，2009）．